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岳

同仁堂的乐家是当年北平有名的大户人家，前门西打磨厂乐家老宅（今东城区西打磨厂街46号）经过多年的扩建，虽然不太规整，但院子套院子、一进挨一进，是个典型的大宅门。

1939年夏的一天，杨宁（原名杨德修，乐朴荪、乐元可表弟）来到乐家老宅，并在乐朴荪家的西楼上住下。

杨宁在北平读大学的时候，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来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枣园参加了由中央社会部举办的情报人员培训班。

1939年3月，在中央保卫部部长许建国的率领下，杨宁等13人组成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华北战地考察团”第六组）到华北敌后考察。途经晋西北时，杨宁临时承担情报分析工作，初步显露出这方面的特长。6月，考察组到达晋察冀边区。考虑到杨宁在北平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中共北方分局（1945年8月改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派他回到北平，成为社会部陈叔亮地下情报组的成员。

杨宁头脑冷静，善于整理分析情报。他在乐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决定让乐元可、李铮夫妇帮助自己做一些地下工作。

乐元可年轻时喜欢阅读进步书籍，受巴金小说《家》《春》《秋》影响较大，自比为“觉新”，认为老乐家就是一个封建家庭。他爱好广泛，喜欢唱京剧中的青衣，喜欢摄影。李铮（又名李竹浓）娘家在西单地区的小胡同里，父亲在一个小军阀手下当职员，一家人生活贫苦。后来经这个小军阀介绍，她嫁进了乐家大宅门。这是一对很有正义感和朴素爱国之心的夫妇。

在杨宁的影响下，乐元可、李铮夫妇从同情抗日到投身抗日地下工作，为中共在北平地区的地下工作作出了贡献。

用米汤密写情报

乐家的社会地位高、房子多，便于掩护，杨宁就把这里作为接头、开会的地方。每逢有人来接头或密谈时，李铮就在暗中进行掩护，里外支应。

一天晚上，杨宁等人在书房里交换信息、分析情报，商量完后，杨宁对书房外的李铮说：“表嫂，我们饿了，给我们熬碗粥喝吧。”

李铮一听便知是要用米汤密写情报。于是，李铮盛了一碗粥和一大碗米汤送进书房。杨宁开始用米汤密写情报，李铮又回到外间“站岗放哨”。

起初杨宁把秘密资料塞进脏袜子中，藏在床下保存。随着地下情报工作的深入开展，李铮就承担了保管资料、接头、传递情报的任务，从未出过差错。

临近春节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乐家，给李铮送来几张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并叮嘱她说：“这是杨先生托我买的年画，他很喜爱这些画，请表嫂妥善保存。”李铮虽然不清楚这几张年画到底藏着什么或暗示着什么，但她知道它们不是普通的年画。杨宁回来后，她把年画交给了他。年画里面的确藏着重要的情报。

日伪当局对根据地严密封锁，号称“就连鸟都飞不过去”。乐元可、李铮除了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外，还主动为根据地采购急需的中西药品和医学书籍，无偿赠送一些珍贵药品。

宪兵队抓走乐家的人

1942年5月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组组长陈叔亮在南长街家中被捕，杨宁一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他开始独立工作，他把当时华北日伪公开出版的报刊摘抄剪贴后，将日伪当局“强化治安”、建立保甲制度、有色金属管制、战略物资搜刮等资料汇总分析，形成极有价值的战略情报。直到同年8月李才（即张友恒，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站长）返回天津重建平津情报联络站后，杨宁才重新与社会部取得联系。

1939年，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李时雨打入汪伪集团，并逐步获得大汉奸、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的信任。1942年，他当上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接触到大量机密情报。但是，由于应酬太多，李时雨没时间坐下来梳理、分析情报，他急需一个善于分析情报资料的助手。

1943年5月，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站长李才派杨宁到上海协助李时雨整理情报。到上海后，杨宁被李时雨安排在伪军法处任少校军法官，与李时雨及其妻子孙静云组成一个党小组。1944年4月，孙静云被捕。同年秋天，杨宁调回天津，在天津新华银行任职，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45年春，日本宪兵、侦缉队时常出现在乐家周围。一天夜里，日伪“北平宪兵司令部”抓走了乐朴荪，问他是不是私藏了共产党。由于杨宁在乐朴荪家西楼住过，日本宪兵顺藤摸瓜，在天津乐佑申家的后楼逮捕了杨宁。

由于日本宪兵队没有掌握什么真凭实据，在乐家的全力营救下，乐朴荪不久出狱。杨宁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才走出监狱大门。乐元可、李铮不顾危险，把杨宁接到家里治病养伤。

早在1944年，李铮将自己的胞弟李立，还有乐家的家庭教师贾循等十几个年轻人，通过杨宁的关系秘密送到了抗日根据地。1945年11月，李才、杨宁撤往解放区张家口时，李铮又委托他们将自己14岁的女儿李俐带到解放区，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这成为乐家的一段红色佳话。

“金库主任”李铮

乐家是开药铺的，乐元可、李铮夫妇就利用这个优势为解放区免费提供了不少中药。“六神丸”“至宝锭”送到了解放区幼儿园的医务室，老寒腿的同志喝上了“虎骨酒”“茵陈酒”，心脏不好的同志用上了名贵的“牛黄清心”“安宫牛黄”。除了中药，乐元可还根据李才的指示，在王府井南口一带的货摊上为解放区购买钢笔、绿色带夜光的美军军用手表等物资。贺龙元帅常用的那只标志性的烟斗（英国产品）也是乐元可购买的。

除了购买药品，李铮还负责保管、兑换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经费。

解放区虽然很困难，但还是从缴获的黄金、外币及爱国人士捐助的资金中挤出一部分，作为在北平开展情报活动的经费。经费有了，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第一，经费放在哪儿？按理说钱存在银行最保险。但是北平的银行不是國民党开的就是外国资本办的，即使是民营银行，也在国民党特务的监控之下。经费存银行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经费的进出问题。经费数目比较大，如果是小门小户人家有如此大的进项，必然引起特务的怀疑，只有“富商巨贾”才有如此大规模的业务。

第三，经费的兑换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允许黄金、白银和外币直接在市面上流通。所以，必须有人把这些硬通货兑换成北平老百姓花的钱——国民政府的法币。

第四，当时物价一日三涨，货币贬值严重。为了防止法币贬值，还必须及时将法币兑换成黄金或外币。

考虑再三，社会部觉得只有乐元可、李铮夫妇具备条件。同仁堂做的是大买卖，资金存放、进出、兑换都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更重要的是，乐元可、李铮夫妇在抗日战争中做过大量工作，没出过闪失，稳妥可靠。

1946年的一天，乐家大宅门前有人送来几个酱菜篓子。酱菜坛子里除了酱菜还有金子，是李才交给李铮保管的平津情报站的活动经费。

李铮保管的经费以黄金为主，美钞为次，法币居三。其中每一笔经费少则几百元、数千元，多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数额十分可观。凡她经手的费用，账目非常清楚。

每当需要用钱时，李铮就把黄金、白银等兑换成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然后坐上家里自备的洋车，来到东安市场五芳斋饭庄，交给李才。

就这样，李铮被平津情报站的同志们称为“金库主任”。

保管党的活动经费

1948年6月15日正午12点，李才来到东安市场内五芳斋饭庄等前来接头的李铮。

下午1点，李铮让家里的车停在东安市场西门前，然后步行进入东安市场。李铮穿过摊位、柜台，确认自己身后没有“尾巴”，才走进五芳斋。

落座后，两人边吃边聊。李铮拿出50万法币交给了李才。

饭后，李铮回了家。李才准备到东四牌楼与地下交通员刘致祥接头，一是把李铮刚刚送来的50万法币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二是商量解决他的住宿问题。

不料，就在李才、劉致祥快走到清真寺门口时遇到了特务。特务连开两枪，一枪击中李才右腹，另一枪打中一个老太太领着的小孩儿的脚。

就在特务被老太太缠住时，李才、刘致祥乘机逃离现场。刘致祥连夜出城，回到妙峰山，向领导机关报告。

李铮刚回到家就接到李才的暗语电话，她立刻意识到李才出事了。可是她没办法打听，只能等着李才在电话中说的那位“老五”的出现。可是，“老五”一直没来，也没有人找她接头联系。李铮与地下党的联系从此中断。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先是国民党政府所谓的“改革币制”引发金融危机，货币贬值，抢购成风；接着是北平战与和的传闻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李铮都千方百计妥善保管着地下党的经费。

1949年1月下旬，中共华北局社会部派赵明来到乐家，李铮将存放在她这儿的党的经费交还党组织。李铮保管的经费记载详细，分文不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李才、杨宁和社会部的一位副部长专门来到李铮家致谢。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百年潮》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