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海玛特

摘要：话语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了交流的不同层面，从人际到国际，甚至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当代世界的不同文明之间迫切需要建设性的对话和话语。为探寻那些可以引向积极和建设性话语的哲学与文化假设，探索促进富有建设性和积极性的话语原则，将当代哲学、与话语相关的思想及其实践应用结合起来分析，并对某些不同学科领域里的理论假设及其实际影响做了一个简要回顾。分析认为，后结构主义的传播方式倾向于将语言看成是非此即彼，由支配关系构成的话语，或是有着几乎无限的模糊性，可提供机会通过颠覆意义来抵抗被支配；诸如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诠释学方法提供了达成相互理解、建立共识以及团结的途径。

关键词：

话语分析；诠释学；学术话语；多学科话语；建设性话语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3008511

[GK-2！-2]

Hermeneutics of discourse：a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of

elements for 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

Allen Amrollah Hemmat

（Department of West Asia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in its broadest meaning encompasses various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from interpersonal to international and even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This paper is a search for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assumptions that can lead to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discourse. 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have tended to see language either in terms of discourse， constituted by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or in terms of a virtually unlimited ambiguity that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resist domination mainly through subversion of meaning. Hermeneutic approaches such as those offered by Gadamer and Habermas， on the other hand， offer paths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consensusbuilding， and solidarity. A review of certain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cross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thei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s expecte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for engagement in discourses that are at once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Key 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academic discourse； multidisciplinary discourse； constructive discourse[GK-2！-2]

当代世界迫切需求建设性对话和话语，然而从许多方面看，这恰是颇有困难的地方。本文将当代哲学、与话语相关的思想及其实用方面相联系，致力于探索那些促进和谐与团结的富有建设性和积极性的话语原则。

相互连通的通讯、互联网和日益廉价的交通支付方式，一道实现了人口大规模流散和迁移，这使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变得至关重要甚至紧迫。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长期区域冲突等负面经历，加上某些割裂的传统态度、信仰、假设以及世界观，使得建设性交流和相互理解尤为困难。其结果是，尽管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与互动已远超过去的时代，可是在达成一致、和谐和相互理解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我们不仅能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间观察到沟通的鸿沟和障碍，甚至在家庭内部的父母和子女间也能看到代沟和隔阂。

学术界、思想领袖、普通知识分子、专家智囊团以及政府顾问可以在缩小沟通鸿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他们被寄予希望这样做。然而，目前世界充满冲突和共识建构频繁失败等现实，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者和专家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显著有效的办法。事实上，这类专家视角有时还给政府和社会提供了负面甚至是破坏性的建议，引发进一步的破坏以及不必要的冲突，并为其行为进行辩护，后文我们将会谈到。这种相对缺失的成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一个突出的因素是潜在的哲学观念和理论假设，这些概念性的困扰使得知识共同体难以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

值得关注的是，本文谈到由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以及相关学科所引领的西方视角，似乎对知识分子提出挑战，阻止他们在解决普遍冲突时发挥决定性或有效作用。毋庸说，还有相当多的思想成果和实用性上的优点，与这些后现代觀念和哲学相关。现代观念和哲学在批判检验某些理论假设以及以这些假设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和文化实践中发挥了强大而积极的作用，即公开和揭露那些微妙而普遍存在的情况，比如权力滥用、霸权、边缘化

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以及支配等等。文化研究寻求正义与平等，其干预主义的议程旨在推动文化转型和消除压迫性的实践活动。但是，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尽管有如此积极和关键的贡献，有时某些当代视角似乎会导致概念上的混乱，从而造成优柔寡断或激进的抵抗立场，这种立场致使提供务实、积极、和谐的解决途径几无可能。

本文对当代哲学及观念里那些妨碍有效与和谐的话语元素做了一个回顾，同时提出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反对那些哲学观的视角。本文将简要回顾后现代批判话语分析和方法——二者本质上都是对抗性的，对和解性话语有益的观念，可促成跨学科理论层面的交流，还有多元主义、整合、和谐在各个实际层面的协调与统一，还包括最近从与积极话语分析相关的文献里观察到的概念。

对于这个跨学科研究，本文选择了某些研究领域，如哲学、物理学、国际关系、艺术或历史，对于每个学科，本文将回顾关于话语的两个极端和相反的观点，并提供第三种观点调和前面的二元观点，是一种把两种极端观点都纳入了考虑的替代方案，可以考虑将其视为建设性话语的一个元素或原则。随着对理论视角的回顾，本文阐述了这些互相对立的观点以及第三种选择所具有的文化含义。

一、后现代话语

对某些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假设及其文化含义的简单回顾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话语的流行观点和话语分析的最新发展。后现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主体性关注。在这样的主观思维中，人们找不到一个唯一和独特的“真理”，但有多重真理。真理是历史性的，它依赖于语言和文化。在话语的极端分析中，每个独立个体拥有他或她自己的真理，基于这个人的特定语言、文化和生活经验，这种真理独一无二。因此，没有一种普遍真理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不应当有价值判断——所谓的“怎么都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态度，即对和错完全是相对而言的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去寻求共同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没有希望、甚至没有需要将什么是对或什么是错达成一致，而且也没有必要融合不同的观点。

因此，在后现代时期，启蒙时期对寻找真理的重视已被这样的一个迫切需求所替代：了解多重真理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维系的。自反性，即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对其思想、观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个人对真理的特定看法是如何形成的。这将导致个人理解的修正。自反性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它是对自己的知识以及知识对个人社会行动影响的批评性自我检验，目的是递归地修正这些行为[1]。德里达的解构采用了相似但更宽泛的目标，旨在阐明所有关于现实的假设的根源，揭露“修辞策略和文本的盲点”[1]。它渴望探索所有信仰、言论和社会实践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此外，正如自反性所作的，它寻求揭示那些有助于个人形成对真理和实在的特定观点的隐藏的影响。

自反性和解构在其方法上都是批判性的，因为它们旨在揭示真理形成的隐性根源。尽管它们具有某些启发性，但它们有时也会让人气馁，因为每种观点或者信念都是基于一套可疑的假设，这些假设又以其他可疑的假设为基础，因而揭穿信念和观点的过程将无止无休。虽然本质上是理性认知的追求，就它们的动机和目的而言，当它特别怀疑作者、说话者隐藏的或未知的目的时，自反性和解构就都具有批评话语分析的特征。

二、话语分析

（一）批评话语分析

当代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特别关注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不仅限于对书面或口语文本的语言分析。因此，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对一个话语共同体如何产生特定的语言和非语言陈述、怎样强化，并使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规范，看上去自然而有序，进行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上的分析。

当代话语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提倡大胆对抗，可能导致怀疑和不信任的文化。例如，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概念已促使许多研究侧重于权力斗争，包括对统治和权力滥用，以及智力、文化和制度上人类事业隐藏和含蓄的利益或权力争夺。因此，当代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大多揭示人们是如何在性别歧视、种族、经济滥用等活动中运用语言的，并使人们意识到出于征服目的的身份话语建构。

为什么批评话语分析的重点是研究话语在产生权利、滥用或支配方面起到的作用，这有不同的原因。从哲学上讲，这一关注是与诸如尼采那样的哲学家的观点相关的，还有德里达，他在这方面也追随尼采。这些哲学家宣称，我们不可能得出普遍的“真理”。在此基础上，社会制度所声称的所有真理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存在和合法性提供理由，而其本质可能是值得怀疑的临时权宜。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可以通过对话和思想交流来达成一致或可靠的共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哲学暗示表明那种理解“他者”的“善意”并不存在，相反，仅有对权力的“善意”[2]。结果，“他者”根本是既不可信任，也不能被理解的。

伽达默尔是一位杰出的诠释学哲学家，他曾经与德里达进行过几次辩论，对这一论断有着一种有趣的反应。他问德里达，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还给我写信，或者试图让我参与辩论？事实是你这么做，伽达默尔说，意味着你怀有希望来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2]。伽达默尔对于对话的乐观态度展现了我们所提及的积极话语分析的一个缩影。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反，批评话语分析被视为对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以及其他现存的滥用等暴行的一种反应，正受到积极话语分析拥护者的挑战。

（二）积极话语分析

哲学家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在尼采、德里达那里观察到的否定性、怀疑心态，消极态度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伽达默尔关注的焦点在于对话中的“善意”——“柏拉图的观点是，人所追求的不是去证明他总是正确的，而是尽可能去强化他人的观点，使得他人所说成为富有启发性的东西”[2]。伽达默尔强调一个人应当努力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并且认真省察。他的诠释学是寻求共同点，一种“视域融合”，由此个人可以更客观地理解自己的視角以及“他者”的视角。他要求“自身置入”，意思是“把自己的脚放到别人的鞋子里”，“向一个更高普遍性的提升，这一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身的局限，而且克服了另一个体的个别性。”[3]

相类似地，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话语规范框架——话语伦理学，认为“团结感”的动机是积极和建设性话语的必要条件。他宣称，话语的程序规则“必须由参与者之间的团结感作补充。这样的团结感包含对人类同胞和整个社会的福祉的关切。”[4]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要求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压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有参与者的观点都被考虑在内。然后，被所有参与者共同接受的东西应当被认为是对所有人来说普遍有效的真理。他断言，真理通过辩论的过程出现，论证不受既得利益和权力的影响。因此，话语可以建立共识和揭示真理。基于这些假设，他清晰地阐释了他的话语目标。对他来说，“理想的言语情境”需要真诚和寻求真理。它是“一种理想化的‘我们的视角”[5]。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提出他的话语目标，哈贝马斯拒绝了一些主要的后现代假设。后现代相对论的极端形式削弱理性所得结论的价值，拒绝任何普遍真理的有效性；作为它的相反形式，哈貝马斯坚信，遵循他的话语伦理，社会将达成超越个人意见的真理。此外，与“他者”不能被理解的哲学观点不同，哈贝马斯不仅认为建立共识是可能的，而且它是伦理、道德、进步和发展的基石。

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关于对话与话语的观点与最近的田野考察方法论里的积极和乐观方法产生共鸣，这些方法诸如：建设性组织传播和民族志人类学。一些人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不足，提议用积极话语分析来加强。真诚的对话、磋商以及生成一个“杂合”的“第三空间”[6]，已经在理论上被推导出来，而且在实践中被观察到。在某些学科里这些不同观点的论辩是普遍存在的。

三、相邻学科与话语

（一）特定学科间的辩论

前面所述的辩证哲学立场和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的话语方法几乎在所有研究领域和所有学科都有它们的对应物。他们是与所有话语相关的哲学话语。本节将检视不同学科里的一些相关的成对的辩证视角，讨论它们的理论基础以及它们的实践和文化含义；比较在每个学科中成对的相反观点，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即第三种观点，努力将前面两种立场的关注点纳入考虑。这种替代性观点可以形成建设性话语的基础，正如我们将从批判理论的学科开始，这是与本项研究最为直接相关的领域。

（二）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对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结构主义假定语言是一个系统的组织，实际上整个宇宙也是一样。在这样的系统结构中，存在许多子系统，它们作为整体的部分需要根据结构规则协调组合在一起。这种观点一个明显的文化表现形式就是依据公认的、系统的要求形成组织、管理、法律和条例，并受其管控。

与结构主义相反，后结构主义提出个性和差异尤其重要，需要被接受，甚至被尊重。这种强调甚至导致了不可能在个体之间建立共识和达成相互理解这样的假设。这种观点的终极形式可能在文化上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

在此归入积极话语分析这一类的视角是采取了另一种立场，比如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立场能同时尊重个性和差异、力求和谐、搭建沟通的桥梁和互相理解。这个第三种选择并不设想一种要求盲目遵守其规定的僵化体系，而是预见通过磋商和辩论来建立共识的需要。它假定在个体间搭建桥梁的可能性，而这些个体们乃是独立的主体和行动者。为了实现这种理想状态，需要遵守某些规范性原则和行为规范，这些为化解冲突和建立共识而制定的行为规则需要在各个层面上被清晰界定。在国际舞台上，也冀望有一套规章制度来促进国家之间的共识建设。

（三）国际关系

后现代对个体间差异的强调也可以在国际关系中找到对应之处。它可以支持国家之间那种传统的和长期持续的对抗关系。国家和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孤立的实体，其本质上的差异导致永久性的冲突，没有和解的可能性[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就是这种思想的缩影。体现这种假设的社会表现形式主要在于国家间关系被界定和实践的方式。威慑、均势或者主导地位，是国际关系中或多或少被公认了的准则。

关于文化和种族的差异与冲突，有一种为了处理传统和社会之间固有的、不兼容性的预见战略就是加强同质性。根据这种观点，应当努力消除分歧和差异，使所有个人、各方感到他们是彼此平等的，生活在公正和公平的社会中。但是完全同质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通常抗拒失去他们独特的身份和传统。因此，我们在历史上总是看到同化、删削或霸权的企图。主导文化试图同化和兼并较弱的文化，使得它们符合大多数的文化，在这样的尝试中，较弱的文化会被完全消除甚至消失。另一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战略使得弱者文化自愿或通常无意识地遵循更强大文化的规范和规则，这就是葛兰西著名的霸权概念——“通过一种力量组合，更重要地，通过同意”来维护的东西[8]。

当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遭遇时，第三种替代选择可以被认为一方面通过同质性和同化消除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消除那些不那么强大的或通过霸权来管理和制约它们。第三种选择可以在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的概念中观察到[6]。第三空间是一种创造性的空间，它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用为一个牺牲另一个。侨民和移民社区经常发现自己在这样的第三空间中，他们在那里维护了原始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但是他们也愿意吸纳移入地主流文化的一些方面。在这个第三空间中，“不住家不是无家可归”[6]，形成了可以是积极的、赋能的、有生发力的和协同增效的文化“杂糅”。这第三种选择有助于实现团结、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统一”的理想。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些理论辩论，即哲学中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争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四）哲学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哲学观点彼此相反，二者都对文化有独特的影响。客观主义，更完善的称谓是科学客观主义，是一种范式。这种范式认为通过准确的、分析性的、可靠的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得出客观和不容置疑的事实。另外，主观主义假设无论我们得到何种结论都是主观的，都受历史和文化上的处境影响。极端主观主义声称：我们是不可能通过实证方法和理性得出绝对的普遍真理的。主观的视角重视诗性的语言、隐喻以及作为知识、理解和洞察力来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反的文化表现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主义重视硬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以及技术和工程的实用性。不仅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为了使他们的调查研究更加严密、可靠和有价值，也都努力采用硬科学的实验和定量方法。一般来说，在当今的大学乃至整个社会，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给予了更多的信任，为这些领域分配更多的预算，并赋予它们最高的优先权。

研究者考虑并倡导了替代极端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第三种选择。这种视角推动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它承认所有的发现甚至是硬科学的发现，都有着历史和文化上的处境，并受制于“范式转变”。第三种选择重视运用拥有想象力的理性，一种凭直觉、接纳创造性影响的非机械性思维。在这种意义上，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被描述为本质上是一个诗意的瞬间，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灵感，当一个苹果落在他眼前的地上时他所经历到的顿悟。在《天才的启示：科学与艺术中的想象和创造力》一书中，亚瑟·米勒问：如果科学是理性的事业，那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杰出的实践者，怎么可以将壮观的动力理论建立在没有直接证据的假设上呢？[9]这种直觉和象征性梦境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已经得到研究。在《科学语篇的隐喻性》一文中，董宏乐指出，“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是人类的活动，而非终极真理的贮藏室。”[10]这种客观和主观观点的融合，将带来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的融合，以及采用量化和质化的混合方法论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五）物理学和科学话语

无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发现最初是想象的还是理性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物理定律数学公式最终引发了一场科学革命。牛顿或机械物理学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基础和标志，因为它被认为是理性的、逻辑的、意义清晰。在牛顿物理学中，实验者始终取得相同的客观结果而没有任何歧义。

与牛顿经典物理学相反，20世纪量子物理学研究小的次原子粒子，证明在一些方面是主观的、神秘的，某些方面似乎不合理。在量子物理学中，实验者（观察者）和被观察或被实验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实验结果是根据实验者如何操作任务而改变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即是物理学家们企图对光的本质进行调查，根据实验者是否设置检测粒子或者检测光波的设备，光可以表现为由单独的和离散的粒子组成，或者是连续波[11]。在这种情况下，对光的客观观察要求不受观察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比如波尔和海森堡，为了调和牛顿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两种对立的观点，发展了一些理论和概念，尽管显得有些主观、模糊和非科学，却是基于精确的计算并可重复验证的。

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观察到经典物理学的客观性和现代物理学的主观性这对立两极之间的融合。这对那些认为绝对的和完全的客观性是获取可靠知识的必要条件的所有学术领域和学科都有影响。例如，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领域，最近面临着对历史主义的绝对客观方法的挑战，虽然不情愿，但是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叙事的主观和诠释学方法。

（六）历史学

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概念，以及客观事实与对事实的主观解释之间的张力，在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中是很明显的[12]。启蒙时期的理性和当代后现代观点的主观性引发了历史学家之间的论辩。“据实而言”，不用历史学家对事实进行任何解释，是历史主义所推崇的。这意味着倚靠考古材料、档案、文件，把它们作为文本，由它们自己去讲述真切的故事，这些文本就是历史。

相比之下，解释性和主观的历史写作允许人们用叙事这种形式呈现历史，这样的故事是依据历史学家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理解。这是一种诠释学的方法，因为历史学家特别关注历史发现的语境，并依据具体语境对这些发现加以阐释。在这里，我们能够再次确定第三种选择：在依赖事实的同时又承认对事实的主观选择，突出某些，削弱某些，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写作更接近于创作性的纪实写作，即生成的叙事是真实的。这允许历史学家根据文化语境来解释事实，并将它们与更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相关联，甚至将历史视为一种对“人类的伟大文献”的研究。

这样的历史写作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它不仅可以建立过去和现在时代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而且可以建立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这种对话，历史学家“将过去置于当下的语境中”，使其与当前的社会困境和关切相关联，反过来即“将现在置于过去的语境中”，赋予它一种根植于传统的意义[13]。在历史上的此时，当我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观察到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的迹象之时，这个任务尤为重要。一方面，一部分宝贵财富和历史遗产被废弃，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被模仿，或被人为地修改以适应现代性的科学实证主义。世界上某些传统的族群与他们被现代化的、革新了的文化之间有着直接的对抗和严重的冲突。搭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桥梁是一项可以由历史学家来推动的至关重要的任务。艺术同样可以在建立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纽带中发挥重要作用。

（七）艺术作为一种话语

藝术（笔者所指的包括表演艺术和音乐）是至今为止能生动且有效地展现哲学及实用主义观点的文化表现手段。艺术能通过处理生活的情绪和情感的维度来完善和强化学术领域的分析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主观性可以填补人类的客观事业所造成的心理空白。

纵观历史，艺术经常为意识形态服务，描绘宏大的叙事。古典艺术通常是宗教意识形态、神话、神话学及历史的表现形式。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艺术的作用有了巨大的转变。一般来说，艺术已不再服务于意识形态，反而通常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只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没有具体的使命。庸俗艺术、反文化艺术和实验美学即是这种现象的文化表现形式。

但在“艺术为意识形态而服务”与“艺术具有颠覆性的目的，甚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两种极端选择之外，还有第三种选择可以假设。这种选择可以称为“负责任的艺术”。这种艺术，一方面它不会盲目地效忠于意识形态或模仿既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它也不会亵渎或玷污传统的遗产和价值观。或许艺术可以贡献传统美学价值的表现方式，但须辅以新颖的诠释。毋庸置疑，这些程式化的标准需要谨慎采纳，这样艺术家们的创造力才不会被扼杀。与之同时，其实我们还发现另一种对社会秩序及和谐有害的、完全不负责任的、反传统的、先锋派的，甚至在美学观点中完全不具备吸引力的艺术形式的存在。最终的判断只能由艺术家以及艺术爱好者来做出。这里要表达的观点是，艺术作为话语的贡献者，有能力和力量来加剧社会冲突，或者对社会做出建设性的积极贡献。

四、建设性话语学：跨多学科的诠释

（一）建设性话语的元素

目前为止，笔者介绍了在艺术以及不同学科研究领域里的几对各自相反的视角，并给每一对相反的视角提出了第三种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案是两个激进立场间的折衷妥协。基于提出来替代这几对辩证对立观点的替代方案，或许可以尝试为进行建设性话语来定义一些基本元素的假设或原则。当然，这类假设里有可能出现公理和常识，它们也可能有一个规范性。毫无疑问，建设性话语这个理念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论，它寻求可以引向团结、理想的话语与对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行为，而且是务实和干预性的活动。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识别出一些既是哲学上、方法论上的，本质上还是实践性的话语原则。

（二）真理

任何有意义的话语所需的一个哲学假设是：存在着超越个人观点的真理。在个人、社群或人类整体间是可以得出并认同这些普遍真理的。这显然违背激进的后现代观点，后现代观点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于个体或特定文化的，因此就没有可以寻找的共同基础和超越地方特性的普遍性；或是这种观点认为任何试图建立对话，建设共识的做法本质上注定要失败。本文提出的假设——关于将多重观点融汇进一幅超越观点差异的，所有人都认同的真理图景的可能性，在多学科的学术研究里也有对应之处。

在学术界，这种假设意味着真理可以在不同学科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并且通常没有一个学科可以单独凭借一己之力来获得对于实在完整的了解。特别而言，探寻的客观和主观领域——科学与人文——在他们的方法论上不必保持孤立或不相容。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可以推动分属不同探寻领域真理的融合，并丰富这些探寻。它们的方法可以减轻头脑中与专业性伴生的碎片化。

目前为止，专业化以及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主要基于实验和实证结果来促使人们对普遍真理达成共识。然而，我们也能找到探寻普遍真理的当代方法，其并不是基于传统的科学测试以及实验，而是依赖于哲学上的理性思考。这种方法将科学理性和实证方面，与哲学的直觉建构结合起来——即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的重构”。元生物学概念即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三）元生物学

另一种关于建设性话语的基本原则可在肯尼斯·伯克关于“元生物学”[14]的概念中找到。伯克在“元生物学”的定义中写道： “这个术语在这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即每个生物有机体都有其本性与生俱来的‘目的性（一种特定自然属性，以某种‘善而非其他为其目的）。当应用于人类时，就这个术语的严格意义而言，就超越了生物学”[14]。我们可以观察到，为了保障其生长和存活，生物有机体普遍共有遗传而来的、本能性的、但又有着目的性的行为，这些可以是伯克思想的例子。

当延伸到人类时，人类的集体生物功能、属性和特征使我们假定存在着人类所有成员所共有、必要的心理共性。地球上的所有母亲都养育和爱她们婴儿的事实可能使我们想到地球上所有人都需要爱和关怀的可能性，可以学会同情和拥有相互理解的善意。此意即“位于人类目的根处的是善，而非邪恶”，以及“生命，活动，合作——沟通，这些都是同一回事。”[14]

有理由假设这种概括也有例外。一个心理失常的母亲可能杀死她的新生儿，受到社会折磨的社群或国家同样可能在特定时间和条件下采取极端的仇恨行动和态度。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假设，在大多数个体之间普遍有一种追求和谐与理解“他者”的“善意”。在这个意义上，肯尼斯·伯克的“元生物学”从对自然的科学观察所得到的原则，可以被扩展包括这一结论：一般来说，对话和建设性话语是可能的、普遍的和全球的。同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是一种哲学的“理性重建”，它假设“人类拥有一种固有的善意，他们寻求共同生活。而这种交往是由善意所驱动的”，而且“相互理解，社会团结，和可普遍化的道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内置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普遍拥有的能力中的。”[15]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就是基于这样的哲学假设。

（四）诠释学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概念“视域的融合”可视为建设性话语和对话的一个普遍原则。为了实现不同观点的融合，个人需要在自己的观点和相反的观点之间不断的来回斟酌，以理解不同的观点。在这种递归的过程中，个人就可以凭借从有着不同视野和观点的“他者”那里获得的学识来检视自己的假设，“诠释学循环”这一术语在一定意义上适用于这种递归的过程。

前面讨论的“自反性”是一个类似的概念。自反性是指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教养和个人经历对自己了解世界所加诸的影响。自反性活动要求批判地检视传统和文化在形成我们的想法和观点时所起到的作用，并基于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所学来修正这些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自反性的自我分析立足于我们的自我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视域和观点。“视域融合”和自反性可以在分析和认知上促进不同观点的融合。然而，在实践中，認知过程并非与心智的情感和情绪状态脱节。艺术和文学可能在实现观点融合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或者至少可以加强这种分析方法。

（五）艺术及审美

作为建设性话语的概念性原则，我们可以假定人类普遍存在审美能力。尽管对美的标准可能在不同的文化，甚至在同一文化的不同领域或时代间也有差异，但艺术家总是能生产出大多数人能欣赏的作品。国际知名的艺术家通常起到搭建桥梁的作用，有时还是无意中、没有任何特定使命或责任地将不同的文化连接起来。当然，毫无疑问，在不同人群和文化间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方面，诗人和作家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些才能服务于冲突性的意识形态和目的。

艺术活动可以在建设性话语中发挥重要作用，表演艺术即是一个突出例子。此外，其他形式的公开表演和活动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主要是基于国家间的竞争，却也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表明文明和谐的竞争原则上是可能的。国际上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有分歧的，也在他们所参与的竞技活动中互相配合，仅是这一事实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会自身成为建设性和积极的话语。许多不同的活动，比如会议和表演也都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国际学术论坛和期刊通过建设性和分析性话语将不同国家的专家和学者连接起来。国际大会的附属活动试图通过表演和艺术来建立文化的纽带。尽管某些当代理论视角有着激烈的负面性，但是在全球范围进行的一系列国际活动呈现出的善意和积极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六）善意

在这一部分，我们提出另一个元素作为建设性话语的必要基础或者原则——积极态度和善意的元素。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可以发挥其自身的建设性作用，即使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言词、行为或表演时。海德格尔注意沉默在对话中的作用。他坚持认为保持沉默是话语中必要的元素，“只有在真正的话语过程中，保持沉默才是可能的”[16]。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听是话语的组成部分”，听取是“此在”的存在形式，作为“与他人”和“为他人”的一种开放方式[16]。海德格尔的陈述是指积极的和理解的态度进行建设性话语的必要性：“理解既不是通过长篇大论也不是通过忙碌地倾听周围信息而获得的。只有已经理解的人可以听懂。”[16]海德格尔说的先于聽的理解，很清楚是指拥有一种理解的态度。海德格尔特别注意会话参与者的态度和心智的积极状态，明显地体现在他选择的术语上，例如“与他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敞开”和“与他人共在”[16]。一般来说，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中发现的是一个人“存在”的状态与建设性对话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讨论的实践是一个哲学概念，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概念以及一个人“存在”的状态关系密切。

（七）实践

一个人的行为和行动与一个人的态度、心态和存在状态密切相关。话语参与者的行为对话语的质量和成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行胜于言”是普遍有效的，至少在考虑长期结果时如此。更不必说，这里的行动并不是操纵性的行动，那种沟通模式“主要是战略的、目标驱动的、强化自我、保卫自我、工具性的、传递信息的行为”[17]。临时性的或在短期内，以言语或行为、行动为形式的操纵性陈述可能是成功的。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方法可能适得其反——操纵者将变成永久的嫌疑犯。这将使未来的话语陈述不太有效，建立共识和团结不太可能。

五、结语

最近的和扩展后的话语概念超越了书面和口语的范围，还应对了话语的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例如，福柯的重点是话语如何服务于权力及其利益，他探讨了那些服务于权利滥用之目的的话语的形成。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性检验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征。正如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哲学以及他们争取社会正义、自由与平等的努力，试图解构和揭开所有社会建构和文化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人类全部价值观和制度的消极和怀疑态度的产生。他们无止无休地解构使得要达成共同和共享的观点似乎极具挑战性。

后现代世界观的另一个相关方面是他们本质上对任何具体和普遍真理、价值的抵制和拒绝。由此产生的极端主观主义和对元叙事、意识形态或普遍假设的彻底拒绝使得建设性话语和对话变得困难，因为找到概念性的共同点成为了问题。此外，某些当代哲学视角还质疑真正的沟通和话语的可能性，正如尼采和德里达的例子。

就社会干预而言，此类当代观点可能导致了专家、知识行动者和变革者在提供实用、积极、有效的解决方案上面相对较低的成功，这些解决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大大减少当今世界的冲突。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已然结束的项目束之高阁，某些后现代哲学原则孤立且脱离地看待传统文化改良，这使得致力于正义和消除不平等的干预性话语策略成为问题。一般来说，随着他们对偏见和权力斗争的揭露，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立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话语。

因此，本文试图找到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支持建构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们称之为“积极话语分析”。在简要回顾了来自不同学科辩证对立的某些原则，为每种对立组合提出了第三种替代方案，提及了这些概念的文化和实证意义，这种方案试图融合两者的优点，并且带有策略性和干预主义意图，以达成同时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话语方法。

受益于所回顾的视角并根据所提供的分析，探讨了参与积极和建设性话语的重要原则和假设。提出真理并不总是绝对地拥有本土性——那种个体和特定文化的特性。相反，可以被探索和认同的普遍真理确实是有的。某些普遍真理对人类整体而言是有价值的，即使这些真理的某些方面是相对于个体所生活的时代而言，并且需要随新时代的到来以及文明的蜕变而变化。

进一步说，基于肯尼斯·伯克的“元生物学”概念，我们假设，正如全人类共有的生物和遗传特征的情况一样，所有人的动机和倾向也有普遍共性。这种共性包括追寻真理和达成相互理解的渴望，以及艺术和审美的自然倾向。同样地，哈贝马斯的交际行为假设人们拥有天生的“善意”，来寻求共同生活，他提出，沟通是受“善意”和互相理解激发的，对团结的渴望被筑进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享有的能力之中。认识到人类全体成员之间的这种共性会促使人们去设想建设性和积极话语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哲学方法提供了诠释学和伦理话语标准来帮助达成相互理解和“视域的融合”。此外，海德格尔对一个人的存在状态和心态的强调以及它在积极话语中能发挥的作用，结论是，海德格尔的话语方法必须要对“他者”有开放的胸怀、善意和积极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回顾了行为、活动、表演、公共事件在话语中的作用。我们探讨了实践这一古老的概念，即将理论、概念和态度转化为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文化实践，以及此类行为和活动能够形成通往建设性话语的陈述这一事实。

这些探讨过的原则可以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进行建设性话语的通用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得益于多种学科的概念基础。虽然提出一种框架可以被视为规范性的，正如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一样，采取通用框架是一种在完全没有方法论或严格方法之间的折衷。我们寻找一种框架就必然涉及到应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观点。它要求在启蒙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视角里遭际到的极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小心行事，在教条主义的蓝图和后现代思想里的“不可判断性”之间采用务实的选择。

（肖琳，何薇，译；周夏颐，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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