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所说的恩公，是指在人生的某一节点上，曾给予我一呼一扶一推，从而改变了我征程走向的诸公。

——作家西琦

1943年，在岫岩读伪满“国高”（中学）二年级时，有幸参加了作家西琦组织的文学小组。当时五位同学都处于文学的懵懂状态，经过一段学习，稍见开窍。应说我此生与文学结缘，是由此起步的。

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个话题。一日，老师对习作评点之后，忽地关起门来，严肃地说：“同学们，别忘了，咱们是中国人。”天哪！那时说这话是要杀头的。一句话出口，仿佛全城寂然，同学们听后都流下了眼泪。以后再上课时，谈文学的心绪少了，与老师围坐的时间多了，但却无人再重提那句话。

是西琦老师将一种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植入了我的头脑，使一个十四岁学子的内心，发生了超负荷的裂变：此生决不与鬼子同行！

西琦，本名刘宝琦，吉林省西安（今辽源市）人，时任军需中尉，二十出头年纪，白面书生相貌，但感到他的心头如担重负。他说的那句话，不知曾与多少中国人说起过。1945年“八一五”鬼子投降了，祖国光复了，西琦老师却不见了。几时想起，几时思念。曾数次向辽源市户籍部门查询，也曾亲自到该市面查，均无结果。大约此生是不能再见面了。思念也长长。几十年后，一次到外地开会，夜深人静时，早年那难忘的思念又爬上心头，写了一篇散文《永不忘却的话》，文尾标明“1990年2月18日于新宾招待所”。

爱国作家西琦老师，是我人生幸遇的第一位执灯者，连同他的那句金玉良言，令我此生永不忘却……

——傅茵波教授

祖国光复了。因求学报国心切，1946年夏，只身来到国统区沈阳城。不料竟求学无门，求生无路，只好流浪街头，以卖报维生。心已凉透了。

说来像说书讲古一样的巧，在茫茫人海中，我竟遇到了从未曾谋面的族叔傅茵波教授，同乡说他已从关内归来，在好几所大学教授英语课，找他去吧。这么多大学，到哪里去找？说来又是一巧，到医科大学就找到了。收发员说：“你叔叔正在上课，在这等等吧。”

这位叔父，我父行三，他行四，我称他四叔，他一直在岫岩城里念书，未见他到乡下来过。小时候常听人说：傅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个大名人。少年时又听人说：“九一八事变”后，他离家逃往北平，竟然考上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谁听了都羡慕。当时考清华大学必备两个条件，一是高考成绩优秀，二是交得起学费。我们富察氏家族是“圈地”的地主，他的父母（我称大爷大奶）家境宽裕，不差钱。听说叔父临走那天晚上，大奶百般舍不得，又一想日寇作乱不得不割舍，就急忙塞给儿子一口袋银元，摆手催他快走。此后大奶就失明了。这“一口袋银元”大约就是念清华大学的学费了。

此时叔父下课出来了，我搭眼一看，正是傅家特有的颜面，但他眉清目秀，西装革履，一表人才。我上前深鞠一躬，口称“你是我的四叔。”一句话接通了關系。我说我想念书找不到学校，只能卖报纸混日子，我说“我很盲动”，泪流两行。叔父说：“不‘盲动，来沈阳求学没有错，找着我就不用愁了。”亲人一句话，心里开扇窗。下面简单说，叔父领我到“沈阳中学进修班”（公费学校，日后编入“国立东北中山学校”），不出一小时，办完一切入学手续。上午还是街头盲流，下午已是佩带校徽的高中二年级学生了。叔父之功也。

叔父后任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著名教授，既有中文著作，又有英文著作。中央教育部曾指派他翻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史》（合作），学界驰名。是叔父为我铺设了一条通向大学之路，考取大学后，因地下组织的安排，未能完成学业。但我由衷地以叔父为榜样，一生不懈从文，略有成就（编审、作家）。富察氏家族叔侄同入岫岩名人馆，当时仅此一例。

——作家铁汉

作家铁汉，本名郁其文，时任《沈阳日报》副刊编辑。当时我在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我的同窗好友姜涛（详见拙文《友谊70年》），与铁汉相识，又知我喜爱文学，曾在全校征文中获奖，就将我引见给铁汉。由于他的悉心辅导，我于1947年夏，即有诗、小说、散文在报上发表，此生首次发表作品，当是幸事。下面还有幸事：铁汉于1947年5月参加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学联，任秘书，他遂即发展了姜涛与我，并指定我俩为中山中学学运负责人。铁汉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我们对铁汉先生以师长兄长事之，终生不渝。

铁汉是具有传统文化性格的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不会变通，故此一生命途多舛。伪满时期，1940年17岁时，即在各大报上发表文章，小有名气。因一些文章含有反满抗日思想，又因事受到牵连，被捕入狱，折磨一年半之久，日寇投降才出狱。祖国光复后，在《沈阳日报》工作，曾有八年的大好时光。此间曾因作地下学联工作，目标较大，加之他又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即被特务逮捕，经严刑逼供，终守口如瓶，一个月后释放，继续做地下工作，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直到1948年11月沈阳解放。

解放后在新生的《沈阳日报》工作，身心也获得解放，工作、著文两不误，又有了八年的大好时光。孰料，在鸣放期间，因言罹祸，被错划为“极”右派，处理极重，开除公职，流放到家乡劳改。“摘帽”后，又赶上“文革”，继续劳改，二十年岁月蹉跎，苦不堪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落实政策，回原单位做一般工作。此时虽已须发斑白，却焕发了文学青春，在逝世前的十六年间，共出版四部长篇和一部《铁汉作品选》，连同诗词、散文等共约一百六十万字，年均十万余字，可称多产作家。可惜他临终前带走了两个遗憾：一是终生追求入党却未获批准；二是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未获批准。如今已逝世多年，此二遗憾当已开释了……

——张斐军主任

我于1947年6月参加革命，最初九年变换了六次岗位（内七年为供给制），听从分配，任劳任怨。但那时内心却藏着两个从业志愿：一是文学，二是外语，自知不可企及，从未透露。但我的小命儿挺好，竟然“得来全不费工夫”。

偶然听说，辽宁省文联主任是张斐军。真巧！我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农教育处工作时，我们处长就是张斐军，大好的机缘。遂到“大帅府”（张学良故居）找到了张处长。在握手的一瞬，仍感到供给制时的上下级关系中，那种可感觉、难言说的亲近情愫依然存在。简单的问询之后，我将发表过的作品递给他，他在快速翻阅，表示他大多读过，我则直说：“张处长，我想到你这里来。”说完，我的心紧巴巴地在等待他推诿类的言词，但他却不轻不重地说：“来吧。让教育厅来人办理调转手续。”心存想望久久，今日梦想成真。不出一周，我即到《辽宁文艺》编辑部诗歌组上班了。时间是1956年8月。此生择业成功，且是第一志愿，感到欣幸之至。这全赖张处长的扶助。

再说另一件事。我曾在《辽宁日报》发表过一篇小品文《希望她生病吧》。内言某厂某车间因女工居多，派来一位女团支书，她说话好“敲打”人。如有人谈恋爱，她就说：“谈恋爱可以，看机器走神不行。”有的没的都讲，有人说：“希望她谈恋爱吧”，果然，她谈恋爱后就换了腔调。依此类推，“希望她结婚吧”、“希望她生孩儿吧”等。

后来有人生病去卫生所，她就说“泡病号”，有的人说“希望她生病吧”……我因此文惹了祸。反右时，报社来人说路地这篇文章是毒草，希望团支书生病，作者够右派。张主任当时看过此文后说：“这位团支书爱护车间是优点，说话不讲方式是缺点。有人说‘希望她生病是希望她改进作风，没有诅咒的意思。此文不是毒草。”又说：“路地同志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仍保持军人作风，编辑部有人主张每期的稿件不交领导审查，他敢于直言反对，保卫了党委。他是‘左派。”将来人打发走了。文联支部干事W当时在场。反右后期他告诉我此事，听了顿时魂飞魄散，寝食难安，噩梦连连。又全赖张处长据理力争，才使我和全家老小躲过一劫。

——剧作家柯夫

我在省作协《文学青年》当编辑时，幸遇国内一流主编柯夫主事。他有一句名言：“办刊物就是办主编”。他事业心强，点子多，大家风范，将刊物办得如日中天。他对征稿有新招，一般刊物多约作家的作品发表，喻之为“吃现成饭”；我刊则由全国青年作者来稿中择其较优者，经反复修改后发表，喻之为“生米煮成熟饭”，这是一个创举，许多青年作者给予称赞。还有其他措施均有创意，如每月上千份稿件，每稿必退，以勉励来稿；对有基础的文稿，每稿必复，提出修改意见，以期逐步扩大作者队伍；在沈阳、鞍山两地工厂区各设编辑部分部，便于接触工人听取意见，也便于编辑人员定时参加劳动；于农村、高校组织数个创作组，定期组织活动，等等，广受青年作者读者欢迎。

不到两年时间，刊物发行量即达二十万份，几与上海《萌芽》齐名（《萌芽》编者曾来我刊交流经验）。主编柯夫善于调动编辑的积极性，各展其长，使编辑们的素质日益提高。如诗歌组只我一人，还要到小说组、评论组顶岗。我乐行其事，可借机熟悉诸文体特点，争取做个多面手。我曾责编黑龙江省作者田军的小说《一幅画》，发表后被茅盾选入《全国青年作家小说选》中，东北只此一篇，使我增强了自信心。后因插队宽甸留在丹东，恰好使我有机缘“种实验田”，发挥编辑特长，从而推动了丹东文学的腾飞，被誉为“丹东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人”，被省第一批聘为编审（共二十五名），被中国作协授予“对我国文学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老编辑荣誉奖等。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文学青年》。《文学青年》譬喻为一所造就编辑的大学校，柯夫先生就是我的导师。

柯夫还有一句名言：“要保护作家的创作情绪”。他一向热心培养作者。柯夫本以剧作家而驰名，他亲手培植的数位青年剧作家，均有优秀剧目先后在全国获大奖，远近闻名。《文学青年》也培养出一批青年作者，成为为本刊供稿的骨干。他本人创作的名剧《堤》、《双婚记》，获全国剧本奖，后者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隆重献演，接着又被拍成电影，改名《换了人间》，轰动影坛。加之，他主编的《文学青年》驰名全国，他又出访民主德国载誉归来。正当他春风得意、事业有成之时，突然飞来横祸。1959年庐山会议后，辽宁文艺界于抚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称“抚顺会议”，以柯夫为重点批判对象，编印其八篇短文内定为毒草，作为批判重点，连续批判四十余天，终将柯夫定为“反党分子”，撤销作协副主席职务，行政降二级，发配到大连一工厂施行劳动改造，处分奇重。

1962年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大连棒槌岛休养。辽宁省委文化部长安波（人称“辽宁文艺界焦裕禄”）前去看望，并出示柯夫被批判的“八篇毒草”请他审阅，他看后明确说“不是毒草”，且肯定其文“短小、新颖”。安波归来即找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马加（曾任省委委员），这两位省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均未参加“抚顺会议”）联手主持为柯夫“摘帽甄别”。既然在会议上重点批判的“八篇毒草”是“香花”，柯夫不是“反党分子”得以官复原职，那么偌大個“抚顺会议”的“成果”，只能是给人们留下一个大大的“？”了。

——关山复、端木蕻良、马加三位满族尊长

关山复，国家最高检原副检察长（正部级），满族领袖级人物，有《风云瞬息》诗文集面世；端木蕻良，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红学家、国学大家；马加，辽宁省作协主席，原省委委员，著名作家，荣膺“人民作家”称号。这三位满族尊长，均为《满族文学》顾问，居京沈一线，构建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对我们筹办《满族文学》，给予了族长式的关怀和指导。在满族文学征程上，遇到这三位尊长，实为我此生之幸。

《满族文学》是一件全新的事物，从无经验可寻，一时使我不知所从。幸亏“首届满族作家鸭绿江笔会”（近四十人）及《满族文学》首届顾问会同时在丹东召开，三位尊长听取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后，智慧地归纳出几条纲目：

（一）满族文学的界定，留待日后实践中逐步解析之。（二）先着手组建满族作家队伍，着力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三）刊物适当登载满族历史文化，以应广大满族读者之需。如此有方向有措施，使我逐步迈开了步履。

三老的工作方式是：以关老为主，在京先与端木老沟通，再由关老与沈阳的马老挂电话议定，即着手实行。据我所知，由三老经手解决的问题有：（1）丹东地方财政部门力主办双月刊，以减少开支，经三老与市领导商定，仍坚持办月刊不变；（2）1988年下半年，有人主张将刊物交由个人“承包”，经三老从中施加影响而中止；（3）刊物曾办过十余期“通俗版”借以盈利，经三老与省出版部门联系，省里发文《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责任》，在《辽宁新闻出版信息》发表，经批评之后改正。

此外，三老还做了许多工作，仅举其要者简述：

关老：在全国党代会期间，去会见丹东市委书记；在全国人代会期间，去会见丹东市长；给丹东市委宣传部长寄千余言长信；给省民委（当时刊物主办单位）挂长途电话，详述三老建议。为《满族文学》操心费力。再如，举办中国首届满族文学奖时，亲自出面邀请国家民委、全国人大民委、中央统战部连同他本人共有四位部级领导出席高规格的颁奖会，此会有法、美、泰及港报等给予报道，引起海内外的瞩目。再如，经商请丹东市广播局支持，请关老亲自协调，在京摄制完成了关老、端木老、胡老（絜青）、吴老（英恺，著名胸心外科专家，周总理医疗组长）以及沈阳的马老共五位满族名人的电视资料片，如今五老已作古，资料片已成珍贵的孤本。

（资料片由市电视台关阿玲保存）

端木老：应邀为《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作序；应丹东市政协之邀，为《丹东满族》（分岫岩、凤城、宽甸三卷）丛书作序；为《舒群纪念文集》题写书名等。在首届满族作家鸭绿江笔会期间，应请（上自市领导，下至小车司机）给多人书写条幅，为丹东留下二十余幅墨宝。还有個小故事，我为编印《现代满族英烈传》一书，几经赴京筹措经费未果，正犯愁时，巧遇一族友，他说能替我筹款，但“须请端木老赐一条幅”，我写信请端木老屈尊“救援”，结果是：条幅寄来，书款到位。一位驰名中外的老作家竟有如此平民情怀，令人惊叹。

马老：我在省作协工作期间，马老就是我的恩师。这次他应请出任辽宁省满族文学学会会长，并以会长身份偕夫人接待日本满学家；给省人大领导及省委宣传部领导挂电话，介绍我去面谈办刊问题；应请为《舒群纪念文集》、《东北革命作家田贲》及东北文工团纪念文集《岁月回眸》等书作序；再如，由马老力主立项并指定路地、关纪新为主编的《当代满族作家论》一书得以隆重出版，内收以老舍为旗帜的老中青、海内外共五十三位作家的传文，此书填补了我国文学史方面的一项空白。难忘马老全程予以指导而得以成书。

《满族文学》是一本从无到有的新刊物，若不是仰承三位尊长的悉心运筹和扶持，这个刊物很难如此拓荒辟路而得以茁壮延年的。对此，三老功莫大焉。

祝愿《满族文学》平安长寿！

此间，我幸得聆听三老的指教，日积月累，逐步增长了主编能力和责任感。此外，三老赐我的信函有：关老十七封，马老十三封，端木老及夫人八封，均收入拙编的《作家书简》一书。另均有电话未计。我每赴北京、沈阳，必到三老家拜望。关老有话：“路地艰苦办刊，有创业精神。”端木老有话：“我们拿个主意，别让路地跑来跑去。”马老有话：“路地一来，带来许多讯息，一起研究办法。”每遇饭点，无论吃火锅、酸汤子还是大米查子，都是端起碗就吃，不推不让，总能吃出一股家族的味道，仿佛是回归故里，又见长白……

其实，一生中所遇的恩公尚多，一文岂能尽述，只好留存于心以为长久的念想。

〔特约责任编辑 李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