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玉涵

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张悦然坐在教室里，一连串带有各种计算机专业术语的英文从她耳边经过，没有一丝停留，或者说，她根本没想留住它们。她才睡了两个小时，天蒙蒙亮时，她刚刚钻进被窝。

她又进入到了那种失控的写作状态里。只要一坐在电脑前，她就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再也不愿放开。从黑夜写到天明，如果不是意识到接下来还要上课，恐怕她还会一直这样坐下去。

落在椅子上的衣服兜里突然发出了“嗞嗞”的声音，张悦然回过神，掏出手机。是一条国际短信，来自中国。她一字一句地读完那条信息，随即开始坐立难安，看了一眼时间，距离下课还有五分钟。

铃声响起时，其他人还在收拾着课本，张悦然抄起早已收拾好的书包直奔学校机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开了萌芽论坛的界面——之前发表在《萌芽》杂志上的作品不仅在论坛上引起了热烈讨论，还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

荧幕四周散发出柔和的白色光晕，张悦然“唰”的一下红了眼眶。

挣脱

张悦然从不穿校服。她总是把校服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经过校门的时候，勉为其难地把它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一进校门，她又会马上脱掉。在张悦然的意识里，校服是一种泯灭独特个性的东西，“特别特别讨厌”。

“我就是不想跟所有人一样”，张悦然说。当按照循规蹈矩的教育一步一步走到高中的时候，张悦然显然已经对努力扮演好学生的角色感到非常不耐烦了。

她的自我意识变得很强，厌倦千篇一律的集体生活。她读了村上春树、杜拉斯，看了阿尔莫多瓦的电影，还听了一些音乐，这些片段拼凑在一起，一点一点在她的脑海中勾勒出一个有趣的世界。那个世界很酷，却与她的高中时代格格不入。

“高三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离经叛道的边缘了，还好勉强撑下了高中阶段。”张悦然的叛逆始终是适度的，她的内心甚至还惦记着维系一个还可以的学习成绩，也没有做出什么真正意义上出格的事。

按照父亲的意愿，19岁那年，张悦然成为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新生。好在，她终于自由了，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了济南——那座待腻了的城市。

到新加坡后，她飞快地打了耳洞，但打耳洞带来的短暂的愉悦感并没能支撑太久。她发现即使刚刚从一个集体的约束中挣脱出来，却还是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种自由。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开始蔓延，读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每天面对着枯燥的代码，成绩下滑得厉害，这种生活让张悦然感到很痛苦。她挣扎着，想抓住一些东西。

她开始写作。每天写作的时间越来越久，也越来越失控。到最后她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写作上，甚至快不能维持基本的学业。

她想起了儿时兴冲冲写好的无数个故事的开头，想起了发表在高中校刊上的小说，想起了让她获得了一点荣誉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想起了她在萌芽论坛上收获的读者的支持。她发现，原来写作一直陪伴着她。“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跟写作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这也让我比较快地就选择了写作这件事情。”

大学毕业那年，张悦然已经出版了五本书。第二年，《誓鸟》出版，首印20万册三周卖光。这个成功对于当时才24岁的女孩来说，好像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潜沉

张悦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为了一名作家，“作家这个身份，如同一件忽然派发下来的制服，并不能算合身。”

她开始需要不停地奔波于各种文学之外的活动，张悦然忽然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作家的角色。除了单纯的写作以外，她不仅要学会经营自己的作家身份，还要维系自己的名声。

她发现自己无法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大学的时候，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从我不喜欢的专业、我不喜欢的生活里面挣脱出来，然后过上了一种我觉得自由的生活。结果很快发现这个生活也是套路。”

与此同时，她也感受到了压力。“从大二开始写作，我就没有做过任何一份别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除了写作就是以作家身份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只有24岁的人来说是挺可怕的。”

一直以来都被文学保护着的张悦然不甘于就此被隔绝，这一次，她决定跳到保护层的外面吸收现实的养分。她为自己寻觅了两个新的身份——杂志《鲤》的主编和高校教师。

在去学校教课的第一个学期，张悦然还很不适应。“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需要准时到那个程度，因为我们晚几分钟就算教学事故，要特别特别准时。”一个学期下来，张悦然焦头烂额，甚至觉得当老师比当学生还累。

几年过去了，张悦然似乎真的从很久之前那个不切实际而又懒洋洋的文艺少女中慢慢抽离出来，在这些真实的身份里工作和生活着，感受着这些身份带给她的种种烦恼和快乐。

就这样突然停下来，曾经一年能够写出两部长篇佳作的高产作家，看似在做着跟写作不太相关的事，难免会有人问起。

好在写作对于张悦然来说是一件内部的事情。即使经常自我怀疑到被消极的情绪裹挟，但当她真正沉入到小说创作里的时候，就像又回到了文学的保护壳里，把自己跟外界的纷杂隔绝开来。

“就有点像沉入了一个水底，你憋一口气扎入水里，外界那些声音你就听不到了。”她喜欢那种扎到水里的感觉，与世隔绝，安静而专注。

对话

1977年，张悦然的父亲告别了他工作的粮食局车队，走进学校的大门。那时，出身中文系的他还怀揣着一个文学梦，于是写了第一篇小说《钉子》，源自他少年时代目睹的一个真实事件——隔壁楼的一个医生在“文革”批斗中，被人往脑袋里摁入了一枚钉子，之后渐渐失去言语和行动能力，变成了植物人。

这篇小说当时由于“调子太灰”而没有被采用。时隔多年，他无意中提到这篇小说和钉子的故事，却被当时还是孩子的张悦然听到了。这颗可怕的钉子牢牢地钉在了她的记忆中，留下了難以磨灭的印象。

当张悦然向父亲宣布要把钉子的故事写成小说时，父亲并没有当回事。直到他发现，张悦然竟跑到那间医院做了调查。

2011年除夕夜，接近零点的时候，张悦然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点亮整个夜空的焰火，在一片喧闹声中写下了《茧》的开头。在《茧》的故事里，男女主人公程恭和李佳栖以双声部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文革”背景下钉子案件所引起的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和命运纠葛。

书中的女主人公李佳栖对于父亲有着强烈的情感，她用尽全部的力气去追寻父亲的故事，对父亲的历史和过去交付了她全部的感情，然而最终也无法得到回应。

父亲的意象在张悦然以往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儿时的张悦然成长在一个父权环境中。沉默的父亲在张悦然心里一直以来都是一堵很高的墙，在之前的很多小说中，她都有一种感觉，她在跟这样一堵高墙对话，或是赤手空拳地去打这堵高墙，试图把它破坏掉，又或者试图从它上面翻过去。

然而在《茧》里面，父亲的形象却变弱了。“他不再是一个强大的象征，反而变成了一个有点虚弱的、走远了的背影这种感觉。因为你长大了，看清楚了，你知道他也是软弱的。你知道那些所谓的带有男权色彩的压制着你的东西，它可能也是会坍塌的。所以我觉得《茧》里父亲的这个形象可能比之前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完整。”

当问到父亲对于《茧》的评价时，张悦然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我也没有问过他，他也没有跟我讲，我们就假装没有这个事情一样。”

所以当张悦然想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一直渴望的跟父辈的对话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些话不能在现实中说，为什么非要用写作的方式去说呢。

张悦然以一部《茧》兑现了她对自己的期许，但还是不小心透露出一点少女时代的哥特气质。在《茧》里面，我们依然能找到很多哥特式的东西。比如死人塔的场景，比如两个小孩子以病房里的植物人为道具玩过家家。这感觉就好像一个在严肃场合里偷笑的孩子，褪去沉重和浮华，她仿佛还是那个叛逆的哥特少女。

张悦然就这样始终夹带着少女时代残存的那一丝哥特气质越来越接近自己寻觅的文学，就像她调侃的那样——哪个作品都会被说成是转型，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转了三百六十度，感觉又转回去了。

她并不觉得这次是一次煞有介事的转型，“转型真的是一个特别外部的词。对于作家来说，写作中所有的变化都是有迹可循、循序渐进的，所以不存在这种所谓忽然之间的转型。一個作家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型可以去塑造，她就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