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QDK全媒体记者 周神青

社会观察

资本下乡 农村变样
——重庆城市资本下乡助力城乡统筹发展调查

文︳CQDK全媒体记者 周神青

2017年5月26日，当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公布之时，人们发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构建产权清晰、权利平等、成果共享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成为重庆未来五年的重点发展目标。

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目标？

此前，市政府研究室和市农科院曾在《引导城市资本下乡 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调研报告中提出，引导城市资本下乡，是破解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难题，搞活农村经济的关键。

事实上，作为国务院最早确定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近年来一直把引导城市资本下乡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重要一环，并通过“新型社区、户企合作、社企结合、建立产业园区”四种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重庆市工商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市已有逾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到农村经济中，投资金额已逾1500亿元。

大量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给农村和农民究竟带来了什么？对他们的投资以及资金的使用该如何进行规范？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进行了调查。

永川区黄瓜山美丽乡村 图//永川区委宣传部

资本下乡 农村变样

改变一：资本下乡 项目落地

“这么大的变化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如今不再外出打工的杨兰，每天在家里要做的事就是伺候菜地里自家吃的蔬菜，以及到村里蓝莓园打零工，“蓝莓园里活不多，一个月下来却有1000多元的收入”。

杨兰的家在永川区吉安镇尖山村。近年来，这里建起了一栋栋典型巴渝风格的民居，有着统一的黑瓦白墙和精致的木格子窗户。房前屋后，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但2009年前的尖山村，还不曾摆脱“贫困村”的称号。那时候，杨兰和丈夫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饭和孩子读书，在城里建筑工地上打过零工，也在餐馆里做过服务员，可赚来的钱只能维持一家的基本生计。

2009年，城市资本的到来，让尖山村开始了“蝶变”。

这一年，在企业注资下，黄瓜山开始发展乡村旅游。

很快，杨兰发现，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惬意。

“现在，家里每年有近两万元的纯收入。”杨兰说，原本家里有三亩多农田，2009年，她将这些农田流转给了重庆蓝越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蓝莓园，并到蓝莓园打起了零工。

“我们一家六口人，每人每年土地流转金为1200元。在蓝莓园里打工，我和丈夫每人每年也能挣个五六千元，一年下来就是两万余元。”杨兰算了一笔账。

据了解，在重庆，城市资本下乡打造乡村旅游项目，除永川黄瓜山片区的尖山村外，还有九龙坡区的千秋村生态农业园项目、涪陵区蔺市镇美心统筹城乡发展示范项目等，目前发展态势都基本良好。

“据统计，近三年来，项目实施区域农民年人均收入较项目区外高出近1000元，收入年均增长20%左右，无论是农村还是农民，较之以前都有了很大变化。”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改变二：资本下乡 有米可炊

城市资本下乡，在改变农村和农民的同时，也让一些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生产经营理念得以改变。

在种了20多年的地后，45岁的梁平区新盛镇农民王新生，眼看邻村由企业投资的农业基地发展良好，遂决定拿出全部积蓄，跟企业合作，在村里开办家庭农场。

2013年，当王新生作出这个决定时，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家庭农场，重庆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指导性意见》，着力引导像王新生这样既懂农业技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农民从事农业经营。

2013年12月，整整一个月，王新生一直在忙着挨家挨户做工作，希望能将村民的一部分土地流转过来。他打算，家庭农场成立后，在这些地里养殖猪羊、种植瓜果蔬菜。

这天上午，王新生紧锣密鼓地跑完几户村民家，效果都很明显，很多村民都认为，这对村里来说是件好事。家庭农场开起来后，他们不但土地有租金收入，还可以像邻村村民那样，就近打零工。

不仅如此，城市资本下乡，也让一些过去困扰乡村发展的问题有机会得以解决。

同样是在永川区吉安镇尖山村，村里旅游发展起来后，道路、农田水利、沟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村里的道路修好了，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地里农田水利设施也重新进行了修整……”对于村里的变化，杨兰如数家珍。

“农村的发展难就难在资金，尽管国家财政每年都有一些资金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城市资本下乡后，对我们农村的投入，将有助于改变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的局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压力也将因此而大大减少。”尖山村村主任黄远全说。

资本下乡 风险伴生

城市资本下乡，在改变农村、为农民带来效益和收入的同时，带来的风险也不少。

风险一：资本下乡 亟待规范

2014年，重庆一乡镇就接连两次出现了同一起土地流转纠纷。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

该乡镇下辖的三个村与一家企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合同约定，1000亩土地，年租金每亩1000元，每年分两次付清。

由于市场因素，这个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临时性困难，未能按时支付流转费用。

“十天内不付钱，我们把地收回来！”面对企业负责人，三个村的领导撂下“狠话”。其实，双方都明白，收回土地并非上策。

规模化生产，已经打破了原有的田垄，农民即便拿回土地复耕，也要费些周折，更何况远不如流转出去的收益高。

其实，近年来类似的事件并不鲜见。

一方面，农业项目周期长、风险大，而城市资本往往不熟悉农业，有可能产生盲目投资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管理经营难度较大。

“无论是城市资本，还是其他经营主体，到农村投资经营，一旦经营出现问题，涉及的农民就是成百上千。”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非粮化”“非农化”的现象也日益引人关注。城市资本下乡，往往都是从事果蔬种植、农业观光或农产品加工等利润高的产业，极少会去种植利润低的粮食作物。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资本下乡，客观上也抬高了土地流转的租金。虽然农民从中有所获益，但其对粮食种植带来的负面影响业已显现。在部分地区，一些种粮大户因土地租金提高而难以为继的情况时有发生。

“城市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隐患，应加以规范。”有专家建议。

风险二：资本下乡 监管缺位

四年来，王新生和企业一起开办的家庭农场效益很是不错。尤其是蔬菜，几乎没有歇种的时候。

但王新生并没打算扩大规模，而是与村里两家合作社构建了紧密关系，以弥补其自身生产能力的不足。

“不敢走得太快，快了就容易出问题。现在获得资金和土地都不难，难的是管理和产品的同质化问题。”王新生开始意识到，城市资本下乡，如何实现差异化有序发展，应当引起重视。

其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后，全市一些主管部门和企业主已经开始思考：在整个农村改革进程中，城市资本究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任务。

2016年6月，市农委、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市工商局共同出台《关于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指导意见》，对引导城市资本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等问题加以明确。

2016年10月，市政府印发《重庆市农业农村发展“十三五”规划》，再次指出要健全城市资本租赁农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探索建立城市资本农地租赁风险保障金制度，禁止以农业为名圈占耕地，从事非农建设。

“在城市资本下乡的过程中，除了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更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使城市资本的优势与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得以有效对接。”有专家表示，“比如在某一区域内，农业要往哪个领域发展，需要什么类型的城市资本，政府要有相对明确的政策导向，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