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 2016年至2017年冬季一场大范围持续性的跨年雾霾，引爆舆论话题。在有关雾霾议题的环境传播中，媒介通常向受众发布雾霾预警、解释雾霾成因、发表对治霾的评论，甚至以雾霾段子进行调侃，媒介在环境传播中的社会动员对环境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受众依赖媒介去获知信息与表达意见，并极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乃至发生认知的改变。

关键词 雾霾；媒介；动员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2-0003-03

近几年，大气颗粒物污染成为极具代表性的环境问题，2011年年底霧霾现象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只用了两三年时间，雾霾就迅速从地方性危机升格为全国性问题，特别是冬季雾霾天气几乎常态化。

传播的目的和落点就是为了回应人们在环境问题面前的现实困惑，由媒介来建构公众对环境的认知形象，在传递公众意见的同时控制舆论走向。本文主要探讨在雾霾议题传播过程中，公众参与雾霾议题主要使用的媒介形式、雾霾议题中官方媒介的功能性定位，以及在此议题下媒介动员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公众参与雾霾议题的媒介形式

环境传播离不开媒介，应该说，媒介是控制社会环境信息的主要变量。在雾霾议题的传播过程中，媒介充当着桥梁、监督者和发动机的角色。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各种媒介都以其独特的传播特点担负着环境传播的责任和使命，而公众参与雾霾议题的媒介形式又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影视媒介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最为突出。

1.1 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影视媒介

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文化系统。想要渡过环境危机，就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1]。影像行动主义是这个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媒介动员中影响最大的一种。

影像行动主义主要是指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影像拍摄与公民社会的热点社会行动相结合，把纪录片作为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改良的工具。《穹顶之下》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影像行动主义。它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环保纪录片”，尽管柴静称它是“一场与雾霾的私人恩怨”，但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社会纪录片。该片通过影视渠道提出环境问题，将公共议题的议程设置和话题放大，就保护自然生态、净化精神生态，追求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生态文明进程发表看法，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

《穹顶之下》在公开放映过程中的强迫关注性，客观上具有议程设置的效果。这部纪录片是在主流媒体的失语以及体制内调查的投鼠忌器后导致的另辟蹊径，一方面它与主流媒体做法类似，借用雾霾这个新闻由头，另一方面它也区别于主流媒体——将不同于主流媒体的阐释框架置于媒介报道中，同时兼具道德、伦理、宗教诉求而产生不同于一般新闻报道、科学调查报告的劝服效果[2]。另外，一般这种个体行动会由于缺乏影响力，而和相关组织联系在一起，构成多方传播效果和渠道，增强影响力。

影像媒介用具象的形式传达人们对待自然的观念、分析和看法。这样的表现形式不仅仅会带给受众视觉上的冲击，也是一种景观文化的印证。安德·奥培尔和多纳勒恩·泡姆珀认为环境传播中的影像表达，增加了公众当中边缘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发声机会”，反过来又促进环境运动与生态政治的蓬勃发展[3]。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运用“社会分层”理论，探究了“能见度”与“观察力”的社会意义，并认为生态环境中的影像传播提高了环境传播的“社会能见度”[4]。

《穹顶之下》作为中国公众参与雾霾议题的典型之作，通过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共振，让普通民众和高级官员同时参与进来，使得社会问题进入公共论坛的议程设置，实现了媒介动员的跨国扩散和本土化生根。当然也应注意到，以这种扩大性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的议程设置，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例如公众对雾霾危害的过度解读，过度重视，造成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不满等。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影视媒介的传播虽然有助于浓缩和具象生态环境，但它也不能做到“镜子般”的客观再现。

1.2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

在雾霾议题下，互联网开启了环境议题的空间，公民所拥有的媒介社会资本的多寡，直接影响雾霾议题传播的目标达成。民众主要依赖于用微博传达自己所知所感的环境信息，在此过程中，微博凭借情感化动员和影响力动员的优势，实现传播的有效互动。大众媒介，尤其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的使用，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公开性的表达渠道，成为现代环境传播沟通的基础资源。

从微博动员的主客体来看，微博动员的主体主要是为了达成集体行动的既定目标，借助微博平台主动发起社会动员的网民，可以是个体网络用户，可以是群体网络用户，也可以是经过认证的机构用户。当微博上关于雾霾的动员信息符合微博用户的认知倾向和需求，或是能唤起微博用户的情感共鸣，微博用户就会接受动员，从而成为动员客体。微博上有关雾霾的表达主要分为客观事实和主观表达两个方面。客观事实主要为对雾霾天气的预报以及雾霾天需要注意的一些常识，主观表达则与微博用户的情绪有关，有正面、负面或中立，甚至是调侃。

从微博动员的特点来看，微博动员最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舆论动员的情感化表达。网民们利用微博进行情感表达并不单纯为了宣泄情感，更重要的是为了以较低的参与成本构建集体认同并加速观点的扩散。这一特点也使微博动员常常能影响事件进程及结果，有时甚至一个地域性的雾霾事件会因此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共议题。

可以这样说，微博的使用拓展了环境传播的社会资本，为公众参与环境传播实现“赋权”。微博消解了受众在进入传统媒介存在的约束，为其扩大声音、加强参与感提供了条件。它的社会动员，体现在微博主客体意见的广泛表达及良性互动上，为公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的话语空间，为政府搭建与公众交流沟通的桥梁。

2 雾霾议题传播中官方媒介的功能性定位

在雾霾议题中，媒介可以被称作是“准专家机制”。媒介的动员能力是与媒介的功能密切相关的，在雾霾议题下，环境传播中的媒介主要发挥着环境预警、风险沟通、舆论监督、纠正狂欢四大功能。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不仅是生态文化的传播者或推动者，其自身也是生态文明的实践者。

2.1 环境预警：雾霾信息的告知者

麦克卢汉在1958年就提出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断，即媒介是人体感官能力的延伸和扩展[5]。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大众媒介是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社会预警机制。《世界报》的创始人普利策就十分重视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瞭望塔”的预警功能[6]。霾预警信号用不同颜色区分预报等级，虽然发布预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但它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公众健康地生活和出行，一系列停产、停工措施的公布及实施也大大减少了公众的焦虑感，也有效缓解了空气污染。

对于媒介的这一功能，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乌尔里希·贝克就予以充分肯定，并理性地认为风险社会只能从“它同时也是知识、媒体与科学的社会”这个前提来认知，因为环境风险的灾难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与隐形性，使得我们需要媒介的揭露、强调、浓缩与具象化的功能来使潜隐的风险变得可见或可认知。

2.2 风险沟通：雾霾问题的解释者

事实上，在2011年雾霾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公众对雾霾议题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媒介，甚至从未有过耳闻。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对环境议程设置以及对政策议程、公众议程的反映，逐渐成为全社会生态意识、生态行为的推进者。

2017年1月17日晚间，一张“关于暂停霾预报预警业务的通知”图片在微博上流传，立刻引爆舆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消息涉及的内容关乎“雾霾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的重大话题，而部分媒体的断章取义，更是为造成公众误解煽风点火。

雾霾环境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知识依赖性”，它有赖于知识与媒介的呈现。有关暂停霾预警的消息发布次日，澎湃新闻就对此作了跟紧报道。过去，气象局和环保部门都在发布霾预警信息，人们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同一时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发布程度不同的霾预警，而事实上，据报道解释，除了发布单位不同，二者的发布流程、发布标准均有所差异。例如，气象台发布霾预警的主要参考指标是能见度与PM2.5，而环保部的主要指标为AQI（空气质量指数）。气象部门不再发布霾预警预报，意味着两部门正在进一步厘清职责划分，避免在公开发布中出现两种口径的“预警”引发

误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述事件中的关注焦点——“雾霾信息是否公开透明”，也证明了媒介在环境传播中涉及的另一个难题：信息的完全公开透明是否会令受众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媒介传播不完整的风险信息或资讯匮乏、沟通渠道不畅及解释片面，极其容易造成受众的疑虑、忧虑与恐惧，加大社会风险。而适度的风险信息传播，使受众对一些潜在的风险保持警觉，可提高其对风险的认知力与承受力。由此，面对受众对环境风险的想象，环境报道在进行风险沟通时也必须警惕其负面效应。

2.3 舆论监督：民主决策的参与者

媒介是公众情绪的“风向标”，更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导航员”。一方面，它能够稳定公众情绪、协调各方利益；另一方面，它在环境传播中的公开批评和揭露，将环境问题转化为舆论和政治压力，迫使环境破坏者改变做法，从而起到监视生态变化、约束政府和利益团体的作用。与此同时，媒介在环境传播的这一环节中对环境权益表达机制的欠缺具有一定的杠杆调节作用，提高了环境风险的社会能见度。

在西方国家，媒介动员是利用媒介和传播技术来从事集体行动的社会运动形式，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媒介动员显得更加个人化。2011年10月，由雾霾事件爆发的一場“我为祖国测空气”民间活动，便是中国式媒介动员的典型代表。雾霾侵袭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每天公布的空气质量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而在中国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仅显示“轻度污染”，与人们的切身体验严重不符，且数据采集和统计方法缺乏透明度，加上PM2.5指标迟迟未列入国家空气质量体系，民间就此携手掀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PM2.5自测行动，这场“反鉴定”行动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北京、上海、广州、温州等城市，活动参与者把测得的PM2.5数据发表在微博上，给相关部门造成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官方承认PM2.5的科学性并公布自己的数据。

媒介在这一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发挥的舆论监督功能，对社会动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微博草根性和便捷性的特点，使得其使用范围极为广泛，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测得的数据上传到微博，同时利用话题的开放性和透明性，进行互动沟通，以此把个人的行动组成一个团体的行动，其低成本特点，也使得信息得到加速扩散，最后裂变式传播，直接影响到官方媒体，迫使其发声。

2.4 纠正狂欢：环境文化的倡导者

自媒体的迅速发展的确高效促进了环境问题的信息传播与意见反馈，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分散了人们对严肃议题的注意力。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网络平台上流传的雾霾段子，当下我国网民群体仍以年轻人为主，年轻人所关注的话题也相对“年轻”，语言风格也比较轻松活泼。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的相对富裕，让网民逐渐养成宽松心态。与此同时，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民众需要幽默诙谐的“段子”来缓解生活带来的压力。

不可否认，娱乐化对于公共议题推进确实有一定作用，但如果网民仅仅狂欢，仅仅将传播内容停留在情绪宣泄层面，那么不得不说雾霾段子就是环境传播中的另一种PM2.5。在雾霾段子的泛滥中，很多民众对于雾霾的治理没有明晰的思考，把这样一种表达当作时尚并且合理的话语形式，他们沉迷于段子的创造和复制，在改变视角的同时也麻木了自己的神经，使自己逐渐丧失警觉和痛感。而对于部分“狂欢”的旁观者错误的雾霾认知，还有可能破坏社会治理，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

归根结底，引导环境议题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媒介应当发挥自己的教化功能，正确引导舆情，严控言行，在涉及娱乐化的环境议题中保持理性，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警惕盲目跟进会进一步扩大影响面，带给民意一种“无所谓”的错觉的现象发生。

3 结束语

面对不断涌现的环境难题，媒介总是在充满未知的环境传播中不断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积累自身的研究方法。“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源自西方，在当代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尤其是在雾霾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事故和环境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媒介在今后的环境传播中如何发挥功能、多元呈现，实现良性社会动员，应当得到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目光关注。

参考文献

[1]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27.

[2]韩鸿.集体行动与当代中国的媒介行动主义——从纪录片《穹顶之下》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6（38）：

69-87.

[3]Andy Opel，Donnalyn Pompper. Representing Resistance：Media，Cicil Disobedience and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M].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2003.

[4]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New York： Free Press，1968：373-376.

[5]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