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中的民俗生态书写

2017-07-25柳应明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名作欣赏 2017年36期

关键词：风俗汪曾祺民俗

⊙柳应明［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论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中的民俗生态书写

⊙柳应明［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里下河作家在乡村叙事中将民俗作为美的要素来构置，体现了一种健康的民俗生态伦理精神。在他们的笔下，民俗是人性真善美生成的土壤，是单调乏味生活的调味品，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有效手段。通过这样的民俗生态书写，里下河作家描画了一幅幅乡村乌托邦图景。

里下河作家乡村叙事民俗生态意义

里下河地区素有“民俗文化大观园，水乡风情博览会”的美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为里下河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营养，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意蕴。他们笔下的风俗画、风情画都带着里下河的水乡特色，与别处绝不雷同，具有民俗学价值。作家们毫不掩饰对这些民俗的倾心与留恋。

“民俗的价值是多元的，其文化的意味是‘含混’的。在文学创作中，民俗既可作为主题批判的‘靶子’，也可作为美的要素来构置。”以鲁迅为代表的一脉乡土小说多是把“民俗”作为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策略性元素，如经常写到童养媳、典妻、冥婚等习俗。而以汪曾祺为旗手的里下河作家则是把民俗“作为美的要素来构置”的，他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里下河作家笔下的民俗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证明，是人性真善美生成的土壤，是单调乏味生活的调味品，也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有效手段，体现了一种健康的民俗生态伦理精神。

一、民俗是人性真善美生成的土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什么样的民风民俗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人物性格。许多学者都看到水土与人性的关系，如钱谷融认为：“江南是水乡，到处溪涧纵横，绿草如茵，景色十分清幽。水是流动的，象征着江南人的活泼、富有生命力。可江南的水，少有汹涌奔放的气势，只是长年潺潺汩汩地流淌着，培育出江南人特有的温和柔美的性情。”里下河地区地处苏北腹地，河汊纵横，交通不便，从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稳定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环境。而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又使其成为堪比江南的鱼米之乡。不少学者都把里下河地区看作了江南，比如有论者说：“汪曾祺长久地徜徉在小桥流水、田园人家的江南水乡，已经习惯于那一泓江南柔波，也似乎只有在那波澜不惊、舒缓流淌的水流中，他才更能深切感受和体悟到以‘和谐’为根底的人生宗旨。”温润的水土滋养了美善的人性，里下河人淳朴而不剽悍，绝少泼妇刁民。

里下河作家塑造人物多是让人物从其生长环境中走出来，带着泥土的芬芳。汪曾祺的小说多是先详细描摹民俗，然后人物才出场。他将这种民俗氛围称为“气氛”，并认为“气氛即人物”。“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那样就不是小说而是风俗志了。”《受戒》先写当地人当和尚的习俗：“他（明海）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再写和尚们的生活，特别强调其与民间的相同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接着写庵赵庄的农家生活，男耕女织，怡然自得。主人公明海与小英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嬉戏，情窦初开。《大淖记事》共六节，前三节写的全是风俗：“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这种自由的民间伦理、道德标准便是巧云和十一子爱情故事发生的良好土壤。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被誉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烂漫感伤的风俗长卷”。它在开篇花了整整一章专门描摹香河村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物产资源，第二章才写到人物和故事。出版社在封二的“内容简介”中概括得特别精准到位：“书中的主人公叫柳春雨，作者既讲述了他的父辈，也描写了他的子女。但这一切并不重要，故事既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悬疑惊悚，重要的是这一方沃土，村民们的世俗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线，既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悲、欢、离、合，也有礼、义、廉、耻、忠、信、恕、仁、孝、悌、贞、节，写得饱满，精彩。”这种田园诗般的乡村才能孕育出一群美丽善良、活色生香的香河儿女。他们活得实在、细致，有规有矩，有滋有味。

艾布拉姆斯认为：“地方小说强调背景、人物对话和某一特定地区的社会结构和习俗，不仅得有‘地方色彩’，而且是影响人物的气质，他们的思维方式、感情和相互作用的重要条件。譬如，哈代小说里的‘威塞克斯’和福克纳小说里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下河作家注重民俗描写，是将其作为小说人物的生存环境与土壤，“作为美的要素来构置”的。

二、民俗是单调乏味生活的调味品

民俗学家张士闪认为：“民俗作为一个文化的地质层面，与艺术有着难分解的关联，其本身就含有大量的、尚未分离独立分化的‘艺能’。所谓艺能，是对类似物理学中动能、势能的一种艺术能量的指称。它往往混融于民俗的信仰、祭祀、巫术、庆典、婚丧、节日等活动中，是一种与生活功利等非艺术因素混杂在一起的艺术因子，是一种披着民俗外衣的前艺术。”农耕时代的民众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娱乐极少，民俗中的各种节庆、仪式等“前艺术”便成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甚至是“狂欢节”。

汪曾祺的小说几乎写尽了里下河地区的民俗，各种节日、迷信、婚丧嫁娶的仪式、民间作坊、民间艺人、民间美食……人们似乎就生活在民俗的海洋里，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故里三陈·陈四》重点不是写瓦匠陈四的故事，而是迎神赛会。原本庄严肃穆的迎神赛会，在汪曾祺的笔下完全成了一场民众的“狂欢节”，“万人空巷，倾城出观”。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威严的城隍老爷已无人关注；“贾大老爷”则受到衙役的戏弄，降格为小丑，“不时对着一个夜壶口喝酒。他的颟顸总是引得看的人大笑”；“火烧向大人”时，向大人“到了挨火烧的时候，还要左右躲闪，簸脑袋，甩胡须，连连转圈。到了这时，两旁店铺里的看会人就会炸雷似的大声叫起‘好’来”。在这里，神圣降格，等级消失，高贵与凡俗、精神与肉体等各种等级界限被打破，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平等、自由、和谐等现代精神的追求。

此外，里下河作家的许多作品都写到大量口头民俗，这些谚语、民歌、民谣成为人们表情达意的手段、缓解疲劳的佐料。汪曾祺很看重民歌，他曾说过：“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他认为“民歌，在本质上是抒情的”。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民歌、民谣，因已有人专门研究，笔者此处不再赘述。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中的口头民俗竟有三十余条之多。从内容上看，这些口头民俗有的诉说了童养媳的辛酸生活，有的表达了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憾，有的讽刺了村组干部的风流生活，而最优美的莫过于男女对唱的情歌。村支书香元凭借权力乱搞男女关系，但村民们谁也没有真凭实据，就编歌谣：“香元是个花和尚，裤裆里头夹根枪，见到女的都想上，人家问他为什呢，誓把反动派一扫光。”“香元支书好风光，天天当新郎，夜夜进洞房，块块都有丈母娘，数不清有多少小儿郎。”这些民歌语言直白、诙谐，兼具反讽色彩。村民们并不想真正追究香元的罪行，只是将其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

小说还写到插秧时节的一个场景，女的在拔秧、栽秧，男的在车水，一对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唱起了情歌：“一块水田四角方，哥哥车水妹栽秧，要想秧苗儿醒棵早哟，全凭田里水护养。啊里咯桑子，啊里咯桑子，全凭田里水护养。”（琴丫头唱）“一块水田四角方，哥哥车水田埂上，妹妹栽秧在中央，妹妹心灵手又巧哟，栽下秧苗一行行，好像栽在哥的心口上，啊里咯桑子，啊里咯桑子，哪天和妹配成双。”（柳春雨唱）柳春雨与琴丫头郎才女貌，互生情愫，但未曾表白。在社员们的戏弄、鼓动之下，他们大胆地对唱，将各自的心思表露无遗。人们在这里看不到劳动的艰辛，只听到一片欢声笑语。

诸如此类的民俗书写强烈地显示出民俗的娱乐功能，成为“人们在文化束缚及压力下放松和宣泄情绪的途径”。

三、民俗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有效手段

民俗学界泰斗钟敬文认为：“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史家丁帆也认为：“风俗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而它对社会成员有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在现实进程中它指导着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从而形成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具体生活事件。”

民俗既然是约定俗成的，人们一般都是要遵守的，遵守是常态，不遵守会被视为异类。有些民俗的内容带有竞争取胜之义，是人们争强露脸的好机会，这时如何作为，往往会见出一个人的心胸、气度、性格特征。作家们也会充分利用这些“具体生活事件”，详细描摹民俗的内容，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可谓一箭三雕。

刘仁前的《香河》写正月初三，柳春雨与黑菜瓜同时娶亲，两条轿子船在同一条河里“抢上风”（率先娶亲到家）的情景。“黑菜瓜其实早就想好了，今儿一定要跟柳春雨抢一下上风的。黑菜瓜记仇呢，割稻时为个一包烟打赌的事，他心里一直不服气呢。”“柳春雨想的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本庄本土的，早不见晚就见的，弄得山高水低的，有个三长两短的，不怎儿好。况且，这结婚毕竟是人一辈子的大事，弄得不顺序，心里头的疙瘩老是解不开，就麻烦了。更不好的，从此两家生了伤，化解起来难呢。”但不抢又会被“笑话成个软蛋，胆小鬼，没得点儿男将气概”，柳春雨就加强了娶亲的三条船中轿子船的力量，只用娶亲的一条轿子船去“抢上风”，输赢立见。柳春雨不想伤和气，最后故意与对方打了个平手。这一段描写精彩至极，既向读者介绍了“抢上风”的习俗，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进一步刻画了人物性格：黑菜瓜的狭隘心胸，柳春雨的机智、大度、宽容。

毕飞宇的《平原》以发掘人性的深度见长，但也把一个嫁女仪式的“捏锁”习俗写得惊心动魄。“捏锁”是当地的风俗，新嫁娘离开娘家的最后关头，箱子上要挂上一把锁，是开着的。“捏锁”就是“最后的一个仪式，这个锁必须是娘舅，也就是端方才有资格锁上——只要端方拿住铜锁，用手一捏，锁上，新娘子和嫁妆就再也不是这个家的了”，因此“捏锁”是新嫁娘出嫁的最后通行证！由于王存粮的家庭是由王存粮与红粉父女、沈翠珍与端方母子两家组合而成的，红粉一直与后娘沈翠珍不睦，从来也不叫她妈妈。出嫁这天，“捏锁”要由作为“娘舅”的端方来做。端方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杀一杀红粉的锐气，确立自己的权威。于是，“他拉过自己的母亲，把母亲一直拉到红粉的跟前。意思很明确了，当着这么多的人，红粉刚刚和‘爸爸’招呼过了，还没有喊‘妈妈’呢。红粉在抽泣，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可脑子并不糊涂，不喊。她怎么可能喊这个女人妈妈”。而她不喊，端方就不捏锁。僵持到最后，“红粉恼羞成怒，豁出去了。她闭着眼睛大叫了一声：‘妈！’”。这时，“端方转过身，把箱子上的铜锁捏上了”。这一段叙述可谓波澜起伏，将端方有勇有谋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伟大的艺术和文学是生活和爱的灵感，以及自然和谐的深刻来源。真正的艺术作品教眼睛去看，耳朵去听，心灵去吸收我们变动时代的新现实。它们穿透我们的智力，到达我们的心。”纵观里下河作家的乡村叙事，我们发现，他们很少去刻意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倒似乎更乐意去写生活，写风俗，写民情，有的作品中风俗甚至成了主角，盖过了人物；他们的作品所追求的不是激烈的矛盾、冲突、斗争，而是自由、和谐、优美。通过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态书写，里下河作家为人们描画了一幅幅乡村乌托邦图景，从而“穿透我们的智力，到达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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