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

除了一些具体领域的危机之外，新加坡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由李光耀的去世和地缘政治变动带来的国家重新定位问题。

最近，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的家族内部爆发了公开而激烈的争斗。李光耀排行第二和第三的孩子，联合起来通过社交媒体Facebook对他们的兄长、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用语之刻薄、态度之决绝让人瞠目结舌。在一向平静如水的新加坡政坛，即便是大选期间的公共政策辩论也是井然有序的，因此这难得一见的豪门恩怨，让全世界媒体兴奋异常。

然而，这是一个偶发的个别事件，并不具有必然性，虽然抓人眼球，其实质意义非常有限。在李光耀去世两年后的今天，新加坡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面临的真正挑战，远在萧墙之外。

新加坡迫在眉睫的危机

就在李氏兄妹隔空吵架的时候，新加坡抓获了两名试图前往叙利亚成为圣战烈士的潜在恐怖分子，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身份竟然是辅警，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边界的兀兰关卡当警卫，其中一人还有持枪权。更严重的是，其中一人的一些亲友知道他有意到叙利亚参加武装斗争，却没人举报。

迄今为止，新加坡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极端分子的攻击事件，被视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其反恐形势却难言乐观。近年来，新加坡多次抓获恐怖分子或侦查出进行中的恐怖袭击阴谋，情形之频繁，使得李显龙多次警告新加坡“迟早会成为袭击目标”，“问题不在于恐怖袭击会不会发生，而是几时会发生” 。

早在2001年，美军在阿富汗“基地”组织废墟找到的录像带就显示，恐怖分子计划袭击新加坡，并且已经进行了实地踩点，目标包括地铁站、军港、军事基地、国防部大楼、多国驻新使馆等。

令人震惊的是，随后被捕的13人中除一人外，都住在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组屋里，且都在正规学校受过教育，其中6人曾在部队服役，有8人到阿富汗的“基地”训练营接受过训练。

除了新加坡本国的恐怖分子之外，来自外部的威胁也不容小觑。新加坡有上百万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底层打工者，2016年1月，有27名在新加坡建筑工地工作、涉嫌极端主义活动的孟加拉男子被逮捕。而这与半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2016年8月，邻国印度尼西亚警方逮捕了6名计划袭击新加坡的极端分子，他们计划从印尼临近新加坡的巴淡岛向新加坡最繁华的滨海湾地区发射火箭弹。

对新加坡来说，一旦真的发生恐怖袭击，最大的破坏也许不是直接的伤亡，而是辛苦建立起来的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新加坡的主要族群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泰米尔人，在1965年独立之前多次发生严重的族群流血冲突。对比周边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族群共处状况，就会明白新加坡目前的和谐局面来之不易，它是牵涉到这个国家存亡的大事。

新加坡的另一个大麻烦是经济的不景气，转型艰难。近年来，因为全球经济低迷带来的航运、炼油等行业的不景气，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很大。2016年，新加坡经济出现了几个季度的连续负增长，失业率在攀升，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甚至将新加坡银行系统的前景评级从“稳定”降为“负面”。经济短期的下跌并不可怕，但数据也显示，近年来新加坡经济增长中来自创新和科技等方面的动力缺乏，显示经济转型的前景并不明朗。而多次经济转型成功、60年间人均GDP从400美元飙升到5.5万美元的奇迹，是新加坡拥有今日国际地位，睥睨周边国家的重要因素。

过去50年，新加坡经济经历了5次转型，大约10年一次，每一次都是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从而使经济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形成新的飞跃，这5次转型分别是上世纪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密集型产业，上世纪80年代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上世纪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产业，21世纪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未来，新加坡希望转向创新密集型產业。然而，创新需要的宽松社会氛围，就与新加坡一直以来严格的社会管理体制产生了矛盾。研究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名著《创业的国度》里，就多次拿新加坡的秩序和以色列的不拘一格做比较，并断言新加坡“对顺从的坚持、礼貌的追求，还有那些精心修剪的草坪、政治体系，已经将变化从这个经济体中彻底清除了”。

新加坡站在十字路口

除了一些具体领域的危机之外，新加坡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由李光耀的去世和地缘政治变动带来的国家重新定位问题。

新加坡人口550万，面积相当于中国大城市的一个区，能拥有今天这样远高于其人口面积限制的国际影响力，决定性的因素是李光耀。可以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加坡，他不仅促成了新加坡的独立，更用自己严谨的性格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精神气质，在东南亚创造了繁荣廉洁的奇迹。

另外，李光耀深具国际洞察力，从民主到全球治理，从印度的未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都有自己明确清晰富有洞见的看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评价说，“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 。

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也就是李光耀的成功，他把这个国家带到了一个它本来不可能抵达的高度。然而，这样的人物的产生本来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伴随着他的去世，一切都会慢慢回到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新加坡国际地位一定程度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袖相比，剑桥毕业、善于和民众沟通的李显龙，其政治领导能力堪称卓越，但他毕竟不是他父亲，无法复制和移植李光耀的智慧和影响力。而新加坡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自己是东南亚的一个特殊国家而不是普通的一员，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这是新加坡这两年外交受挫的重要原因。

而雪上加霜的情形是，李显龙已经确定在2020年大选后卸任，但新加坡的下一代领导人是谁仍没有定案。吴作栋和李显龙上位之前，都经历过长时间的培养和训练，他们的接班人地位早已经呼之欲出，新加坡人也都心知肚明，只是没有宣之于口。而这次是一片混沌，大家确实不知道是谁，这说明目前内阁里并没有众望所归的人选，而副总理、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关键岗位仍由2020年很可能卸任的老部长担任，这给新加坡的领导人培养机制敲了警钟。

领导新加坡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不容犯错的岗位。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国频繁插手的现实、小国寡民的国情、国内敏感的族群关系，都意味着这个国家根本经不起折腾和哪怕稍微大一点的政治失误。两相观照，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的压力可想而知。

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李光耀时期新加坡一直实行“大国平衡战略”，拒绝和某个大国走得太近或太远，因为他深知“大象打架，草坪要遭殃；大象亲热，草坪会伤得更重”。但近年来新加坡积极配合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的建设，“选边站”的倾向有所抬头，已经偏离了上述原则。而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地缘优势正在褪色，新加坡正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可以说是一个关乎几代人福祉的生死攸关的选择。

摘编自《南方周末》2017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