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这个深嵌于喜马拉雅山脉峭壁之中的高原王国，因为其邻近内陆贸易要道的位置以及过少的主体民族人口，在殖民主义入侵的冲击之下终究无法自保，最终随着南亚国界的重组而彻底消失。锡金的命运，折射出的恰是大国内陆安全问题的复杂与严峻，其长期影响一路延续至100多年后的今天。

在锡金北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村庄，一位尼泊尔裔僧侣（左）正在用竹条编织背筐

2017年6月26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上校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近日，解放军驻藏边防部队和建筑工人在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洞朗地区（Doklam）进行亚东—洞朗公路南段的施工时，遭到非法越境的印军士兵的阻拦。此举违反了双方有关协定协议和两国领导人共识，严重危害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3日的记者会上同样表态称：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印度历届政府曾多次以书面形式做出确认，承认双方对这段边界走向没有异议。但印度派遣武装力量越过已定边界，违背了历史界约、《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性质非常严重。出于安全考虑，中方将不得不暂缓安排印度官方香客团经中印边界锡金段乃堆拉山口（Nathu La）进入西藏自治区朝圣。

7月4日，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外事主编普里扬卡专访时，透露了洞朗事件的更多细节：此次印军非法越境，系以“为不丹主张领土范围”作为借口之一。中印边界锡金段，素不涉及洞朗高原所在的春丕河谷;该地区100平方公里的领土历来处于中国有效管辖之下，并可自1904年《拉萨条约》的对应条款获得验证。而位于春丕河谷地以东的不丹（迄今未与中国建交）在1949年之后，出于各种原因，一度对洞朗地区提出过领土要求。双方在24轮边界问题会谈中对此曾有涉及，虽未完成正式划界，但对洞朗归属中国一事已经消除了分歧。但在今年6月，印度方面却以“中国在洞朗修路引发不丹政府的不安”，而印度与不丹存在“特殊关系”为由，从锡金邦非法派兵进入春丕河谷地，与中国边防部队对峙近一个月之久。此举不仅造成了粗暴干涉他国事务的恶劣影响，而且使历来不存在争议的中印边界锡金段成为新的摩擦焦点，系1967年乃堆拉—卓拉冲突以来的最严重事态。中国政府要求印方立即无条件撤军，才能实现和平解决。

全长约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线，在1949年之后始终未能达成双边一致的划界条约，亦无法进行相应的勘界工作。一般而言，两国在西段的克什米尔以及东段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上分歧较大，而对中段的锡金问题以及对应的边界走向并无太大异议。尽管在1975年印度吞并锡金王国之后，中国政府直到2003年才与印方达成正式的政治谅解，但中方对锡金边界的观点、立场，早在晚清时期即已固定下来。此番印方强行越境挑衅，不仅破坏了长期以来的默契，也使喜马拉雅山周边的历史边界问题，重新成为关系现实的草蛇灰线。

从1834年锡克帝国入侵拉达克（今印控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到1950年锡金王国沦为印度的保护国，不丹、锡金、尼泊尔三个喜马拉雅山脉内陆国家的命运，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中国西藏、克什米尔、藏南地区的领土边界变化，构成近代亚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篇章。而身处中、印、不三国交界处，人口构成又以尼泊尔人为主的锡金王国，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挣扎，终究无法独善其身，而为印度所吞并，并成为连接印度主体领土与东北部各邦以及向不丹输出影响力的重要桥梁。至于在锡金历史上屡次扮演关键角色的春丕河谷（Chumbi Valley），正是2017年初夏中印军队对峙的最前沿。又一次，历史在不同的情境中奏出了相同的韵脚。

大吉岭的诱惑

2016年5月4日，一名印度客商（右）在乃堆拉山口附近的樟谷湖向当地商人购买牦牛。乃堆拉山口充当中印边境贸易的主要通道已有1000多年历史

在2005年4月之前出版的中文版世界地圖上，位于中国、印度、不丹、尼泊尔四国之间的一块指尖形领土，曾被郑重其事地标注上主权国家特有的国界和首都记号，并附有国名：锡金（Sikkim）。它的国土面积为7096平方公里，略小于广州市;总人口64万，不及北京朝阳区常住人口的1/6。倘若将其领土的南北两端以铁路相连，早年中国“春运”中常见的22型客车（即俗称的“绿皮车”），则在一个小时后就会开出国界。中国古代文献称这个国家为哲孟雄（Dremojong），即藏语“出产稻米之谷”（Drenjong）的变体;“锡金”之名则得自19世纪迁入该地区的尼泊尔移民所用的林布语（Limbu），意为“新地方”。

追根溯源，锡金地区的原住民其实是以刀耕火种和采集野果为生的绒巴人（Rongkup）。14世纪以后，从北方南下的藏族移民沿着提斯塔河进入了适宜定居的南部地区，成为新的统治者;他们被尼泊尔人和印度人称为菩提亚人（Bhutia），意为“稻米谷的居民”。1642年，西藏康区贵族古鲁扎西的后人彭措南嘉在藏传佛教宁玛派僧侣和菩提亚移民的支持下，于甘托克（Gangtok）登基，自称“法王”（Chogyal），在锡金建立了政教一体的南嘉王朝，并以西藏政权的藩属国自居。之后100多年里，南嘉王朝的历代法王曾在西藏的支持下，与毗邻的不丹王国和由廓尔喀人控制的尼泊尔大打出手，一度控制了东到春丕河谷边界、西至尼泊尔东部、南达西里古里的可观领土。1788年廓尔喀人和不丹联合入侵锡金之后，第六代法王丹增南嘉也是立即退入西藏，在藏兵和驻藏的清朝军队帮助下反攻复国。而他最初的避难地，正是今天中印边防军对峙的春丕河谷。

进入19世纪，一股新的外来势力——控制南亚次大陆主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喜马拉雅山脉南麓。1814年，英军入侵尼泊尔，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廓尔喀战争。为了阻止廓尔喀人从其不丹和阿萨姆盟友那里获得支援，东印度公司與素来和尼泊尔积怨不断的锡金法王楚布南嘉缔结了盟约，由锡金负责从东面对廓尔喀人施加军事压力，使其无法集中兵力。战争结束后，东印度公司宣布将梅奇河与提斯塔河之间的锡金故地（包括大吉岭）归还给楚布南嘉，另外还为锡金索回了此前丢失的另一块领土莫朗地区。但作为交换，南嘉王朝必须承认东印度公司作为锡金—尼泊尔冲突唯一仲裁者的地位。这是英国渗入锡金的开始。

来者不善的“友谊”，很快就暴露了其真实面目。1826年，以南嘉王室为中心的菩提亚人贵族集团与锡金本土的绒巴人贵族爆发内战，后者避入尼泊尔，在廓尔喀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旷日持久的边境袭扰，使锡金政权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1835年，楚布南嘉法王被迫向东印度公司求援。英国人乘机开出一副“良方”：将1817年刚刚重回锡金版图之内的大吉岭村（Darjeeling）及其附近的默哈嫩达河西岸领土租借给东印度公司，作为绒巴人贵族的收容所。整项协议最终在一种充满阴谋和欺诈的氛围下达成了，而租期自始至终没有写明。

大吉岭最使东印度公司感兴趣的，当然不是其2000米的海拔高度以及稀少的定居人口，而是优良的地理位置。早在十几个世纪以前，位于锡金和西藏亚东交界处的乃堆拉、则里拉两大山口就已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通道;由加尔各答出发的马队从这两处山口穿过喜马拉雅山脉，便能畅通无阻地抵达拉萨和中国内地。但在尼泊尔、锡金、不丹三国频繁交战的年代，北上的东印度公司商队尚未离开孟加拉殖民辖区（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就会遭到三个交战国以及不丹的附庸库奇比哈尔土邦国的威胁，贸易成本极高。而位于锡金西南方的大吉岭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中转站：一旦英国人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便有望一举清除抵达两大山口之前的陆路障碍，确保加尔各答—拉萨商路在进入西藏之前的最后一段线路的绝对安全。另外，气候凉爽的大吉岭也可以成为东印度公司总部在夏季的避暑胜地，为加尔各答城里几十万饱受湿热气候和疟疾、伤寒、霍乱困扰的欧洲人提供喘息空间。这样的考虑，当然不是深居在藏式神庙中的锡金法王所能预见的。

2016年5月，锡金首府甘托克的夜景

从1839年开始，英国全面启动了对大吉岭的开发经营。首任行政长官阿瑟·坎贝尔为那里引入了茶树种植业，吸引来自尼泊尔和锡金内地的移民前去定居;接着又大张旗鼓地建立补给点和货栈，宣布任何国家的商品经大吉岭运销西藏，都可销售最低额度的出口税。久而久之，历来被菩提亚人贵族和锡金寺院垄断的对藏贸易特权几乎为英国人所独占，大批本地农奴也纷纷出逃，前往待遇更优厚的茶叶种植园为英国人效力。两相比照，楚布南嘉法王每年获得的区区3500卢比租金形同笑话。为了报复，锡金人在1849年拘捕了擅自前往亚东附近探访的坎贝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将他们扣留了六个星期。作为报复，东印度公司在1850年派一支武装探险队入侵提斯塔河下游，将另外1700平方公里的锡金土地也并入了大吉岭租借地。

1858年，东印度公司对全印度行政和贸易事务的管辖权改由英国政府直接接手。此时楚布南嘉法王正在提斯塔河以东广设哨卡，企图给从大吉岭出发的商队制造障碍。新官上任的英属孟加拉省副总督阿什利·伊登遂于1861年初发兵入侵锡金，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该国当时的首都庭姆隆（Tumlong）。1861年3月28日，楚布南嘉被迫与伊登签署《庭姆隆条约》，做出了一系列损及主权的让步：锡金政府向英方赔偿军费7000卢比;经大吉岭运往乃堆拉、则里拉两山口的英国过境货物一律不得征税，取道锡金销往尼泊尔、不丹和中国西藏的其他国家货物也只需缴纳5%的过境税;英国人可以在锡金内地进行地理考察和测绘，外国人在当地旅行和居留不受限制;锡金废除农奴制，允许其国民前往大吉岭和英属印度为英国种植园主工作;允许英国修筑一条从大吉岭西南方的西里古里（Siliguri）通往春丕河谷的公路，并由锡金军队在沿途提供保护。

意味深长的是，《庭姆隆条约》对锡金与西藏的关系也做出了相当严苛的限制。其中明文规定：若锡金政府将现有领土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必须首先征求英属印度政府的意见;锡金法王不得在未经英方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前往西藏内地或春丕河谷做长期居住，亦不得擅自将政府外迁;除夏季避暑外，法王每年在国内居住的时间须不少于九个月。在这些条款生效之后，历来只承认西藏政权宗主地位的锡金有了一位新的“太上皇”;而这些不速之客一旦站住脚跟，就没有打算再离开。

渐进式蚕食

1904年，由锡金方向越境犯边的英国军队攻陷拉萨，逼迫西藏代理摄政签署《拉萨条约》

不丹、锡金等喜马拉雅山脉国家与西藏之间的宗藩关系，在18世纪初清政府建立驻藏大臣衙门后，一直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默认。1828年，驻藏大臣显惠在呈递朝廷的奏折中曾记录：在西藏周边各土邦国中，“如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之类虽非唐古特（西藏）所属”，但长期都向达赖喇嘛“呈送布施”，互通消息。1788年丹增南嘉法王被廓尔喀军队驱逐后，达赖喇嘛一度将春丕河谷地赐给南嘉王室，作为其汤沐地（采邑）。故而英国对锡金的入侵，事实上也构成窥探西藏的先声。当时英俄两国正在从近东到阿富汗的广袤亚洲内陆腹地展开“大博弈”，西藏被视为最后一块尚未有人染指的净土，自然获得了英方的高度重视。

《庭姆隆条约》生效之后，英国在锡金的经济影响力获得了井喷式增长。总面积已经增加到3200平方公里的大吉岭辖区，在1873年西藏地方政府关闭与尼泊尔的边贸山口后，几乎成为英属印度通往西藏的唯一可靠贸易中转站。英属孟加拉省政府在当地修筑了大批避暑別墅、医院和贸易援助中心;在1912年之前，大吉岭是英属印度总督夏季固定的两处办公地之一。在锡金南部的提斯塔河两岸，拥有经商特权的英国人开辟了林场和水稻梯田，雇用来自尼泊尔的移民负责耕种。来自尼泊尔的外来人口的数量很快超过了当地原有的菩提亚人和绒巴人，最终达到了锡金总人口的六成以上;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英印当局的政策，因此与锡金王室貌合神离。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正是这些尼泊尔裔移民的政治倾向导致了锡金最终被吞并。

1879年，阿什利·伊登主导的英属孟加拉省立法会通过了修筑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的决议。这条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传奇线路以西里古里作为起点，大吉岭为终点，全长88公里，沿途设17个车站，轨距只有玩具一般的610毫米。历时两年的工期内，英国工程人员在峭壁中开凿出了五个360度立体爬坡回旋和五处180度折返线，在当时属于史无前例的奇迹。这条铁路通车之后，由加尔各答起运的英国货物可以在西里古里装车运至大吉岭，随后以人力和畜力转送至春丕河谷的边境口岸亚东，历时只需一周。但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英国从孟加拉省向锡金发兵的速度有了决定性提升。以新建成的铁路为凭靠，1885年，英属孟加拉省当局向锡金法王图多南嘉（楚布南嘉）之子提出了修筑锡（金）藏口岸公路和任命尼泊尔裔官员的要求。

时年25岁的图多南嘉法王，自幼目睹父亲和兄长在英印当局胁迫之下惨淡经营的处境，对英国人越来越大的胃口自是满怀怨怼。而在中国西藏，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于1875年圆寂之后，担任摄政的第九世德木活佛和清廷驻藏大臣文硕面对英国节节进逼的压力，同样采取了抵抗姿态。1886年夏天，图多南嘉在春丕谷与清政府官员秘密会面，恳请西藏政府和驻藏清军帮助他驱逐英国人、恢复独立地位。当年底，西藏政府派出300名藏军穿越春丕河谷，经则里拉山口抵达锡金边境的隆吐山（Lingtu），建立了边防哨卡。按照1788年达赖喇嘛向南嘉王室封赐汤沐地时制作的文书，春丕河谷虽然被暂时赐给锡金法王作为避暑之用，但其主权依然属于西藏当局，中方有在当地驻军和征税的权利（这也是今天印度政府无权以“边界未定”为名入侵春丕河谷的法理依据）。而藏军经春丕河谷进入隆吐山，则经过了锡金法王的批准。但英属孟加拉省当局依然以“藏军入侵”为借口，要求图多南嘉将政府迁移到大吉岭，遭到拒绝之后，索性发动了新的直接入侵。

1887年，英国从孟加拉省和尼泊尔同时出兵进入锡金，将图多南嘉法王软禁并流放到了大吉岭。锡金的实际统治权随后被转移到了英籍政治专员约翰·克劳德·怀特手中，并由亲英贵族和僧侣组成了新的政务会议。紧接着，1888年3月，驻印英军3个团携带4门大炮，突然对藏军设在隆吐山的阵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德木活佛调动藏军数千人前往春丕河谷增援，在半年内与英军进行了三次激战，史称第一次英藏战争，但都被拥有火力优势的英军击退，死伤数百人。至1888年底，英军已经攻入春丕河谷，随时可能向拉萨进军。

鉴于抵抗政策未能取得理想效果，清廷新任驻藏大臣升泰决定转向绥靖，接受英方在锡金问题上的一切要求。1890年3月17日，升泰在加尔各答与英属印度副王兰斯多恩侯爵签署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诺放弃西藏对锡金的一切宗教和世俗宗主权，并划定新的锡（金）藏边界;清廷承认锡金为英属印度的保护国（Protectorate），其内政外交概由英属孟加拉省总督负责，中方不再过问。1893年签订的《中英藏印续约》又规定中方向英印当局开放春丕河谷的亚东作为通商口岸，且西藏牧民不得越界进入锡金游牧。在那之后一年，被软禁在大吉岭的图多南嘉法王获得释放，但其行政权力已经被转移到政务会议手中，以英国派出的政治专员作为最高仲裁者;英印当局还强迫法王把锡金首都由庭姆隆迁移到甘托克，方便进一步控制。

1967年10月3日，乃堆拉—卓拉山口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不久，解放军驻藏边防部队在春丕河谷一带观察地形

1903年初，英国强迫锡金动用全国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由甘托克通往春丕河谷的新公路，随后从那里出发，开始了入侵日喀则的第二次英藏战争。1904年8月，英军进占拉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外蒙古，留守的三大寺寺长和代理摄政被迫与英方签订10款《拉萨条约》，再度确认了1890年条约划定的锡（金）藏边界，并同意竖立界石。两年后，清政府承认了该条约的大部分内容。但即使是带有不平等色彩的《拉萨条约》，也依然承认春丕河谷的主权属于中国。此后锡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彻底沦为了英属印度的附庸，当地出产的茶叶、橘子、小豆蔻（用于制作咖喱）和稻米大部分运往印度做再加工，经营权则被尼泊尔裔移民把持。

壮志未酬的图多南嘉法王在1914年2月病逝于甘托克。其子锡东祖古南嘉（毕业于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继位后，试图推行独立性更强的对内政策，并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结果遭到英国政治专员和亲英派贵族的联合抵制。1914年12月，亲政还不到10个月的锡东祖古在治疗心脏病时神秘死去，由同父异母的弟弟扎西南嘉继位。由于新法王在追随英印当局方面表现“良好”，1918年，伦敦决定取消在锡金的政治专员制，由扎西南嘉在政务会议的襄助下进行准立宪统治。而同样与中国中央政府貌合神离的西藏当局，此时也几乎成为英印当局在内亚腹地扶植的政治代理人。

消失的锡金

彻底沦为英属印度的保护国之后，锡金的前途和命运，便也随着英国对印政策的变化而摇摆不定。从法律地位上说，锡金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的17个具有一定自治权限的拉吉（Raj）行省，而是印度中央政府下辖的土邦国，其地位不仅远不如独立性获得国际承认的尼泊尔和不丹，甚至也不及具有特殊民族和宗教构成的西北五省（后来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因此，在1947年英国决定迅速实现对印度的非殖民地化运作时，锡金政府的意愿变得完全不受重视。扎西南嘉在1946年底专诚致函末代英属伦敦副王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表示锡金无意加入即将成立的印度斯坦自治领（印度共和国的前身），希望能成为和不丹类似的完全独立国家，并要求收回已被割占一个多世纪的大吉岭地区。但急于摆脱繁重帝国义务的英国对此根本无动于衷。

1947年8月15日，按照蒙巴顿制订的分治方案，英属印度正式被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尽管各土邦国加入哪一个新国家理论上可由其自行决定，但领土与印度直接毗邻的锡金实际上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英国官员刚刚从甘托克撤出，印度国大党在当地的分支团体锡金国民大会党（SSC）就发起了以尼泊尔人为主体的示威游行，要求并入印度;新德里的印度政府乘机以“防止流血冲突”为名，派兵进入锡金境内。但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在已经与巴基斯坦爆发克什米尔战争的情况下，对弱小的锡金可以暂缓合并，以观察中国政局特别是西藏问题的最终走向。因此在1950年12月5日，印度最终与锡金签署了和平条约，规定锡金成为印度的保护国，由后者掌管其国家财政、外交、军事和通讯大权。印度派政治专员进驻甘托克，负责锡金的一切外交事务，特别是与中国驻藏机构的联络。锡金日常的行政事务由一个20人政务会议（类似内阁）负责，会议的6名成员由国王委任，一人为僧侣，一人为军人，其余12席由尼泊尔人和菩提亚—绒巴人均分。首席部长（首相）名义上由国王任命，但自1947年起始终由印度公民担任。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地处中国、印度、不丹和尼泊尔之间的锡金实际上成为新德里试探北京对藏、对印政策的触角。尽管锡金长期使用印度货币、护照和邮票，在外交和边防事务上完全不能自主，但毕竟在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出于交通便捷性考虑，新中国驻藏机构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在前往印度进行访问或者参加国际会议时，往往取道锡金，因此给了双方较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的杨公素在其回忆录《沧桑九十年》中曾提及：“锡金老王（扎西南嘉）我曾拜见过两次，但都是在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的陪同下，除了寒暄问候外别无他言。王储罗桑泽仁（后来的末代法王佩登东杜南嘉）是拉萨贵族宇妥家的女婿，他常来拉萨探亲，我们有机会总是与他交往，他也表示同我们友好。但是他的行动不大自主，同我们来往时从未谈及西藏与锡金关系问题。”1956年11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一行应邀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第二年回程途中，他们在甘托克受到锡金法王的欢迎。杨公素注意到：“虽然锡金按例是接待主人，但一切都由印度安排。锡金老王坐在主人位上，除举杯问好外，几乎不说什么话，连欢迎词也是印度方面写的。”

1950年与锡金签订双边条约之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评论称，吞并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好比“步枪打苍蝇”，虽然难度不大，但实无迫切的必要。然而归根结底，印度和锡金关系的走向是由中印关系这个更大的命题决定的，而一切在1962年之后都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当年10～11月，中国边防军在两国边界的东、西两段连续击退越境挑衅的印军，随后主动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这样一来，驻扎有两个印度山地旅的锡金段边界（中线）就成了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唯一前沿，而印度正计划在当地对中国实施军事报复。1966年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上台执政后，印度军队开始频繁从锡金边界越境挑衅，多次在国境要道乃堆拉山口附近挪动界碑、修筑工事、架设电话，印军飞机也多次从锡金方向侵入中国领空，对亚东等地进行侦察。

末代锡金法王佩登东杜南嘉（左）与其美国籍妻子霍普·库克

1967年9月11日清晨，印军山地步兵第112旅的一个连在一名中校营长的指挥下再度越界，逼近乃堆拉山口另一侧的中国哨所。中国边防军严守“不打第一枪”的纪律，保持克制态度，对印方发出警告。但印军士兵却对喊话的中国军人首先开枪并投掷手榴弹，导致中方1名连长牺牲，6名战士负伤。中国边防军随后发起反攻，在短短7分钟内击毙印军官兵67人，并用火箭筒摧毁了印方非法设在中国境内的七处工事。不甘受挫的印军调动炮兵第17旅，从乃堆拉山口一带向中国境内发动大规模炮击。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边防军炮兵第308团组織了30多门82毫米迫击炮和120毫米迫击炮向对方发动还击，历时四天三夜，打哑了印军8个炮兵阵地、2个指挥所、2个观察所、23处工事及2辆汽车，毙伤印军官兵540多人。

9月30日，中印两支边防巡逻队在锡金卓拉山口的冰川地区再度相遇。当地的冰原上没有竖立界碑，而是根据确定边界时的山脊线原则，以一道高约30厘米的天然隆起冰脊作为双方巡逻的边界。印军第10锡克步兵团的3名士兵越过了这道冰脊，中方巡逻战士示意其退回，遭到印军士兵的推搡。第二天上午11时20分，印军第7廓尔喀步兵团第11营的营长乔希少校率7名士兵前往卓拉山口，再度越界向中国士兵挑衅。中方巡逻兵提出警告，但对方反而一拥而上，试图将中国巡逻兵绑架出境，制造“中国越界入侵”的证据。打斗中，一名中国战士被印军的廓尔喀弯刀砍伤。在最终被逐回锡金一侧领土后，印度军人再度开枪挑衅，打死打伤中方军人各一名，并呼叫迫击炮向中国境内射击。中方被迫当场还击，将8名入侵的印度军人全部击毙。当天中午12时左右，中国炮兵用猛烈的火力覆盖了印军第11营的阵地，将越境挑衅的两个连的官兵毙伤大半（195人），摧毁工事29处。印军抵挡不支，遂于当晚19时55分停止炮击，结束了这场边境冲突。

对夹缝中的锡金来说，发生在乃堆拉—卓拉山口的这场冲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在中印关系相对缓和的年代，新德里还需要在中印边界的中段保留一个形式上的半独立国家作为缓冲，那么当锡金成为中印军队直接对抗的战场时，当务之急已经变成了完全、彻底地控制这个小国。这在操作上并无难度：脱胎于锡金国大党、以尼泊尔裔居民为基本盘的锡金国大党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政府机关，其领袖卡兹伦珠多结获得了印度派出的首席部长克里希纳·普拉德汉的全力支持。而1963年继位的佩登东杜南嘉法王，只能获得他那小小的王家卫队和少数菩提亚贵族的帮助。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斗争。

1973年4月初，锡金国大党和国民党领袖以“政务会议选举舞弊”为借口，在全国发动了示威游行。驻大吉岭的印度警察部队乘机开进甘托克，以“保护法王安全”为名，将佩登东杜南嘉软禁起来，逼迫他签署了通过普选产生代议制政府的命令。在5月中旬的选举中，获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尼泊尔裔移民支持的国大党不出意料地胜出，组成了以卡兹伦珠多结为首席部长的新政府。势单力薄的佩登东杜法王一度还想做最后抵抗：他把王后和王储送到美国，在英文报纸上发起了呼吁联合国关注锡金问题的舆论战;自己则利用1975年2月出席尼泊尔新国王比兰德拉加冕典礼的机会，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外交人员做私下会晤，希望争取外部援助。但对窥出端倪的印度人来说，这恰恰坚定了他们加快吞并锡金、避免夜长梦多的最后决心。

1975年4月5日，錫金国大党政府向印度议会发出呼吁，“请求”将锡金并入印度。次日清晨，满载5000名印军士兵的卡车开入甘托克街头，强行解除了仅有不到250人的锡金王家卫队的武装。中午12点45分，白色的王宫小楼二层升起了一面印度国旗。9天后，锡金举行全民公决，在占全国总人口59%的投票者中，有97.5%的人赞成废止法王制度、作为一个邦加入印度，其中绝大部分是尼泊尔裔人。联合国对此反应沉默，只有中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提出了抗议。5月16日，印度国会联邦院通过决议，批准锡金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存在了333年、历经12位君主的锡金王国，至此从法律意义上消失。末代法王佩登东杜南嘉在1977年流亡美国，5年后因癌症病逝。王储旺秋丹增南嘉在纽约自行宣布继位，但地位已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2003年6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时，就锡金问题达成政治谅解。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锡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问题，它拖延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的基本考虑是，既要尊重历史，同时也要尊重现实的因素。”在锡金被彻底吞并之后28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其为印度的一个邦。2005年4月18日，国家测绘局行业管理司发布通知，规定今后出版的地图不再将锡金作为主权国家标示。2006年7月，关闭已有44年之久的乃堆拉山口边贸口岸重新开放。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博弈，开始以中印两个大国为直接主体重新启动。

（参考资料：《山顶王国锡金》，〔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著;《印度对华战争》，〔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锡金政治史概述》，王在田著;《块肉余生记：地图上的袖珍小国与战争》，阎京生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