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蒋平先生曾写过一个故事：

到梁启超纪念馆参观，一对青年夫妇饶有兴致地在门前张望，但面对10元一张的门票，脚步踯躅：“不就几间旧房子吗，还要掏钱，不看了。”见此情形，纪念馆工作人员立即热情地介绍：“这儿是清末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他就在这儿的‘饮冰室写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青年夫妇有些尴尬地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梁启超，只是看到有这么大一家纪念馆，有些好奇，所以……”工作人员赶紧改口：“林徽因你们知道吗？著名的才女、诗人，就是梁啟超先生的儿媳妇。”青年夫妇还是摇头。见工作人员一脸失望的模样，我赶紧上前：“周迅你们知道吧？”青年夫妇眼睛一亮：“知道啊，她是著名演员。”“她和黄磊主演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你们看过吧？”“看过，周迅主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们都喜欢看。”“林徽因就是《人间四月天》里周迅演的那个主角啊。”听我这么一介绍，青年夫妇恍然大悟，当即爽快地买票进去参观了。

知道周迅却不知道林徽因，确实是一种悲哀，年轻人真的应该多了解一些历史常识。但板子都打在年轻人身上，似乎也有失偏颇，有些历史研究者自己就已经走入了歧途。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成了时髦，可实际上文化史往往陷入云山雾罩的困境，而社会史则不免有鸡零狗碎的讥诮。很显然，轻视理论思维，只满足于在历史学甚至其各级分支学科内部讨论一些过于枝节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历史研究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价值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