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琪

摘要：福柯的权力观与阶级斗争、国家机器等宏大主题无关，他强调的是一种弥散于整个社会的，运行于普通人生活的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而《盲刺客》正是这样一部权力叙事文本：小说中三代女性均丧失主体身份和话语权，其存在价值在于牺牲自我，为家族谋利益，在父权制价值观的规训下，成为无法逾越其家庭空间的“屋中天使”。

关键词：盲刺客；福柯；话语与权力；“屋中天使”

引言：

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盲刺客》于2000年出版后便荣获具有“文学奥斯卡”美誉的英国布克奖。这部小说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写作技巧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迷宫般的文本世界。阿特伍德称自己是个政治作家，“因为任何事都是政治的”，在《盲刺客》这部小说中，这种政治尤指性别政治。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强势的父权叙事裹挟下，小说中女性的个人生存体验和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弥散着悲剧基调的受害史，她们或是失语的他者，或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她们自觉或被迫将自己禁锢于家庭的私人领域，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贤妻良母的身份期待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内核并自觉将其付诸于自己的生活，甘心做“屋子中的天使”。

一

根据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权力产生话语，话语是权力的载体，两者互为依存。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话语权，拥有言说和交流的权力，掌握着阐释所谓真相的权力。作为一名一直关注性别政治和女性生存境况的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中话语权也承载了小说人物建构自我身份，表达自我立场的使命。她的小说中拥有话语权的通常是强权的、男性的主体，而被剥夺话语权的则是弱势的、女性的个体。

小说《盲刺客》中，处于话语权金字塔顶端的是理查德兄妹，他们不仅在家族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负责处理生意和家族事务，甚至可以操控媒体，颠倒黑白，隐瞒事实真相。理查德兄妹对艾丽丝姐妹的干预犹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下至艾丽丝的着装，交友，房间的装修，上至蜜月过程中隐瞒艾丽丝父亲的死讯，将劳拉被理查德强奸怀孕的事实诬陷为其因为妒忌姐姐而产生的臆想。正如福柯所言，这种权力干预总是借助于“表面光明正大，实际上居心叵测的微妙安排”操纵他人，因而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和普遍性。讽刺的是这种控制与干预还往往被加害者罩上合法的外衣，甚至显得温情脉脉。理查德对隐瞒艾丽丝父亲的死讯假惺惺的辩解道：“我知道应该告诉你的，可我不想让你担忧，亲爱的…我不想毁了你的蜜月。” 在理查德兄妹、媒体的共谋下，艾丽丝几无生存空间，面对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压。“…… 我仿佛是傻子，我仿佛是白雪——别人在上面写了又写，轻轻一抹就平了。”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抹去了，失去了五官，就像一块用剩的蛋形肥皂，又像亏缺的月亮。”这些心理独白是艾丽丝对自我主体身份模糊甚至完全丧失的焦虑感的直接投射。傻子、白雪等意象都含有被动、屈从的意味，言说、阐释、行塑的权力都在于他人，自我的存在轻如鸿毛，可以被别人轻易抹杀。正如文本中异域空间塞克隆星球上的哑女，“女孩们在走上祭坛三个月之前就会被割去舌头……——还由谁比哑巴更适合做沉默女神的侍女呢？”在男权社会里，无力为自己发声的哑女正是这个现实空间里沉默的女性的代言人。

媒体本应该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然而在小说中，媒体与资本的勾结使前者彻底抛弃了其正义和社会责任感，沦为资本家理查德的代言人。故事的开头，多伦多星报把劳拉的死归因于她的视力和大桥的安全措施；理查德被媒体刻画成事业有成，社会责任感极强的成功企业家；他的妹妹威妮弗莱德则是社交名媛，热情的慈善家。媒体是公众心目中真相的见证者和阐释者，但当媒体与金钱共谋时，真相就会被出卖，公众读到的则是为权力集团发声的不可信的“真相”。

劳拉是小说中女主人公艾丽丝的妹妹，然而小说开端便是劳拉的坠河死亡，劳拉成为逝者，逝者当然无法言说自己的历史和故事，言说的权力掌握在生者手中。關于劳拉的信息，读者可以从两个渠道获得，一是艾丽丝的回忆录；二是所谓媒体的报道。姐姐艾丽丝是整个故事的主要叙述者，然而她的叙述并不可靠。“我回头看看我写的东西，知道自己出错了，不是因为写的内容不对，而是因为漏掉了一些内容”。这些不可靠的叙述使文本成了一个巨大迷宫，故事更加扑簌迷离。最后，劳拉留在笔记本上的一些符号被艾丽丝破译，劳拉被理查德强奸、怀孕、强迫流产并送往精神病院等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人的死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心脏停止跳动，即生理生命的结束；另一种是话语权的丧失，而这意味着社会身份的丧失，意味着人已非人，等于死亡。”劳拉在小说中正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失语者，身体的死亡和话语权的丧失将她彻底置于他者地位，这也意味着她的身份建构需要通过别人的话语完成。

二

在福柯的微观权力观中，权力的运作形式并非以赤裸裸的阶级对抗、暴力伤害等行为为表征，而是通过对操控对象进行“零敲碎打”的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控制。通过这种肢解式的“政治解剖学”控制他人的肉体，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驯顺的肉体”便产生了。小说《盲刺客》中的三代女性，祖母、母亲、艾丽丝无一例外的成为被父权社会控制、规训的客体，被拘囿于家庭的私人空间，甘心做“屋子里的天使”，试图以个人的牺牲换得家族的荣耀，共同谱写了一曲女性的命运悲歌。

祖母阿黛丽娅是典型的家族利益交换的牺牲品，自己家道中落，于是她只好“嫁给了钱”。为了挽救颓败的家族产业，女性以自己的婚姻和终身幸福为筹码，嫁给“合适”的人，而不是自己所爱的人，这种安排即是将女性工具化，将其降格为非人，剥夺其主体性和自主选择幸福的权力。可悲的是社会对这种安排习以为常，而作为牺牲品的女性也自觉接受了这种被贴上了“天使、奉献”等等被动性角色的标签，甚至感觉“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幸运地有了这个机会。”若干年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了艾丽丝的身上。为了不使五六十年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父亲要求艾丽丝嫁给理查德。男性家长的重托使女性产生了献祭的幻觉，自己的行为因而披上了天使般神圣的面纱，然而正如吉尔伯特和格巴所说，“她们的这种献祭注定她（女性）走向死亡和天堂。因为无私不仅意味着高贵，还意味着死亡。……是真正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因为只有死亡才能打开通向天堂的路。婚后的艾丽丝对自己的生活完全失去掌控能力，成为行走的“花瓶”，空心的“天使”：艾丽丝的发型、服装无一不符合理查德姐妹的喜好；蜜月回来时家里卧室已经由威妮弗莱德自作主张装修完毕，“我又一次感到自己像个被大人排除在外的小孩。而且是那种和蔼却又霸道的大人，事事都忙于做决定，一旦决定便不可更改。” 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理查德兄妹俩联手用话语、暴力等各种手段控制艾丽丝的生活，在艾丽丝的周围编制了一张看似温情，实则令人窒息的网。这张无所不在的网将艾丽丝行塑成屋子里的天使，任他们摆布。正如凯特·米利特所言，“通过结婚，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也就成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妻子一旦进入婚姻，这位女人的存在，或她在法律上的存在，立即就被终止了，或至少已被合并和强化到丈夫的存在中去了。”endprint

母亲与父亲是自由恋爱，婚后母亲将自己全身心的奉献给了家庭和子女。大战时父亲参战，母亲参与管理家族生意。战后父亲归来，母亲则退回家庭，重新做回了贤妻良母。但经过战火洗涤的父亲精神遭受重创，变成无神论者，他酗酒、嫖妓，母亲忍受着这一切变故，没有抱怨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母因为此事反而在镇上“更受尊敬了”。父亲的不忠行为没有受到谴责，母亲的容忍被人们赞美，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将女性降格為失去自我的第二性，并致其被天使的“美誉”遮蔽了双眼。

“天使”这一意象在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祖母设计了我们家族的墓碑，并且雕上两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天使；当劳拉还很小时，瑞尼常说那两个天使就是我们俩；母亲“身穿一件粉红的连衫裙，戴着玫瑰花环，将台词完美地表达出来，就像一位天使。” 天使的光环和美德“像徽章一样别在我胸前，再也没有机会扔还给她。”女性将这个徽章别在胸前，甚至视作荣誉，代代相传，成为无法摆脱的沉重的桎梏和枷锁。“天使”意象与故事中女主人公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是巧合，而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契合了作者对女性生存地位与人生际遇等重大主题的关注与考量。

结语：

作者在《盲刺客》中以其娴熟的后现代写作技巧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多维度阐释的小说，但它更是一部描写蔡司家族三代女性的奉献、牺牲及其悲剧性命运的历史文本。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影响、规范甚至行塑着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过程。所谓的牺牲、美德、奉献等貌似褒奖的价值标签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网，将女性禁锢在家庭的私人领域，自觉接受其被动、失语的他者地位，迷醉于“屋中天使”的光环。作者以文本的形式为家族中女性的悲剧性存在提供了“一个见证”。

参考文献：

[1]丁林棚《使女的故事》中的话语政治 外国文学研究 2015年第1期

[2]柯婧婷 盲刺客-一部关于记忆的小说 外国文学评论 2007年第1期

[3]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 韩忠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 等译 三联书店， 2012.9

[6]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