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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

2017-07-29何可倩

科教导刊·电子版 2017年18期
关键词:基层建设

何可倩

摘 要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结合点,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这一重大战略不仅逐步缩小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合理的配置了资源,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生命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更加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农民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促进城乡居民的平等。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不仅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水平,促进了农村居民意识的转变,使农村居民成为社区的主人,这便要求农村居民能够积极响应和配合农村社区的发展与变迁;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与人和享用者,其对社区的认知、了解、依赖感都将影响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成果,因此了解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有效的利用积极因素促进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对完善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 农村居民社区 基层建设 参与意愿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决议,加快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快速的缩短了农村社区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在经济收入、生活质量、文化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差距,也逐步实现了传统的城市化不再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唯一路径,居村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市民化,成为居村市民,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也是成功的将新型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进行对接的重要途径。

1理论基础

社区作为人类生产和活动的基本场所,其概念的提出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成名作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從权威且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有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力量形成的,同时他还强调,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美国社会学教授盖尔平将农村社区定义为:“一定区域范围内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的不同点集中在社区不仅承担着生活和管理功能,还承担者生产的职能。因此,农村社区不仅具有经济功能;也发挥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文化以及社会管理功能。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要场所,同时也兼具生产任务、协调社会关系、文化建设等多重任务。

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平等地参与社区决策、发展以及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过程,社区参与是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基础,同时也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过程、方式和手段。居民长期的社区参与,既是社区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力量,也是社区建设的目标和本质所在。

农村居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的主体,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参与的积极性也影响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成果。新公共服务学说中明确了公民的参与与社区治理的紧密关系,强调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才能达到社区治理的最优效果。孙璐在《利益、认同、制度安排》中对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进行了总结,她认为这种动力来自于两方面:“追求共同利益和追求情感满足价值认同”。[]由张春龙、张卫在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社区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衡量社区文化建设是否有效的标志之一”。[]在以农业及基础性经济活动为主的新型农村社区,由于地缘、亲缘、血缘、业缘的优势,其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及合作意愿不仅影响居民的经济收入,也对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互动、角色认同、社区归属(依赖)、心理认同感、集体认同以及共同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2.1调查的基本概况

2.1.1 S社区基本概况

珠海市S社区总面积约为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00亩,由原有的7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现有户籍人口418户共1649人。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以水产养殖、农产品耕种为主。2013年,S社区通过竞标成为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单位,得到市、区、镇三级创建资金约5770万元,其新农村建设分为污水处理系统建设、道路硬底化建设、“一河两岸”建设、文化、旅游、沿河绿道建、桑基鱼塘建设项目等几个板块。

2.1.2被调查者情况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结构式访谈法,分为三个阶段递进式进行。问卷调查法采用10%的随机抽样,为了考虑到被调查者的代表性,尽量在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方面有所不同,通过居委会以书面形式发放调查问卷165份,回收问卷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5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12%,符合分析要求。

表1显示的是被调查者的基本资料,从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从年龄结构来看,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为30-59岁之间,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65.8%,,被调查者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为17.1%,15-29岁的被调查者为22人,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14.5%,儿童及青少年在被调查中所占的比例最小;被调查者的学历结构以初中毕业为多数,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43.4%,小学和高中毕业的被调查者分别占23.7%和11.8%,大专及本科毕业的被调查者为30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9.8%,仅有2人在被调查中显示为硕士毕业;被调查者的职业构成以从事农业、渔业生产的农民为主,其比例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7.9%,旅游服务人员的比例占第二位,为10.5%,企业员工所占比例为9.2%,干部及其他职业者分别占2.6%和6.6%;从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来看,57.9%的被调查者年收入处于20000-40000元之间,21.1%的受访者表示其年收入在10000-20000元之间,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受访者8人,年收入在40000-50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占13.2%;调查中,92.1的被调查者为本地户籍,7.9%的被调查者为外地户籍。

2.2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

2.2.1经济活动

在新农村建设的前提下,S社区克服土地制约等不利因素,将原来下辖7个村的种植、养殖业整合,实现资源整合、统一管理、分片养殖。大力開展农业扶持政策,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进S社区淡水绿色生态水产养殖基地的建设,优化种养业结构,尝试了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桑基鱼塘”循环种养系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居民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9000元至2017年达13000多元。调查中,居民对“桑基鱼塘”循环种养项目的参与意愿最强烈(见表2),超过80%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该项目满意度较高,并且乐于继续参与其中;约50%的被调查者对水产养殖整合项目持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对于大型水产、蔬菜交易项目,超过60%的被调查者表示乐于积极参与,23%的被调查者对此表示参与意愿一般;对于经济、管理类的各项培训有47%的被调查者认为乐于参与。

调查中,7个村的被访问者普遍对种植和养殖业的项目参与积极性较高。一方面,该农村社区的居民以养殖业与种植业为主要职业,该项目的实施与居民的职业、生活紧密相关;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收益,参与意愿随之增强。

90%的被访问者,其职业为从事农业和养殖业的居民,对“桑基鱼塘”循环种养项目表示十分愿意参加和愿意参加;收入高的被调查者对经济类培训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低的被调查者。71%的被访问者,其收入在40000-50000元以及5万元以上,在调查中表示十分愿意参加经济、管理类的培训,38%的从事旅游从业人员对经济类培训的参与积极性较高。

此外,通过结构式访问了解到,社区居民对科技人员到岗指导、农家课堂、文化致富工程、种养大户、就业创业技能等培训的参与意愿较为强烈。

2.2.2社区事务

农村居民对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活动的次数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见表3),且每个村的居民参与积极性分布不均;近50%的调查者表示每年参与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所举办的活动仅为2-4次,居民对此类活动的参与意愿并不强烈。关于此类活动参与积极性的调查结果显示,较为活跃的农村居民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3%,其每年参与村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的活动次数为9-12次;21%的被调查者每年参与此类活动次数5-8次;46%的被调查者每年参与此类活动2-4次;13%的被调查者每年参加此类活动少于2次。其主要原因表现在:很想参加,但没有时间;换一种形式或有人带头便会参加;以为是别的村举办的活动;不知道如何参加;没兴趣。调查中,男性对居委会、议事会等机构举办活动的参与意愿高于女性,收入高者的参与意愿高于收入低者。反应了农村社区居民对此类活动的关注度并不高,参与意愿不强烈,对社区社会事务与个人利益关系的认知依旧停留在较浅薄的层面。

居民对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的参与意愿呈现乐观状态(见表4),64%的被调查者对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表示十分愿意参加;而表示愿意参加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被调查者为27%;4%的被调查者对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参与积极性持一般态度;仅有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或十分不愿意参加此类活动。通过调查了解到,89%的被调查者表示参与了上一届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工作,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对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活动与自身利益的关系比较清楚,对这一民主活动的认识也比较深刻,参与程度较高。

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能够将个人利益与居委会换届选举联系起来,但对于农村社区内的事务管理和参与能力略显不足,大多数的农村居民从参与社区事务决策、社区管理、监督干部等多个方面还未形成主人的意识,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以被动为主。

2.2.3公共服务

S社区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于2015年底完成了污水处理系统、村间道路硬底化、“一河两岸”等项目建设;2016年完成了旅游大道、旅游标识系统、公共厕所、停车场等大型工程。2015年被纳入“塘糖小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25年)。2015-2016年完成了社工义工服务站、文化活动中心等居民公益性机构,扩建村内文化活动广场,增添健身设备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设施。在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扩大了农保、社保、医保政策的宣传工作,至2016年底,该社区参保率达100%。乡镇政府为社区居民提供外出务工就业机会,为在校学生办理双百工程补贴,建立专门办事窗口,为居民提供个人参城保财政补贴等服务。

表5显示本次调查中,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建设是否影响其社区参与积极性的调查结果,公共服务的开展以及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并未引起该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其中仅有11%的被访问者表示公共服务建设对其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很大;6%的被访问者认为有影响;59%的被访问者持一般的态度;近24%的被访问者表示没有影响。从调查情况来看,居民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高,但各项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并未激发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基层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较为单一,社区能够参与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较少,使这部分职能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较弱;此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公共服务设施并未得到善用,起到的作用也甚微。

2.2.4社会服务

S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将社区社会服务站、志愿服务站和文化活动中心三站合一,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适应农村居民服务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建立了“社工+志愿者”联动发展的机制,对社区社会服务专业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针对S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惯及社会交往能力,社会服务站先后开展了针对于老年人、青少年专业的社会服务;针对S社区多数从事水产养殖业的职业特点,逐步打造“渔文化”,在社区内发展“渔文化”,打造特色的旅游业。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的被访问者能够主动到社区社会服务站参与各项活动,参与的活动一般为节日庆祝活动、手工制作、亲子类游戏等。37%的被访问者表示从未参与过社会服务站开展的各类活动,主要原因为没有时间、不知道参加活动的意义、有听说,但没想过去参加。S社区居民对志愿服务队和志愿服务的开展参与积极性明显较低,绝大多数被访者表示没有接受过志愿服务,占总受访者比例的72%;被访问者中仅有4人参加过志愿服务队,每年平均参与志愿服务次数不超过2次。部分居民对志愿服务的认识能力较弱,对志愿服务的要求和意义也不清楚。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见表6),社区居民对健身活动、学生课业辅导的需求最大,参与意愿也最为强烈。其中老年被调查者对健身活动的参与意愿较高,尽管7个生产队都设有完善的党员活动设施,但使用率并高,社区内长者的娱乐以打麻将、看电视为主。部分长者表示,如果有太极拳、广场舞等健身活动,他们乐于参加。因S社区的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部分被访者对子女课业辅导和教育问题提出服务提出要求并表达参与意愿,分别占总受访者人数的37%和23%;多数家长表示由于农务较忙、知识水平有限,对子女课业和学业的指导力度不足,并希望能够针对以上要求开展相应的活动。2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儿童兴趣培养活动;部分居民表示希望能够多参加疾病预防讲座,尤其是针对渔类养殖业所引起疾病的预防、治疗知识的讲座参与积极性较高,其比例占总受访者的24%。

3结论与思考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围绕经济活动、社区事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四个维度对S社区进行调研,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3.1经济活动能够刺激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

农村居民比较倾向于参与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对提高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环境的各项活动的参与积极性最高,尤其是自然村整合为社区后,经过资源分配、养殖业扶持等项目为居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这些活动与居民的个人生活联系十分紧密,此类活动更受居民关注,因此农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明显较高。

乡镇政府应针对居民的职业特点,紧密联系居民日常生活,积极引导农村居民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令居民在农村社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应以职业特点为主,结合文化、公共服务、社会服务,逐步延伸其他类型的服务,充实服务内涵,充分调动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令社区居民真正享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各方利益。

3.2公共服务影响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有待提高

除经济收入以外的因素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弱。农村社区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对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大。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和自身经济利益密切的相关活动,农村居民并未真正认识到社区内自然环境的改善、公共设施的完善与自身利益、社区内生活的关系。这证明农村居民对农村社区的生活依旧停留在居住场所的层面,未形成主人翁意识,社区公民的意识也较为薄弱,农村居民并未在心理层面对社区产生自豪感、归属感和依赖感。

乡镇政府应针对以上问题,加大宣传力度,开展社区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集体生活意识,引导农村居民心理层面的成长;突破农村原本的地缘、业缘和血缘的障碍,培养农村居民在心理层面对社区的认知,使农村社区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吸引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各项社区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3.3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欠缺

农村社区的文化并未真正形成,居民的社会交往依旧停留在原有的自然村的基础上,村与村之间的地域障碍被打破,但各个村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不够紧密,每个自然村依旧带着各自的特点和交往方式,而并未形成真正的农村社区融合,导致农村社区的文化并未形成,因此在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各类活动时,农村居民表现与己无关。

针对以上问题,乡镇政府应着手以自然村之间的共同特点入手,合理整合和配置资源,积极促进自然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停留在经济活动层面,在文化、居民的社会交往、居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加强紧密合作,促进农村社区各自然村之间的融合;实现社区事务统一布局,加强公共服务管理,建立农村社区居民文化成长系统,逐步改善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打造农村社区文化,促进农村社区居民的成长,也令农村居民感受和体验到以社区为单位所带来的优势,突破自然村之间的界限,激发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与进步。

3.4社会组织参与缺乏

因农村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的缺乏,导致各种组织活动并未真正推动农村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变迁的参与者。虽然在经济利益方面村与村之间实现整合统一,但农村居民并未形成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的联系,这其中缺少各类社会组织的推动。居委会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数量不足,导致社区多元化建设没有真正得到推动,居委会依旧是完成社区事务的主体,影响了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社区事务参与积极性较低。

加强农村社区的建设应更加重视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强调政府职能转型和角色转换的同时,提倡和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不仅给予农村居民获得话语权,更为农村居民利益表达提供渠道,激发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居委会职能应得到弱化,由居民自治组织挑起社区管理的大梁;由农村居民自发成立组织,开展各项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其中,能够表达农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推动农村居民在社区自治方面获得进步,积极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仅强化农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还能提升农村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提高其社区自治意识。

3.5社会服务内容有待充实

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旨在弥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未及的同时,重在积极引导农村社区居民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加强农村社区居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及生命质量,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便要求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内容具有针对性和本土特点。

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的内容应以原有的自然村居民职业、生活特点为核心,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本土特点的服务内容,解决农村社区居民生活中困难的同时,加强社区教育,开展丰富的、专业的、有效的社会服务,才能获得农村居民的信赖与认同,能够提升农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

3.6 文化娱乐活动匮乏

农村社区居民虽然已经进入社区生活阶段,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依旧是农村居民喜欢的活动,在社区公共资源整合不力,活动设施未能得到善用的情况下,农村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受到影响。

乡镇政府应加大组织和实施农村社区文化娱乐活动的力度,丰富农村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合理配置社區娱乐设施,科学指导,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精神层面的需求,培养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团体,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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