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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名叫“校友”的宝藏

2017-07-29袁治军

中国慈善家 2017年6期
关键词:浙大母校校友

袁治军

谁将给学校提供永久的支持?答案是“校友”。

—密歇根大学校友会前任执行董事 罗伯特·弗尔曼(Robert Forman)

5月3日,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浙大校友企业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向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11亿元。这一数字刷新了去年9月由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熊新翔创造的向母校捐款10.3亿的最高纪录,成为国内高校获赠的最大单笔捐款。

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总额突破230亿,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五校突破10亿,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10亿俱乐部”,浙江大学以7.66亿元排名第八位。而随着遂真这笔捐赠的产生,“10亿俱乐部”的名单上将添上浙江大学的名字。

除去遂真的这笔巨额捐款,浙大120周年校庆还收到了巨人集团史玉柱为母校建数学楼而捐赠的5000万;80后校友王麒诚、吴艳夫妇为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汉鼎宇佑发展基金”而捐赠的1亿人民币等数笔校友捐赠,一时间,浙大风头无两。

然而,争论之声也随之而来。

“分期付款”可行么?

“浙大这次获捐的11亿并不是一次性付清,首期捐款也只有1200万,不排除浙大在刷纪录。” 艾瑞深研究院院长赵德国首先提出质疑。

遂真为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的11亿元采取的是“分期付款”方式,时间为10年。事实上,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完成的大额捐赠,在此次浙大校庆盛典期间还有几笔,比如浙江通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浙大教育基金会签订协议,从2017年起,连续十年共计捐赠人民币两亿元,支持学校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10年捐出11亿,和一次性捐赠11亿是不同的。国内经常出现一种问题,暨签约宣布捐赠起到宣传效应后,后续的捐赠被捐赠方“食言”。浙大校方有何机制确保这些捐赠全部到位?更何况,遂真成立于2015年,其用于捐赠的费用,将来自于其基金收益。按遂真的预估,120亿投资基金,每年收益10%,这显然是很乐观的预期,“万一没有这么多收益呢?拿什么来捐赠?”

面对以上质疑,浙大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顾玉林回应称,“分期捐赠”其实是对校友捐赠模式的一种可持续性新探索。

2012年,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校友毛振华为武大捐款5000万,建造人文社会科学大楼。5年后,在大楼交付使用的揭幕仪式上,毛振华坦言,那笔捐赠是当时他们家族史上最大的一筆开支,为了完成这一承诺,他们家族做了很大努力,甚至改变了原来的商业和生活规划。

或许正是因为存在类似毛振华捐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个人巨额捐赠难免影响正常生活及财务规划,才有了以遂真为代表的“分期付款”式捐赠探索——既能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又不至于使捐赠人有财务压力——惟一的问题,或许只是如何避免“分期付款”的捐赠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最早提出以“分期付款来完成捐赠”这一概念的人是美国人罗伯特·F·夏普(Robert F. Sharpe)。1963年,在为非营利组织策划募捐事宜时,夏普提出了“延时支付捐赠”(Planned Giving /Gift Planning)这一方案,在该方案中,夏普将延时支付捐赠定义为“捐赠人在此刻以法律契约(legal contract)的方式确认在未来数年或捐赠人死后捐赠承诺数额的财物。”夏普的这一方案后来经美国国会(United States Congress)及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批准通过,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

“延时支付捐赠”方案出台后,延展了捐赠的时空维度,释放了巨大的社会潜力。它不但使美国非营利组织在募捐时获得了更多的捐赠,也令美国高校在获得校友捐赠的额度上大幅度上升,因为,这项法案的出台,使得经济收入一般的人也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实现大额捐赠。与此同时,富豪们似乎也十分青睐这种模式,例如耶鲁大学2013年所收到的来自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B. Johnson,曾任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母公司的董事长)的2.5亿美元捐赠,便是以分期付款方式完成的。

事实上,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完成对母校的巨额捐赠,在国内并非首次。2016年,博恩集团董事长熊新翔向母校电子科技大学捐赠的10.3亿元,同样采取的是分期付款方式:3000万“校长基金”分3年到账;10亿“博恩基金”以每年投入1亿,分期10年的形式完成。

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延时支付捐赠”的具体法律条文,因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所实施的捐赠,虽然在国内外都有相关案例,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二者所接受的法律约束、税收优惠等,都有着不小的差异。从这一点上来说,如何确保“延时支付捐赠”能有效落实,还需要国内相关部门加快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

“校友捐赠”热情低?

数据显示,虽然全国高校累计捐赠在1亿以上的校友(含集体),便有50余人,但国内大学校友的平均捐赠率却仅为5%。在美国,大学的校友捐赠率普遍维持在30%~40%,如果是名校,捐赠比例则进一步提升,例如,哈佛大学的校友捐赠率达到48%,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捐赠率则高达61%。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高校接受校友及社会捐赠的财务是否公开、对资金的使用是否合适、捐赠的模式又是否清楚等诸多因素,都会阻碍校友的捐赠热情。曾经有媒体随机查询了国内20多家高校教育基金会官网,其中,有6家基金会未公布年报或公示信息不完整;有的只有支出情况;还有的基金会只公布了几年前的情况。

在捐赠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假捐赠,捐赠方干预学校办学,捐赠资金被浪费,或者把本属于商业合作的项目“披上”捐赠的外衣等担心和质疑随之而来。有鉴于此,熊丙奇称,高校维护所得捐款的透明公开,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负责,更是在维护捐赠者的权益。因此,要做好校友捐赠,首先要保障捐赠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建立捐赠的公信力。

高校对“校友捐赠”行为的不重视,也是导致校友捐赠率低的原因之一。国内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在教育经费的来源方面,长期以来多着眼于争取国家财政(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对于来自社会、校友方面的捐赠,则未能给予充分重视。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中国高校2014年获得社会(校友)捐赠的金额,仅占到其总收入的0.54%,在2014年获得社会(校友)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在此项中的占比也仅为2%。

对比国外高校,捐赠资金已成为大学办学资金的重要来源—哈佛大学每年35%的运作经费都来自其捐赠基金,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则占到该校年度预算的44%—校友捐赠率,早已成为国外衡量其办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内高校目前在接收校友捐赠方面只重视少数富豪校友的巨额捐赠,这一点极为明显。虽然截至2016年年底,国内高校累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突破230亿元,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少数富豪校友的慷慨解囊(刘强东/3亿/人大;段永平/4.47亿/浙大、人大;卢志强/7亿/复旦等)。熊丙奇认为,重视富豪校友捐赠是学校等着富豪校友的成功。高校只有同样重视普通校友的捐赠,确立校友是重要办学资源的理念,才会开启良好的校友捐赠局面。

高校对校友的关心不够,也是导致校友捐赠率偏低的原因之一。“高校校友会的工作不应该只是联络校友吃饭、开会。学校应该在校友的发展过程中帮助他,在人力、智力甚至创业基金方面给予支持。”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周旭峰表示,“这些支持对校友的发展很重要,而这些支持正是校友日后回报母校的感情基础。”

除去以上因素,如何确保捐赠资金的保值、增值,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以及避免官僚主义、贪腐行为和在税收政策方面的倾斜减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校友的捐赠积极性。

2014年,香港企业家陈启宗、陈乐宗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事后接受采访谈及为何不将这笔巨款捐给国内高校时,陈氏兄弟回答:“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最要命的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

“校友资源”社会化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年来全国高校在校友捐赠总额、单笔捐赠金额及个人捐赠金额等方面屡创新高,“校友资源”不但成为各高校关注的话题,也成为地方政府开展招商引资等工作时,重点关注的群体。

2017年2月,武汉市政府首次提出“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号召校友资本回汉、智力回汉,助推武汉赶超发展。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已累计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300多万。湖北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新称,“大学校友是武汉赶超发展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资源。武汉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校友资源,如今,這批校友已成为全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拥有丰富的资本源、技术源、信息源和人才源,他们应当成为推动武汉招商引资的一支积极力量。”

为了更好地支持校友回汉创业,武汉市发起设立了“武汉校友资智回汉产业引导基金”。该基金目标规模20亿元人民币,重点投向武汉校友在汉企业、校友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预计将直接带动100亿元校友资本回汉,间接拉动产业投资200亿元。在首批“资智回汉杰出校友”的名单上,陈东升、雷军、阎志等人赫然在列。

另有消息称,武汉市未来将定期举办“武汉校友周”等活动,创设“武汉校友东湖论坛”“全球武汉校友峰会”,进一步织密全球校友招商招才网络。

看来,一场针对校友资源的争夺之战,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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