徐升

摘要：《战国策》是先秦时期纵横家集大成之著作，他们将各类游说、智谋、权变之事编纂成册，供后人学者学习揣摩。《战国策》中，刺客这一类形象尤其突出。他们虽不属于“游说权谋之徒”，但其言行举止仍然折射出纵横家独特的思想。本文着重分析刺客形象所反映的纵横家之独立思想与“人为”精神、“知己”观念与报恩思想、“任侠”思想与尚勇精神。

关键词：战国策；刺客形象；纵横家思想

纵横家的出现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有着密切联系。战国时七国争雄，诸侯国建矛盾利益复杂，征伐吞并频繁，“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于是此时出现了一类人物，他们擅长言辞论辩，习练游说之术，说服人君采取一己之见，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为所仕国谋取利益，古人称之为纵横家。《战国策》是纵横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详细记载了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纵横家的言行活动，集中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学说。书中塑造了大量风姿各异、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包括典型的纵横家代表人物，诸如苏秦、张仪、甘茂等人；也包括非明确属于纵横家的人物，诸如刺客、游侠、隐士之流。但他们身上同样具备鲜明的“纵横”气质，反映出纵横家独有的思想与特色。

《战国策》对于刺客事迹的描写集中在荆轲、聂政、豫让三人身上。刘向在《续录》中指出，纵横家即“游说权谋之徒”，据此，刺客一类人物并不能明确归入纵横家流派。《战国策》中所塑造的刺客形象虽然并非明确从属于纵横家，但其言行举止却折射出鲜明的纵横家思想及特色。本文将深入分析归纳纵横家的部分思想及特色，并进一步探讨刺客形象是如何折射出这种思想和特色。

一、独立思想与“人为”精神

《战国策》所体现主要思想之一是纵横家们强烈的独立意识。由于宽松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与诸侯国君求贤若渴的心态，“士”的重要性在战国时有了质的飞跃。此时，士人的自尊心理随政治地位的提升而进一步高涨。在出仕过程中，纵横家与诸侯间虽然存在上下级的从属附庸关系，但士人以纵横术为依托，傲视诸侯，体现出纵横家对于王权的对抗。苏秦以一人之力促成六国合纵，鲁仲连坚守道义拒不帝秦，颜镯发出“士贵耳，王者不贵”的狂言，都反映出纵横家礼抗王权、重视独立的思想。

通过《战国策》中出现的刺客形象，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士人之于君王的独立意识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谋士的言辞、外交是固然纵横家改变国家命运的手段；刺客的行刺之举同样被认为是辅国策略之一，并被寄予极高的希望。《战国策·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一节中，作者借唐雎之言表达了纵横家对于刺客的看法：“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这篇策文流露出纵横家对于刺客的赞赏敬佩之情。唐雎把专诸、聂政、要离等刺客划归于“士”一类，并对其刺杀行动赋予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是能左右天下局势的举动。刺客行刺的出发点通常是所从属国家的利益，但从对抗敌国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动使专制王权受到了威胁。某种程度上，成功的刺客具备颠覆政权的力量。这就体现了纵横家独立于王权、足以与王权相抗的特色。根据《战国策》中的刺客形象及事迹，纵横家一派崇尚身份独立、追求重要地位的思想心态便一望而知了。

此外，与讲究顺应天道、崇尚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相比，纵横家思想更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为”精神。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战乱频繁，政治局势错综复杂，但纵横家们不讳被卷入政治与权力的漩涡，反而采取了一种较为激昂的态度主动参与其中。纵横家积极投身于各国间的利益交锋，凭借一人之辩才谋略改变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奇闻异事常有发生。譬如颜率斡旋于周、齐之间而保全周之九鼎，苏秦促成合纵最终身居六国相位，范雎献远交近攻之计促使秦国强大等等。由此可见，纵横家十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主观能动性，他们旨在通过个人力量支配下的实践活动，完成国家局势的扭转与个体命运的改变。

《战国策》中刺客行刺之举多半亦属于辅国策略，只是这种手段更为血腥和极端。譬如《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中写道：“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贽，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大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诸侯得合从，其偿破秦必矣。”燕丹从秦国逃亡回到燕国时，秦兵即将伐楚临赵，对燕国的存亡安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此时燕国危在旦夕，太傅鞫武约连各国以抗秦的计策显得过于拖沓，并不适用。于是燕丹通过田光结识了荆轲，希望以刺杀秦王的方式挽救燕国。荆轲刺秦的目的在于以一人之力救燕破秦，虽然刺秦行动最终失败，但其性质与部分纵横家进行反秦政治斗争相差无几。《策》文着力描写易水送别、上殿献图等过程，将荆轲塑造成为谋略、胆识过人的英雄形象，其赞扬感慨之意溢于言表。由此可见，荆轲这一刺客形象，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纵横家强调积极进取，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推崇英雄的思想与特色。

二、“知己”观念与报恩思想

纵观《战国策》全书，不难发现纵横家受杨朱思想和利己主义的影响较深，具有鲜明的自我中心特色。事无定主、朝秦暮楚是纵横家行事的一大特征；用今天的目光来看，纵横家们奉行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信条。但纵横家中却有一小部分人秉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贯彻“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忠贞不渝地坚守“知己”情谊。《战国策·齐策六》“貂勃常恶田单”一节中，貂勃常中伤安平君田单，田單听说后非但不怒，反而对貂勃颇为赏识。他宴请貂勃，恭敬听取其意见，并将其推荐给齐襄王。而后襄王的九个宠臣企图谋害田单，貂勃听说后便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安平君种种功绩，最终保其平安，报答了安平君的知遇赏识之恩。可见纵横家思想中，“感念知己”、“有恩必报”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战国策》记载的刺客事迹中，这种思想则更为强烈明显。《战国策·赵策一》“晋毕阳之孙豫让”一节中，豫让三次行刺知伯仇人赵襄子，甚至不惜忍受毁容吞炭之苦，都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豫让在知伯遇害后长叹“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并在赵襄子质问他为何怀有复仇的深切执念之时答道“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策》文借豫让之口阐述了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并流露出感慨赞叹的语气，足见在知己意识影响之下纵横家对报恩思想的推崇与重视。

此外，《战国策·韩策二》“韩傀相韩”一节中，虽然严遂礼遇聂政是出于寻人复仇的目的，但聶政依然深感其知遇之恩。《策》文所记，“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聂政虽然未受百金之礼，却深深感念于严遂不顾身份的礼遇之情，为此，在母亲逝世后他愿意豁出性命刺杀韩傀。且聂政为了不牵连严遂，甚至行刺成功后不惜毁伤容貌，自行抉眼屠肠，足见其义烈之情。

以上两篇《策》文记叙了战国时两位著名刺客豫让、聂政的生平事迹，虽然这与纵横家无直接关联，却仍然被选为揣摩习练纵横之术的范文，可见纵横家对其重情重义、不惜以死相报的知己观的推崇敬佩之情。加之《战国策》中又记载有田需、齐貌辨等人对于知己报恩观的明确阐述，苏秦报燕昭王知遇之恩、冯谖报孟尝君宽谅之礼等事迹，纵横家的“知己”思想与报恩意识便一览无余了。刺客作为特殊的“士”，他们仇怨分明、甘愿献身的刺杀行动则是纵横家知己报恩观在另一维度上的投射。

三、“任侠”思想与尚勇精神

“任侠”思想并非纵横家专有。“侠”的观念起源于墨家“非攻”、“兼爱”之学说，加之战国时期游侠之风逐渐兴盛，纵横家不免也受其影响，产生了带有“任侠”色彩的思想。虽然纵横家们的活动多半受切身利益的驱使，但借智勇之力扶助弱小的仗义之举却不乏先例。

如《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一节中，秦国包围邯郸，魏国晋鄙之军畏秦而不敢相救。赵国危在旦夕时，周游至赵的鲁仲连挺身而出，坚持正义力主抗秦，与前来劝降的辛垣衍辩论周旋，为平原君调遣军队争取了时间，最终解邯郸之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并酬以千金，他坚决推辞不受：“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从中可见纵横家“任侠”思想的核心即扶助弱小且不图利益。其余事迹如唐雎不辱使命、颜率保周九鼎等，某种程度上也都体现了纵横家不畏强权的“任侠”思想。

这种“任侠”思想也投射在《战国策》中的刺客形象上。《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一节中，燕丹求助于田光，田光重“节侠士”之名，自杀以激励荆轲；荆轲在田光、燕丹等人影响下便毅然负起刺秦重任。虽然最后荆轲刺秦以失败告终，但就刺秦事件本身而言，荆轲此举凭一人之力欲扶国之将倾，无愧于“侠义”二字，体现出纵横家思想中的“任侠”精神。《策》文中还详细描写了易水送别的场面，荆轲慷慨悲歌，其英勇仗义、视死如归的人物形象阐释了“任侠”精神。《策》文中流露出对荆轲侠义之举的钦佩之情，可见纵横家对这种“任侠”思想的崇尚与赞美之情。此节《策》文的结尾部分交代了荆轲刺秦的后续事迹。在荆轲失败、秦国统一天下后，高渐离为了复仇也走上了行刺秦始皇的道路：“其后荆轲客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中而死。”可见这种精神并未因某次失败的刺杀而湮灭，纵横家扶助弱小、反抗强暴的“任侠”思想一直传承了下来。

纵横家们的人生价值往往需要通过四处奔走、游说君主来实现，而凭借心术、谋略换取声名利禄是一条艰险之路，因此纵横家们拥有无所畏惧的尚勇精神。这并非莽夫蛮力之勇，而是士人谋略之勇，是能够自如斡旋在权利、诡谋和政变间，沉着应对不测之变的胆略智勇；。游说、入仕、实施谋略等环节几乎都要直接面对代表当时最高权力的诸侯国君，因此，纵横家们需要过人的胆略勇气、非凡的谈话技巧和迅速应变的能力。这使纵横家一派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惧权势、冷静应对的“尚勇”精神。例如楚王被张仪所欺骗，自认能得秦国六百里土地时，“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陈轸敢于在楚王得意之时指出其错误，发表不同的见解，其胆略勇气可见一斑。

而在《战国策》中塑造的刺客形象中，这种“尚勇”精神益发鲜明。“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一节中，刺客间举止言行的对比使荆轲的胆略与智勇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秦武阳是燕国勇士，“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但刺秦之时秦武阳却因恐惧而色变，而荆轲却能够面不改色应对自如，足见其胆略心术。能够在朝堂之上无惧强权、泰然自若，并尽力达成所负使命，即便刺秦以失败告终，荆轲的事迹依然可看作是纵横家“尚勇”思想的最高体现。唐雎遭到秦王的无理诘难之时，表现出“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的思想，不惜效仿刺客之举与其同归于尽，最终使秦王从“怫然”转为“色挠”，并“长跪而谢之”。唐雎虽非完全意义上的刺客，但他身上具备刺客的精神与特质，此次行动也可看作是纵横家尚勇思想的重大胜利。

注释：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553～554页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679页

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中华书局2016.1，第240页

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中华书局2016.1，第242页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593页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437页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686页

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中华书局2016.1，第44页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684页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682页

张彦修注说《战国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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