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伟

〔摘要〕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起着主要作用。他参与发起思想启蒙运动，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创造了基本前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并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早期马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发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初步阐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构想，谱写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最初华章。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4-0092-0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一书指出：“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李大钊就义9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李大钊在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主要贡献进行系统分析、论证，以缅怀和学习他的精神和思想，同时也期盼能够对推动李大钊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绵薄之力。

一、参与发起思想启蒙运动，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创造了基本前提

“旧者不蹦，新者何由而建，幻者不灭，真者何由而成？”〔1〕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传入中国，是以否定旧的不合理的思想为前提条件的。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们陷入深深的绝望和苦闷之中。特别是当时泛起尊孔复古思潮，宣传封建伦常，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攻击民主共和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理念。面对封建复古思想的反扑和民主制度的巨大危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同封建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高扬反封建旗帜，冲决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为早期马克主义思想运动扫除思想障碍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学因为与封建君权相结合而政治化，封建君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因而孔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批判，抓住了反封建的核心。针对当时的尊孔思潮，李大钊指出：不应当迷信孔丘，而应相信真理。孔子生于专制之时代，是“数千年之残骸枯骨”〔2〕，“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3〕他坚决反对一切迷信和偶像崇拜，宣传“真理之权威”。在此基础上，进而批判了整个封建伦理道德。他说：“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4〕孔学代表封建“专制社会之道德”“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批判孔子所代表的旧道德，“乃掊击专政政治之灵魂也”〔5〕。李大钊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态度十分坚决。他表示，为了促进新道德的确立和旧道德的迅速崩溃，“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6〕他勉励青年要与旧的传统思想决裂：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7〕“涤荡历史之积秽”，〔8〕不要让“僵尸枯骨”束缚自己。李大钊坚决而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的战斗精神，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激发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真理、革新进取的开拓精神，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准备了条件。

2.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现代价值理念，破除专制和愚昧，为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不单单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更是一场在文化心理层面的价值重构运动，民主和科学就是这场运动追求的现代价值理念。这种全新价值理念的提倡，为中国从思想文化领域走向现代化的大门，提供了新的血液和新的动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发表文章，抨击复古专制，鼓吹自由和民主，成为和陈独秀齐名的主将。他指出，民主是世界潮流，“时代之精神”，〔9〕“人的自主之本能”。〔10〕中国长期动乱不止，“乃君主专制之祸耳”。〔11〕这与世界潮流、人的自由、平等本性相违背。“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12〕因此，国人应以“断头流血、万死不辞”〔13〕的精神为民主、自由而斗争。在李大钊看来，自由最主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然而，“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14〕。在封建纲常名教的禁锢下，“群之人视彼性圣之嘉言懿行，正若天经地义，莫敢或违”〔15〕，“失却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16〕为此，他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紧跟世界潮流，破除对圣贤经训的迷信，争取思想言论自由，个性解放。尽管李大钊这时提倡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在当时却是反对封建专制的强有力的武器。这为他后来主张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举起的又一面大旗。李大钊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号召人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指出：“二十年以前，洋海始通，西学输入，缙绅先生尚持天动地静之说，而以为其技淫巧焉。今地球环绕太阳之理，声光化电之学，虽在童騃，亦粗知其义矣。”〔17〕科学能帮助人们认识真理，破除愚昧和迷信。他说：“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基于科学，寻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18〕他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和科学方法认识事物。认识事物，“一再查事之精，一再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19〕惟其如此，才可达到“真实之境”。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20〕由此可知，五四以后的科学思潮发展成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科学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绝不是偶然的。

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将现代民主理念和科学意识注入中国思想文化，符合当时的时代主题和历史潮流。“民主与科学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21〕正是在反对专制和迷信，张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3.唤醒国民集体意识，发掘实现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主体力量

陈独秀、李大钊等认为，以往救国斗争成效甚少，就在于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因此，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造成“新中心势力”。〔22〕

和陈独秀一样，李大钊把改造国民性的重点，放在青年人身上。 他指出，“青年者，国家之魂”。〔23〕“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语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耳中，鲜不勃然变色，思与四亿同胞发愤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24〕青年担负着创造“青春中华”的历史大任。“国家一日不可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25〕他欲以《晨钟》之声，为“青年之舌”，从而“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26〕他告诫青年不应局限于个人利益的小圈子，“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27〕；而应当“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28〕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他激励青年：冲决历史之网罗，摒弃现代“虚伪之机械生活”，摆脱追求个人利禄之途，“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29〕李大钊的这些气势磅礴、富有勇猛革命气概的论述，有如催征的战鼓、冲锋的号角，激励了广大中国青年的革命进取心，促使五四后一批爱国青年自觉担负起拯救中华的历史责任，并经过各自的摸索，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后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30〕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禁锢，营造了自由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和社会条件。正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五四以后迅速传播。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功不可没。

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之中，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开拓者。

1.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理论基础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作，热烈地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展开了系统的宣传和阐释。

关于唯物史观，他指出，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的要点是：阐明“经济的构造”和“精神的构造”，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的辩证关系。他认为，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1〕“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可能避免的。”〔32〕从而肯定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他研究唯物史观，目的明确：“就是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的压迫下救济出来。”〔33〕

关于政治经济学，李大钊重点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他称剩余价值为“余值”。他说：“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的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 value）。”后来，他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中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破了资本主义下的秘密。”〔34〕因此，他认为在未来社会，“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35〕李大钊通过宣传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阐述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秘密，指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号召工人联合起来推翻旧社会。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它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命运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36〕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只是以人的理性为依据，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指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马克思是“主张除了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阶级斗争是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方法”。〔37〕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照政治方面而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因为，“在革命时期，为了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38〕

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后，李大钊就以此为武器，通过写文章、演说和授课等多种途径，满腔热忱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对各种反动思潮的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2.培养和造就革命骨干力量，为建党准备了干部基础

马克思主義思想运动，是由许多人参与、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培养和造就骨干力量，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李大钊十分重视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革命骨干，使他们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中发挥桥梁作用。

五四时期有一首广为流传的小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李大钊学贯中西，忧国忧民，待人宽厚，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许多青年都视他为自己的导师和革命的引路人。他们在他的革命思想和高尚品格的熏陶下，或发表文章、或创建青年社团等，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39〕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时，毛泽东感概地对身边同志说：30年前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五四时期，周恩来曾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深受教育和启发。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后，李大钊应邀前往天津，发表讲演，指导工作。在他的影响下，觉悟社的一些成员成长为革命骨干。邓中夏是李大钊的学生，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何孟雄、廖伯英、张太雷、王尽美、赵世炎、蔡和森、瞿秋白等一大批先进分子，经过比较、鉴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现代民主意识，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他们是时代的精英。〔40〕这个群体的形成与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3.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41〕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工人运动结合，才能发挥巨大力量，也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力量。为促使工人运动从自在向自为转变，明确自身的伟大历史使命，李大钊十分重视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1920年1月，李大钊撰文，号召“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家”。〔42〕在他的领导下，北京的先进分子开始到洋车工人和北大印刷工人中组织工会。1920年五一劳动节，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号召知识分子不要空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而要到“劳工”中开展工作，并领导了北京的纪念活动。1920年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音》，面向工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等建立了长辛店补习学校。李大钊还亲自来校视察和授课，宣传工人革命思想。1921年5月，在李大钊关心和指导下，长辛店工人举行了纪念五一节大会，并正式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工会，上海《共产党月刊》称之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李大钊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促使工人阶级走上了自觉的团结斗争的道路，推动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4.投身党的创建活动，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奠定组织基础

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動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李大钊积极投身于党的创建活动之中，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时，二人商讨了建党问题，此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讨论了建党问题。1920年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不久，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改为北京支部，李大钊任支部书记。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活动有：筹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培养党的后备力量；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论战；通过出版工人刊物、创办补习学校、建立工会等形式发动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李大钊还派人去天津、太原、唐山、山东等地建立党、团组织，指导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呼吁：“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43〕他最早公开提出了建立全国性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主张。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京，同李大钊商谈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前往上海商议，正式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因为有了坚强领导核心和组织者，将不断谱写辉煌壮丽的篇章。党的一大后，李大钊领导和发动北方工农运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为祖国的复兴、人民的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三、理论联系实际，谱写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最初华章

1916年8月，李大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他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44〕1917年4月，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中提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45〕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提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第一人。李大钊曾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46〕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构想，谱写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最初华章。

1.“既反帝又反对军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和条件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源。李大钊据此指出，改革这种社会唯一的方法，“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47〕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48〕“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本身。”〔49〕因此，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社会制度。

如何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呢？1922年6月1日，李大钊联系中国实际指出，“鉴于中国国内军阀政治的残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澌灭殆尽了”，“客观的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50〕军阀绝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他们也绝不可能改造中国。“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实现民主主义”。〔51〕1922年双十节，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地方党组织向群众散发了《敬告国人书》《敬告劳动者书》，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实行‘暴力革命。”“惟有‘革命是救中国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和条件。

2.“造成中心势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力量

与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相比，李大钊更早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1914年11月，李大钊就指出：“今有存者，惟此新势力耳。新势力维何？即群众势力。”〔52〕1917年4月，他提出应“由中流社会之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托”〔53〕，表明他比较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撰文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20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一种伟大不可抗拒的社会力”〔54〕。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性运动。由此，李大钊指出：“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改造社会的基础势力”，“比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55〕；应当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群众必将“自己解放自己”。他坚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56〕“民众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基础”。〔57〕

李大钊指出：“反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58〕即广大的普通民众，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力量。李大钊亲自领导了五四运动和二七大罢工，认识到工人阶级具有最彻底、最坚决的革命性。他指出，“过去和将来的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59〕他认为，农民是劳工阶级的大多数，“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60〕；“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61〕“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62〕；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具有革命立场，应该“帮助他们”，“扶助他们”。基于此，李大钊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主张：“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63〕

3.“社会主义之实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64〕的李大钊看到了新希望，他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5〕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李大钊的结论。

社会主义不但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也是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李大钊在考察了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后，明确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66〕他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67〕

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运动，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李大钊从社会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他指出，在政治方面，必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法律方面，必须“废除私有权及遗产制”，确立公有制；在经济方面，使劳动的人“得全收利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首先必须通过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接下来，“所欲望解决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68〕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大资本的企业收归国有，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69〕

4.“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就提出“国且以赖党以昌”，〔70〕但他不可能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使李大钊深受鼓舞。他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党，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71〕由此，他期盼在中国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李大钊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1921年3月，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事业》中指出：“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72〕

然而，“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73〕所以，李大钊疾呼：“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74〕

那么，应在中国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党呢？李大钊主张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政党。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看，“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75〕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在李大钊等的推动下，这样一个党终于在1921年成立了。从此，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经过90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31〕〔32〕〔33〕〔34〕〔35〕〔36〕〔37〕〔38〕〔42〕〔43〕〔46〕〔48〕〔53〕〔55〕〔56〕〔57〕〔58〕〔60〕〔61〕〔63〕〔66〕〔67〕〔68〕〔69〕〔72〕〔73〕〔74〕李大钊文集：下〔M〕.人民出版社，1984.465，50，18，711-712，543-544，373，334，38，572，202，444，34，776，466，17，64，239，648，834，208，890，455，446，613，671，442，444，444.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2〕〔23〕〔24〕〔25〕〔26〕〔27〕〔28〕〔29〕〔44〕〔45〕〔52〕〔54〕〔62〕〔64〕〔65〕〔70〕〔71〕〔75〕李大钊文集：上〔M〕.人民出版社，1984.263，264，264，264，264，264，204，200，157，158，175，175，158，247，161，167，171，261，446，466，177，178，181，202，198，177，181，450，107-108，603，648，565，603，1，672，599.

〔20〕列宁全集：第47卷〔M〕.人民出版社，1990.477.

〔21〕 肖华平.新文化运动必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12.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700.

〔39〕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記〔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23.

〔40〕 张静如.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贡献〔J〕.北京党史，1994，（6）.

〔41〕 斯大林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3.145.

〔47〕〔49〕〔50〕〔51〕〔59〕李大钊全集：第4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95，97，96，9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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