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仕明+聂姚

种种回归，不独有“耄耋归乡”的情结，更有对这座城市新的期待、守望

当地人说，攀枝花市开始建设的时候，本地人只有7户，这个城市多达80%以上的居民，都是从当时全国各地而来的三线建设者以及他们的后代。

在攀枝花的街头，无论讲任何一种方言，攀枝花人都无法判断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但在新世纪之初，随着攀枝花向旧的发展模式作别，“钢铁之城”转身，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时有流出。随着近年来阳光康养的深入推进，这座“中国西部最大的移民城市”，正迎接越来越多的人回归。归来仍是攀枝花———这些归来的面孔，有的年过古稀，有的正当壮年，有的则芳华正茂。种种回归，不独有“耄耋归乡”的情结，更有对这座城市新的期待、守望。

离开渡口，回到渡口

口述者：“三线一代”许蒙哲

“渡口”（1987年之前，攀枝花市的旧称）对我的人生而言，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驿站，一个让我魂萦梦牵的地方。渡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码头。她并不只是简单地从此岸到彼岸，而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崭新的起点。后来，攀枝花代替了渡口，真正意义上的“渡口”，完成了她的历史功能，就像现实中江河上多了方便的桥，连接两岸的“渡口”定会悄然隐去。

1968年，我22岁。我带着简单的行囊从上海站出发，经过了二十多天的转换，终于抵达渡口站。穿过雄奇峻险的大凉山后，一座美丽的河谷让我们“城里来的年轻人”啧啧赞叹。渡口气温日变化大，气候干燥，日照多，太阳辐射强，四季不分明。日出要比上海晚一个多小时，夏天的时候，在太阳下非常酷热，在阴影下则十分清爽。冬天则是最温暖的季节，干活都会特别带劲。年轻人在一起，好像有使不完的劲，那时的我们在高强度劳作之余，还经常搞一些巡回文艺演出，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日子过得像高炉里的钢水那么火热。

攀钢的历史，就是共和国跑步前进的历史：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4年出钢材。高耸的烟囱、快速运转的高炉和机器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和骄傲，至今想起依旧让人热血沸腾。璀璨的灯火点亮了巍峨的峡谷，却也给这座美丽的河谷留下了道道伤疤，失却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渡口，再也不是我初到时的模样。1984年，或许是因为年轻时工作强度太大，我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随后我申请离开，回到上海。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对于渡口，我们是在成就，还是在伤害。

“君住长江尾，我住长江头”，回上海后，我无时不刻思念着这座城市。但一直没能回来看看，一方面是觉得心里有愧，另一方面是缺乏合适的机会。2015年春天，老朋友告诉我，这里建成了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一定要“组团”回来看一看。

那一次回来，我发现渡口变了，但又没变。她变了，变成了一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交通、 医疗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渡口也没变，渡口的天又蓝了，水又清了，这里的人们依旧很友善。刹那间我甚至有点后悔，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回来。我和朋友们在攀枝花待了一个月，在冬日阳光下回忆当年的渡口。

我们约定：以后的每一年，我们还要回来，回渡口。

我看到了故土发展的希望

口述者：“三线二代” 魏显欢

在攀枝花，我是一個标准的“三线二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从辽宁鞍钢来到攀枝花参加三线建设，他把青春和激情都撒在了这片热土上，一家人从此扎根攀枝花。小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清苦，但并不影响童年的快乐。父母喜欢在席棚子里给我讲工作中的故事，我就蹲在吱呀响的门边，边抓青蛙边听。那时候，门前的芭蕉林和葡萄藤是我的乐园。

1995年，我17岁，初中刚刚毕业。我回到老家辽宁家里的厂子锻炼了两年。后来去我又去西安，从喜来登酒店的门童开始做起，短短几年，做到了喜来登屋喜达管理公司的管理岗位。那时候，觉得一切都特别顺，有些年少有成的骄傲。

在外闯荡，常常想家，想菜市场那家羊肉米线，想攀枝花一年四季吃不完的水果。仿佛是命运的安排，2003年，老父母连续病重住院，我放弃了持有公司管理股份的机会，赶回攀枝花，留在父母身边。

回到家乡的第二年，我决定开始创业，但并不顺利。记得在2004年年底，大年初一，我一个人在被窝里躺着，我朋友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去跑业务……这是一段酸楚的经历，最穷的时候，身上只有五块钱。但在最困难时，父亲一直告诉我要坚持。东北汉子嘛，又是搞过三线建设的，有一股子“牛脾气”。因此，即便再难，我都没有放弃。

在照顾父母期间，常常想要是有专业的护工帮忙就好了。创业多年后，我发现康养产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于是2008年起，我的创业开始转向，2011年时机成熟，我正式进入这个行业。

2016年，我加入阿署达的金玛缔康养旅游服务有限公司。选择来这里，有一份“三线二代”的情结。小时候，父亲经常来这里，每次回来他都要跟我们说阿署达如何美丽，现在，我要用父辈建设大三线的勇气来做这件事情。2016年，我们的项目获得了攀枝花青年创业创新创富大赛第二名的好成绩。

现在攀枝花搞“康养+”，我觉得大有前途。对阿署达村的未来，我们也打算做产业的“加法”，搞智慧康养，搞特色农产品加工，让来此康养的人感受到舒适与安心。我更大的梦想是，希望更多的“三线二代”看到故土发展的希望，愿意回来，共同建设这座阳光花城。

比寨子更大的世界

口述者：傈僳族姑娘李言琪

傈僳族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我们的先民是“一群追赶太阳的人”，她就发源于米易县新山村这一带。

我今年25岁，是傈僳族人，小时候我在寨子里长大，族人几乎不和外部的世界交流。男人们去山上放羊、打猎，女人则留在家里种点庄稼、织布。寨子里的日子安静而闭塞，直到上学后我才发现，还有一个比寨子更大的世界。

高中毕业后，父母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让我读书。乡政府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决定资助我到去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上大学。这是傈僳族寨子里的头一桩，我知道这件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但这时候，寨子里的人都劝我父母，说傈僳家的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还是待在寨子里更好。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龙肘山下，望着层层叠叠的梯田，哭了很久。

政府给父母做工作，我离开了寨子，去上大学。那一刻我就做了决定：希望自己能够在外边多学一些本领，再回来改变这个族人们的生活和观念。

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寨子已经改变了当年的模样。一条水泥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坡延伸到了龙肘山上，茅草房渐渐变成了砖瓦房。我们的情人节“约德节”、舞蹈“斑鸠吃水”还有老人们的织布、刺绣等传统技艺也成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还是有些事让我担心，尽管“一步跨千年”大大改变了寨子里的生活，但这种剧烈的变化也让乡亲们难以适应。旅游搞起来了，到寨子里的人越来越多。记得今年五一节的时候，寨子里停满了汽车，陆续有康养企业来，但寨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甚至还不会讲汉语。村里发展旅游和康养，很少人懂得，也不知道我知道，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通过政府的公开招考，我回到了寨子。回来前，父母其实并不太支持，她们希望我在城市里发展，但我告诉她们，和外边的世界相比，我们族人的这座寨子更需要我。更重要的是，随着寨子的快速发展，也能为我在大学所学的知识提供非常好的平台。我终于回到了新山，继续为我的民族追赶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