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鹰+张林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业已展开，中共中央从全国战局出发，决心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100万大军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性决战，成功地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地区，进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各个歼灭，并以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这就是平津战役。此战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国民党军52.1万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由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全国胜利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下雨留客

1937年2月，在绥远大胜日本军的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收到了中共代表转来的毛泽东的亲笔贺信，信中写道：“先生统帅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13年后，已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又收到了中共的来信。准确地说，是收到了中共给他的最后通牒。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国民党战败。从此，东北成为了共产党的天下。毛泽东给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辽沈决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而毛泽东在拿下东北的第4天又在徐州动了手：东北尽失，中原开战，华北瞬间变成了一叶孤舟。

1948年5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在一座农家小院里指挥着与蒋家王朝最后的决战。

6个月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华北国民党军行动的方针。蒋介石认为应放弃平津，华北守军60万人南撤，以加强江南防务。这时有人站起来说：“委员长，华北的战局还不至于那么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机的办法。”说此番话的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傅作义。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23岁加入阎锡山部，1931年当上军长，同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绥远省主席。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傅作义心想，如果真要放弃华北，撤往江南，他的20万人马就会被蒋介石吞并。因此，傅作义就以主战派姿态出现，慷慨陈词，坚决留在华北。其实，放弃华北也不是蒋介石的初衷，而且困守华北也能阻挡共军南下，为他加强长江防线赢得时间。就这样，傅作义和蒋介石以两种不同的心态在华北问题上达成了统一。

傅作义主战的目的根本不是“打”，而是“走”或者“和”。至于“走”，傅作义准备回他经营了多年的绥远，伺机东山再起；如果走不了，那就“和”。他仔细研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准备以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在华北与中共平分秋色。

鉴于以上种种盘算，傅作义在军事部署上煞费心机。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他把蒋介石的中央军摆在了北平以东，既靠近南撤的出海口，又迎着东北野战军的锋芒。而他自己的部队则部署在北平以西，冲着绥远的方向。如有不测，中央军和傅家军可以各奔东西。

此时中共领导层更在乎华北守军撤退带来的后果。傅作义20万人马退回绥远，对西北战场而言是一块心病。而30万中央军从海上南撤，又会给蒋介石的江南防线平添4个兵团。能否将这50万国民党军留在华北就地解决，成了当前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如果傅作义指挥的50万人马现在就撤退，仅靠我华北40万野战军抵挡得住吗？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电文，询问东北大军能否结束休整，提前入关。

时任东野作战科科长阎仲川回忆说：“当时东北的领导包括林（彪）罗（荣桓）感觉有些困难，给中央发了个报，说是太急了，二三十万俘虏要消化，这部队还没休息，还没补充棉衣……”持续52天的辽沈大战，东北野战军伤了元气，提前入关的确十分困难。就在统帅部考虑东野暂缓入关请求的第二天，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1948年11月18日，傅作义突然派人到石家庄找中共接洽，声称傅部决定起义，并要通电全国。

傅作义的这一举动，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就在21天前，傅作义还抽调5个师在离西柏坡300多里的保定秘密集结，意在乘华北空虚，直捣中共首脑所在地。临行前，傅作义特别关照华北“剿总”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共产党的要人都在西柏坡，操南方口音，手指被烟熏黄的就是，你们对高级俘虏要以礼相待。”

由于偷袭计划走漏了风声，西柏坡严阵以待。就在辽沈大战结束的第二天，这部国民党军撤回了北平。此事刚刚过去，傅作义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毛泽东还来不及揣摩對手真正的意图，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一旦傅作义起义，蒋介石极有可能下令中央军镇压，并将华北守军迅速从海上撤走。而要应付这一局面，只有让东北野战军立即入关。

东北野战军接令后分三路悄然越过长城，逼近华北。80万解放军、15万民工、10万匹战马、5000门火炮，如此百万铁流，大概是解放战争中最壮观的一次兵力调动。时任东野一纵三三四团四连班长李国玺回忆说：“我背的那个冲锋枪是汤姆式的，十斤半，4个大梭子，4个手榴弹，还有一袋小米在脖子上挎着，这就有六七十斤，一天就是80里到120里急行军进关。”3年前，毛泽东选择了在东北壮大实力。当年出关的11万人马如今变成了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闯进关来。

此时的毛泽东又有新的忧虑：如果在东北主力到达平津之前，傅作义集团突然撤退，怎么办？毛泽东寻找着能留住对手的办法。最终，他在地图上盯住了张家口。

张家口是国民党察哈尔省的首府，西接绥远，南邻平津，是傅作义西退绥远的必经之地。张家口的得失，牵动着傅作义的神经。毛泽东决定就在张家口动手。

1948年11月29日，解放军包围了张家口。这一天的军事行动被确定为平津战役开始的标志。毛泽东打算用包围张家口达到以下目的：一是把傅作义的主力从北平吸引出来；二是即使蒋介石马上下令华北守军撤退，傅作义也不会丢下张家口5万多嫡系部队而独自南行；三是给东北野战军入关争取时间。

毛泽东特别关照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这次行动仅仅是包围，而不是攻打，更不是夺取。对杨成武部8个旅的兵力来说，面对张家口的5万国民党军，实际上是薄皮包了个大馅。因此，在包围张家口的同时，毛泽东还急调华北杨得志部和东北先遣兵团程子华部火速赶往平张线配合这次行动。

此时的西柏坡密切地注视着北平：傅作义能派出援兵吗？张家口告急！傅作义在“剿总”办公室里背着手踱步，半晌没有说话。他心里明白，如果就一个杨成武，张家口守军完全可以应付。但共军如有他图，则不能让张家口有任何闪失。无论如何，都要让西退绥远的道路保持畅通。傅作义决定出动他的王牌三十五军。

三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作为第一任军长的傅作义，率该军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功勋。抗战结束后，三十五军又成了进犯解放区的急先锋。傅作义入主华北后，三十五军换上了美军装备，是傅作义嫡系之嫡系。

在张家口被围的第二天，傅作义向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交代：“快去快回，要狠一点，一来解张家口之围，二来打掉华北共军的幻想，免得老来找事。”随即，三十五军的两个师分乘400多辆汽车从北平丰台出发，一路向西，直奔张家口。为保证三十五军安全，傅作义又下令将13个师的兵力防守重心移往北平至张家口一线。傅作义如此看重退身之步，这次近十万之众的兵力调动正中毛泽东下怀。

不到24个小时，三十五军就开进了张家口，一路没受到任何阻拦，军长郭景云跳下车就喊：“共军主力在哪儿？”喜欢硬碰硬，打痛快仗，这就是郭景云。这位王牌军长憋着劲要和杨成武见个高低。出乎郭景云预料的是，他的主力和共军在张家口外围刚交上火，共军就撤得无影无踪。郭景云大惑不解：共军为何纷纷撤离？

此时，在西柏坡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正吐着烟圈，他对眼下的局面十分满意。如今，傅作义的主力已摆上了案板，只待援军一到，便一齐动手。下决心不让三十五军回北平的毛泽东紧急催促已在途中的程子华部和杨得志部加快速度赶往平张线。

就在毛泽东悄悄地调兵遣将时，三十五军突然接到傅作义的命令，急返北平。原来东北先遣兵团奉命赶往平张线路过密云时，想搂草打兔子拿下密云城，结果不但暴露了实力，还耽搁了两天。傅作义听说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大军已打到密云，大为震惊，急令在张家口的三十五军返回北平。

情况来得如此突然。本来杨成武部就是以弱围强，等待援军，此时更是没有力量阻拦三十五军，只能眼看着对手突破防线，夺路东去。

听说三十五军冲出包围圈，毛泽东大发雷霆。毛泽东认为，如果让三十五军返回北平，西归无望的傅作义很可能下决心带着它南撤。能否在三十五军返回北平的必经之地——下花园堵住它，便成了整个战役的关键。

毛泽东下令给正拼命赶路的华北二兵团杨得志部发去电报，措辞严厉，不留任何余地：“如果该敌由下花园……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二兵团以最快的速度从涿鹿赶往下花园。已经在下花园一带的冀热察的地方部队十二旅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挡一挡三十五军。”于是，十二旅以悬殊的兵力迎战三十五军，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拖住对手12个小时。

然而，摆脱了十二旅的阻拦后，三十五军并没有大步流星地向北平开进，却在傍晚将车队拐进了下花园的一座小城——鸡鸣驿。

对三十五军从张家口一出来就屡遭共军拦截堵击，但又没有大部队正面作战的这种现象，不是没有人表示怀疑。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曾对解放军可能会增派大批援军表示过担忧。王雷震说：“咱们在这个地方守不能守，攻不能攻，而且咱们的任务是回北平，咱们应该连夜走。”但郭景云没有听王雷震的话。

就在三十五军夜宿鸡鸣驿的当晚，华北二兵团抄近路涉过冰冷的大洋河，下花园已近在咫尺。二兵团突然接到报告说三十五军刚刚开拔，向新保安开进。二兵团还是晚了一步。

追！下花园距新保安整整10公里。罗瑞卿大将在回忆录中对这场惊心动魄的堵截这样写道：“如果让三十五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那我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那关键的10公里，二兵团几乎是飞过去的。终于杨得志部以8个师的兵力将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团团围住。时任华野二兵团二十二旅六十六团参谋长李力回忆：“那是三九天哪，都冻冰了，天气非常冷，大家非常焦急。我说为什么不打？咱们准备好了为什么不打？大家都不理解。”

从包围张家口到包围新保安，西柏坡就一直在营造围而不打的局面。毛泽东用了2000余字的电文来说明这种执行起来分寸感极强的作战计划。就是这种不打的打法让毛泽东得到了戰机。等北平清醒过来的时候，华北50万守军的长蛇阵被解放军切成5块，使傅作义既不能打，也无法走掉。

华北战局的发展超出了傅作义的意料。尤其是他的王牌三十五军被围在新保安，使这位性格内向的总司令再也无法保持处变不惊的作战态度。在新保安被围的第4天，傅作义派出了第一轮谈判代表。此人非军方人物，而是“华北剿总”的喉舌平明日报社的社长崔载之。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随崔载之一道出城。

此次谈判，傅方提出解放军停止攻击，让出南苑机场，并要求撤离新保安，放三十五军一马，然后由傅作义通电全国，成立联合政府。而平津前线解放军代表则强调，一切谈判条件以国民党军队解除武装为前提。首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第二天，傅作义对参谋长李世杰说：“双方条件差距太远，根本不能谈，你好好准备打仗吧！”

此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更加成为战局变幻中的焦点。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旁的一个城堡，据说是明代为抗击外族入侵而修建的。有东、西、南3座城门，整个城堡以钟鼓楼为中心，分东、西、南、北4条街。新保安这个地名是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慈禧太后逃难西安途中在此住了一夜而赐封的。

三十五军被围困在新保安已经快半个月了。刚被围的时候，军长郭景云亲自督战，周密组织，拼死想杀出一条血路，结果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激烈反击。

郭景云十分清楚，围城的华北共军是三十五军的老对手。年初涞水一战，三十五军吃了大亏，师长被打死，军长自杀。郭景云接任军长才11个月，就与华北共军狭路相逢。

几番突围不成，郭景云便下决心在城里挖沟筑壕，等待援军。但他手下的士兵信心不足，时任国民党三十五军一○一师信号兵的陈金发说：“以前没见到过解放军，后来一看人家的衣裳什么的，小伙子们挺精干，哎呀，心里说是根本不行了。那会儿你不敢逃，师里头搁了好几口铡草的刀，到时候铡你呢，你敢开小差啊！”

早在三十五军被围的第8天，杨得志和罗瑞卿以平张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向郭景云发出了劝降书。郭景云根本没有打算投降。他把团以上军官集结在一座清真寺里，信誓旦旦地说：“民国十六年，傅总司令带我们守涿州，张学良率兵攻打三个月未能夺下。我们今天守新保安，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有了这三安，就能保我们三十五军永久地平安。”

不论是打还是和，傅作义都不能没有王牌三十五军。在郭景云被包围的当天，傅作义命令一○四军和十六军两个军去接应王牌军突围。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有人在他之前就想到了。

时任华野二兵团三纵司令员郑维山说起当年：“傅作义的心肝肺是三十五军，我们包围三十五军，傅作义会不会来接应，我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就从凡山堡派出了一个侦察班，沿洋河南面向东侦察。”小分队的侦察完全证实了郑维山的预料：东面有大股敌军隐蔽在新保安附近。

郑维山为难了。兵团给他的任务是在北面围住新保安，不得有任何闪失，如果听任敌增援部队逼近新保安，后果不堪设想。

郑维山当机立断，留下4个团继续围城，他率主力打增援之敌。郑维山自己也清楚：“当然这个嘛，我是豁出来的，是在冒险，随时准备掉脑袋的！”

在距新保安10公里左右的碱滩，郑维山主力与敌一○四军遭遇并展开激战。正在这时，兵团的一封急电送到郑维山手上：“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郑维山擅自将三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三十五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电报没能改变郑维山的决定。这位15岁就参加红军的湖北麻城人认定，只有打掉接应之兵，才能围住城中之敌。

敌一○四军发起多次冲锋，向新保安逼近，新保安城中的三十五军则以炮火开道，开始向外突围。而我方阻拦部队坚决不让一○四军和三十五军会合。这是一场恶战！

马圈碱滩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两军展开了拉锯战。在兵团后续部队的增援下，国民党一○四军和三十五军虽近在咫尺却难以会合。

1948年12月22日7时整，统帅部向包围新保安城12天的部队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憋足了劲的官兵们用156门大炮向新保安城猛轰。炮击两个小时后，解放军从炮火炸开的城墙缺口突入城内。三十五军拼死抵抗。这个军队从连长到军长都是傅作义亲自任命的，是所谓的“家生驹子”，决不肯轻易投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攻城部队从房上打到房下，越墙破壁，步步紧逼郭景云的军部大院。

四面楚歌的郭景云不相信从张家口一出来，所向披靡的三十五军会遇到这么多的麻烦；他不相信在鸡鸣驿宿营一个晚上竟会导致他面对的兵力由一个旅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个兵团；他不相信傅作义总司令救不了他；他更无法相信几百辆卡车、全副美式装备的三十五军会断送在自己的手中。打到最后，郭景云同他的前任一样，别无选择。华北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专门到三十五军军部后院查看了郭景云的尸体。他们派人为这位曾经抗过日的军长买了副棺材，将尸体收敛后埋在新保安城外不远的火车站旁，并用枕木作碑，上书“国民党中将军长郭景云之墓”。

1948年12月23日，解放张家口的战斗又打响了。新保安的战局像一场巨大的洪水冲垮了守军的心理防线，张家口五万之众无心恋战，望风披靡。到处都是俘虏，有的地方竟拥挤着上万人：俘虏们又冷又饿，抱怨没饭吃。解放军的后勤人员一面组织食物，一面嘟囔着：“谁能料到一晚上能抓几万人！”

1948年12月23日的北平街头流传着两则新闻：一则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傅系三十五军全军覆灭；另一则是一夜之间北平街头到处张贴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的《约法八章》。25日，新华社广播电台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人为头等战犯，傅作义也榜上有名。

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打击，使傅作义的精神几近崩溃。就在战犯名单宣布的第二天，傅作义召回谈判代表。第一次北平和谈中断了。

中共十分清楚傅作义的心态：他多次表示要通电和平，是因为他既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也不愿向中共投降，更不愿战败做俘虏。面对傅作义的摇摆不定，大度的毛泽东给了对手一个体面的回到谈判桌上的机会。

西柏坡在发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文中指出：“傅作义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列为战犯。我方这样一宣布，傅在蒋系军队里的地位立即增强了，但实际上则同我们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傅立此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为战争罪犯……”北平地下党派专人向傅作义传达了这封电报的内容。这让傅作义在“疑无路”时又看到了“柳暗花明”。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再次派人出城谈判。

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根据傅方要求及解放军答应的条件，双方基本达成以下几点：一是傅作义军队调出北平、天津两城，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是对傅作义不作战犯看待，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三是对张家口、新保安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

这次谈判形成了一份谈判纪要，在纪要后的附记栏内特别注明：“1月14日是傅方对此纪要答复的最后期限。”

而北平方面遲迟没有答复。傅作义认为，目前的这个谈判纪要还不是理想的结果，倒像是无条件投降。尽管是谈判言和，也不能都让你共产党占了便宜。直到此时，傅作义认为自己还能够再搏一搏，他手里还有一张牌，那就是天津。天津有200多万人口，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把守天津的是傅作义的心腹陈长捷。此人与傅作义同为保定军校毕业生，对傅忠心耿耿。

北平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回了电，中心意思是推迟平津两城守城部队出城时间。天津守军也没有按期限答复平津前线司令部。天津接到北平的命令仍是“坚决守住就有办法”。

既然傅作义把天津作为新筹码，毛泽东便断然下令：“那就打下天津来给傅作义看看！”

急病缓药

1952年8月1日，解放军总部在北京先农坛举行庆祝建军25周年体育大会，毛泽东也前来观看。休息时，毛泽东约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的傅作义随便走走。走到天坛的祈年殿时，毛泽东指着一处修补过的墙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傅作义笑着点头。

这段轻松的对话，源于3年前那场并不轻松的较量。1949年初，国民党占据的北平城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上千门大炮瞄准了这座后来被称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城。

1948年10月7日，蒋介石从东北抵达天津，他忧心忡忡地对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说：“华北将有大战，天津是最重要的地方，你要努力在此工作。”3个月后，东北野战军把天津围了个水泄不通。北平谈判久拖不决，天津又拒不投降。毛泽东决定攻打天津。

毛泽东在平津战役的决策当中不愿意把北平、天津这两座城市列入优先攻击目标。这次傅作义用天津叫板，毛泽东不得已同意攻打天津，还专门给林彪发电报：“在攻打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

为此，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向天津守军发信，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放天津，守军应放下武器，否则本军将实施攻城。所列几点限天津守军在24小时内答复。

在天津民间谈判代表第3次出城时，带来了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的回信。时任东野司令员林彪的秘书谭云鹤看到此信后口气挺大，说：“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

陈长捷的态度已在我军的意料之中。为了做到仁至义尽，解放军又于1月12日通知北平，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军最迟在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开出城外。否则我军将于14日攻城。

早在1947年，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开始在天津构筑永久性工事。首先环绕天津84里的城防线挖一道宽12米、深25米的护城河，又在护城河内侧沿线修筑碉堡276座。历时半年完成的城防工程共耗资325亿法币。

陈长捷下令清除了天津外围防线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草房、民居等，形成外围20里的“真空地带”，并在环城工事上布设了42公里的雷区。陈长捷多次向部属表示：“要战至屋无完瓦，地无净土！要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保卫天津！”

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前线总指挥由38岁的刘亚楼出任。这位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曾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并参加过苏德战争。

天津守敌的总兵力共计13万人。我军攻城部队共计34万人。敌有火炮1600门，我有火炮3500门。天津大战，一触即发。

1949年1月14日，是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是否攻打天津的最后期限。傅作义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犹豫与幻想使他一方面对天津仍不松口，另一方面在解放军给出的期限的最后时刻派出了“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

邓宝珊早年系杨虎城部下，在驻陕北榆林期间就同延安的领导人十分熟悉。抗日期间邓与傅结识并拜为结义兄弟。傅作义指望邓宝珊能再度斡旋，赢得时间。按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少将督察员刁可成的说法：“傅先生最关心的就是天津问题，傅先生的意思是要保留着天津。他想着万一达不成协议，他的部队还可以去天津，靠海，还可以到台灣去，这是他打的小算盘。可是解放军明白这一点。”

1月13日中午12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守敌尚未遵令开出城外。由此看来，如仍无和平解决的可能，我军则于14日准时攻城。”

当傅方谈判代表姗姗来迟时，天津之战已打响。谭云鹤记得当时就宣布了：“天津我们昨天下命令打了，今天已经打起来了，天津不在谈判之列。”

当傅作义得知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天津的消息时，并未过分表示吃惊。他认为解放军短期内打不下天津。邓宝珊也在谈判中建议，如果解放军3天之内打不下天津，双方停火，再把天津纳入谈判内容。

傅作义甚至还给其谈判代表周北峰回了一封措辞轻松的电报：“我弟与邓先生相断，斟酌办理。”看来，傅作义真是把宝押在了天津。

早在总攻天津的十几天前，陈长捷已因解放军打下天津外围东局子受到了极大震动。那是一个极为坚固的据点，他的一个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来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了哑巴。

陈长捷意识到他和部下要拼命了，于是宣布了战场军纪：“从士兵到团长凡临阵退却的，由上一级长官执行就地枪决。”

眼看外围难以支撑，解放军的交通壕已经推进到离城防一二百米的地方，陈长捷下令南运河提闸放水，使护城河水势暴涨，城防外十几公里一片汪洋。

东野一纵作教科副科长范天恩回忆说：“打天津最主要的一个难关就是克服护城河。怎么克服？哎呀，什么点子都想了，甚至连坦克驾驶员都写了决心书，准备把坦克开到护城河里头去，豁上自己的性命，也要解决突击队进城的问题。”经过反复考虑，纵队首先批准了坦克兵们这种大胆的建议：“坦克要开到河底，人也要活着爬出来。”

根据天津城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平津前线司令部制订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五个军并肩向市中心突击，指定在天津市中心的金汤桥会师。金汤桥是天津海河上游的一座钢铁桥梁。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解放天津的500多门大口径火炮对预定目标发起轰击。按照总攻部署，炮兵首先对敌方前沿工事进行40分钟的破坏性射击，在总攻发起前还要进行3分钟的急袭射击。可就在我方压制炮火还在轰击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时任东野一纵三三七团一营营长裴飞正回忆说：“我们开始就按那个部署行动，结果三十九军拿了一面红旗插到铁丝网那儿，也开始爆破了。三连连长史德宏说，三十九军已经发起进攻了。那个时候机枪声、炮声太大，我就摆手说‘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边的铁丝网已经炸开，桥也弄上了，他‘哗一下子就上去了。3分钟的急袭射没打。”

前线指挥所看到了这一幕。突击队提前3分钟冲上去，会被自己的炮火误伤。刘亚楼大声喊：“给我要一纵指挥所，真不像话，尖刀连怎么可以不按规定来呢！”东野一纵作教科副科长范天恩记得：“这时候把李天佑急得，这个时候是打正规战，是打时间的。不光是你一个营和一个师的问题，它是全线的问题。”

李天佑紧急命令炮火向前延伸。但打红了眼的尖刀连还是在敌前沿火力十分猛烈的情况下冲了上去。尖刀连为提前3分钟发起的冲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连牺牲40多人。突破口的激战是惨烈的。国民党守军从地堡里涌出来和解放军展开殊死搏斗，他们知道一旦后退就得死，夺回突破口是守军唯一的生路，而打开突破口是尖刀连肩负的使命。双方展开了血刃格斗。有的伤员拉响了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最终，坚固的城防被我军撕开，战士们攻入天津城内。

攻打天津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参战兵种最多的一次战役。主攻方向的部队每个排都配备了3辆坦克。那时的坦克内部没有无线电装置，很难与外部联系。东野特种兵坦克团驾驶员董来扶回忆说：“指挥全靠连喊加动，向左，用脚丫子或者手拍我的肩，手很少用，因为车长在上边就使脚丫子。向左一蹬，向右一蹬，蹬头顶，停车，他一着急了以后，他就‘左左左、右右右地喊……”

北平和西柏坡一直在关注着天津激战的结果。但直到天津外围的防线被突破，北平方面的口气仍然没有软下来，对天津守军的命令还是那句话：“再坚持两天，一定会有办法。”直到解放军突入天津市内，直逼守军核心阵地，天津已无力回天时，傅作义才要亲自和陈长捷通话。

傅作义在最后的关头同意放下武器谈判。可这位警备司令和他那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的守军哪里还有和解放军坐下来谈判的资本？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陈长捷还准备在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召集挽回败局的会议。指挥所的墙上，还挂着一张记录国民党军1949年全年战况的一览表。屈指数来，仅仅才记录了14天，共军就已经打到门口了。发起天津战役的第二天早上8点，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六连的官兵找到了这个地下室的入口，闯了进去。邢春富记得：“我就用枪对着他们喊投降，人家陈长捷坐着根本就没动。他们出来的是那个姓林的还是姓刘的，反正两个军长出来了一个，说司令要找你们前线指挥官谈判，要求起义。我说没起义那一条。接着王义凤说，这就是我们前线指挥官，他说了就算，他要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说就是投降，无条件投降。快！”

北平“守住就有办法”的命令使陈长捷一次次放弃了解放军给他的机会。直到他做了俘虏，也没有见到北平的“办法”。据说，陈长捷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见傅作义。他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服刑期间托人买来《资本论》，要从头研究共产党。

天津坚固的城防和13万守军原本是傅作义的赌注，我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天津解放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傅作义，也震撼着北平。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平通往外界的只有铁路和机场了。丰台是北平重要的铁路枢纽，也是傅作义重要的军用物资集散地。可丰台之争傅作义不但没争过解放军，而且很快就丢掉了南苑机场。北平从地面到空中的生路全部中断。

此时的傅作义正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在天津失守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来电报，下令华北守军南撤，傅本人直飞南京。在这之前，南京方面已3次派人专程来北平劝傅作义南撤，其中一次是蒋介石派儿子蒋纬国带亲笔信前来向傅表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南京3拨说客陆续无功而返。尽管傅作义早已无南撤的意愿，但對于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他还没有痛下决心去接受。眼前的现实使他变得异常脆弱而敏感。傅作义不止一次地问他的参谋长：“和谈算不算投降？”

20万国民党军把守的北平城成为平津战役中最后的堡垒。为攻克那十几座厚厚的城门和坚固的城墙，围城部队进行了充分的演练，并准备了强大的炮火。东野五纵作教参谋闫洪滏说：“因为北平城墙和宛平城是一样的，能把宛平城墙炸开，北平城墙就能炸开。在宛平，军里组织了一个爆炸试验，效果很好。用2000公斤炸药，就可以把城墙连城门一块炸掉。”北平城内的任何目标都在人民解放军火力的有效射程之内。根据当时的计算，围城的数百门火炮如果齐射，一分钟之内就能向北平城内发射数千发炮弹。可是那些大口径、摧毁力极强的炮弹无法回避的是已有2000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里面有数以千计的宫殿庙宇，有无与伦比的景观园林，有享誉世界的文化遗迹以及200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一旦炮响，用不了10分钟，就会玉石俱焚。

面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紫禁城，无论是谁将它毁于战火，都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毛泽东在发往平津前线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任何部队任何人都不得在金銮殿前拴战马！”

时任东野三纵宣传队分队长的李瑛记得：“那时候还有几张图，明明白白地告诉部队，哪儿是北海，哪儿是天安门，哪儿是颐和园，哪些地方是不准打的。下边传达得很清楚，大体上从哪儿进，打进以后的路线，那时北平地下党、华北城工部都弄得很清楚。”北平地下党对城中的布防情况十分清楚，地下电台成了解放军炮兵的眼睛。

在华北守军南撤已彻底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发报给傅作义，要求将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及部分武器空运至南京，并约定南京专机降落在北平东单临时机场。解放军炮击封锁该机场时得到了城内地下党的配合。北平地下党译电员何钊回忆：“咱们的大炮打进来以后，常常瞄得不太准。我们有时候回电报，就说某月某日某时那炮弹落点距东单机场东多少多少距离，或是南大约多少距离，就是校正弹着点。”

攻下北平城，对解放军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傅作义心里十分清楚，眼下能保护他的已不是他手下的20万军队，而是这座无价之宝的紫禁城。的确，西柏坡在夺取这座特殊的城市过程中表现出了少有的耐心。毛泽东给了傅作义充分考虑的时间，并尽最大的可能做他的工作。

神通广大的地下党把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的傅冬菊调回北平。傅冬菊，后改名傅冬，是傅作义的大女儿，早年在重庆读书时就经常去共产党的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后参加进步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家里，就有了一个伶牙俐齿、向着共产党说话的女儿。

就在傅作义的态度还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北平市民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约法八章》，使原本战争气氛越来越紧张的北平城，要求和平的氛围越来越浓。

在北平举行的华北七省市参议长代表及各界名流会议上，组成了北平民间和谈代表团，推举原北平市长何思源为团长。可就在组成和谈代表团的第二天凌晨，何思源位于王府井锡拉胡同的住宅发生了爆炸。在这次南京政府保密局策划的爆炸案中，何思源的二女儿何鲁美被当场炸死，何思源的夫人和其他家人均被炸伤，何思源左臂受伤。南京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共军攻城，打击和平使者。”

第二天，何思源及和谈代表团一行11人去城外解放军驻地。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莫文骅出面接待，后来他回忆说：“送他们回去以前，我带他们去看炮兵阵地，我说北平的城门几炮就打开了。我说你叫傅作义老老实实的。”

1949年1月16日，就在打下天津的第二天，傅作义的谈判代表终于在《北平和平解决初步协议》上签字，并请解放军派人先期进城共同草拟和平条款。

时年39岁的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被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選为第一位进入北平城的解放军正式代表，他后来说：“当天夜里傅作义就来看我了，告诉他们说，你们谈吧，怎么谈都行，但是要谈就要写一个东西。我们就一条一条地写了，写了18条。”

1949年1月20日，《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共18条终于达成。其主要条款规定：自1949年1月22日10时起，双方休战。城内国民党部队以原建制、原番号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约一月后，实行整编……

就在北平守军陆续准备出城、我军尚未接管的时候，平津前线司令部突然接到一封傅作义的来信，信中表现出异常的冲动和不满，宣称“请共产党指定监狱，战犯傅作义前去报到，接受惩处”。

傅作义的激动和不安事出有因。早在天津打响战斗时，傅作义始终让守住天津，直到破城时，他还发电让天津守军设法夺回突破口。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傅作义还是心存幻想的。为敦促傅作义早下决心，在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平津前线指挥部让傅方谈判代表带回了措辞相当严厉的最后通牒，并声明此通牒在必要时公开发表。傅方代表见通牒言辞激烈，当时就没敢直接交给傅作义。傅冬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一看，我觉得那个信写得很严厉，因为这都已经解决了，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封信？国民党的部队还有一部分在城里，要是父亲生起气来，北平又要打起来了，起码都要乱了，所以我就不敢给他。我把信放他的办公桌上，拿报纸和书夹着，他没有看到。后来一下就登报了，他气坏了。”

不难看出，傅作义当时无法理解又必须承受的是，共产党既不因他过去之过而抹杀今日之功，亦不因今日之功而含混过去之罪过。所以，当傅作义见到《人民日报》登载的这篇通牒后，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

西柏坡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一行。 傅作义说：“主席，除抗日外，我傅作义罪恶不小。”

毛泽东说：“你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

傅作义说：“抗战时期我就想到延安聆听教诲，一直脱不开身，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毛泽东说：“蒋介石没有给你机会，不过，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哪！”

1949年1月29日晚，北平地下党报务员艾山按时打开电台联络。在联络结束时，对方报务员小刘用英文发出短语，内容是“老头明天到你家来”。“老头”是北平地下党对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别称。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刘仁同志明天到北平来。”艾山心领神会：“他若能到北平来，那一定就是解放了，那一定就是要进城了。”

1949年1月22日上午10点，北平城下国共双方正式停火。国民党20万守军正式开出城外，准备接受改编。为避免城防移交出问题，双方都按照和平协议对所属部队做出了严格的要求。就这样，还是出现了问题。

1月31日中午12点半，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一二一师奉命接管北平西直门的防务。可到达西直门时，国民党守军只交出城门哨位，不交城门楼上的哨位，说是没有接到交城楼的命令。这一下可把解放军第四纵队政委莫文骅惹火了：“我说楼上为什么不交啊？他说没有命令，我就火了。我把炮一架，交不交，不交我开炮！”为避免冲突，莫文骅还是找到了城防交接联合办事处的解放军代表陶铸。“陶铸马上找到国民党的代表，国民党代表说，交、交、交，马上打电话，你先回去。我就回来了。我还没回到西直门，他们已经交了城楼。”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举行了入城式。入城部队按照步兵、炮兵、装甲兵、骑兵等序列依次从前门、永定门、西直门等进入北平。据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1949年2月7日，故宫重新对中外游人开放。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的西郊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36门火炮向空中发射了144发不具杀伤意义的炮弹，以庆祝北平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北平各界欢迎解放的人群里，傅作义也来了。毛泽东主动上前，紧紧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1949年10月19日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五年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就在北平国民党20万守军出城接受改编的当天，蒋介石下野了。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现代出版社《对垒：

解放战争著名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