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平

“文山会海”现象曾经几度整治，但在互联网时代却呈新一轮爆发之势，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亟待针对性地进行有效整治。

新一轮“文山会海”

来势汹汹

日前，笔者在温州市瓯海区法院了解到，该院2016年收到各类院外来文3202件，收到各类院外会议通知335个。2016年全年法定工作日251天，平均每天需收阅处理院外文件12.76件，参加院外会议1.33个。这些会议是指有文据可查的，还不包括一些临时性的如发生紧急状况的应对会议，领导临时决定的调研考察座谈，贯彻传达重要会议精神、重要领导调研指示的临时性会议等。法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专业性，大量的政府类、部门类文件和部分党委文件不会发往法院，尚且有如此之多的文件、会议，其他机关的文件、会议又有多少呢？

这些院外文件大部分传阅到班子成员，小部分扩大范围传阅，业务方面的要传达到点到人；这些会议主要由个别领导参加，小部分参加到庭长、法官一级，直至全体干警。为了落实这些文件、会议要求，法院需要进一步地部署安排。除了这些院外文件、会议之外，法院自身还要起草大量的文件，如业务指导、问题调研、工作处理、信访应对、案件审判、审务管理、队伍建设等，同时需要召开大量的会议，常规的有每周例会、审判委员会会议、院长办公会议、院务会议、党组会议、党组中心组学习会、情况分析会等，这些会议一般安排每周或隔周固定时间召开，还包括一些公检法联席会议、府院联席会议、部门协调会议、业务研讨会议。该院改革后法官员额为39人，其中院领导班子11人，2016年新收各类案件13979件，上年度留案1558件，办结14240件，需要开庭审理大量的案件，起草大量的法律文书，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时间对于法院极其宝贵，如此大量的院外文件、會议对法院工作的影响非常之大。

近年来，“文山会海”不仅全面复燃，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比起以前问题更加突出、负面效应更加严重，还呈现了互联网时代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文件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长。以前制定文件无论如何总还要亲自下到点上进行调研，起草文件需要手写机打，受条件限制还不至于过多过滥。现在有了网络强大的信息搜索、处理条件以及便捷的文档复制、编辑等功能，让文件起草者感觉信息资源俯拾皆是，让写文件越来越容易，故而文件越来越多、越来越长。

二是会议数量越来越频，参会人员越来越多。现在经济上去了，网络发达了，一个通知即时全国即知，电视电话会议成了家常便饭，一呼啦就可以召开3000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参加的全国会议，或者一省、一市、一县多级干部会议。参会对象不断地一再扩大，即便是全国、全省性会议没有增多，但地方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参加会议的次数也是几何级增多，早已不堪其扰。

三是会议形式越来越繁，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文会交相衬托，要求越来越多。程序环节越来越细密，形式要求越来越花哨，时间跨度越来越伸长。经常情况是文件、会议交叉进行，会前发文要求调研，会上要求汇报传达，会后发文要求贯彻。文件、会议部署的主题、活动、组织、载体、措施、台账、总结、验收越来越繁杂；一些会议对包括参会人员的着装、会场布置、会议条幅、媒体宣传都有具体要求，一些会议的相关人员分成出席、列席、听会、旁听、媒体、会务、辅助等；有些会议为了照顾相关与会领导有讲话的机会，特意将本来完整、全面的内容分成多人讲话，损害会议效果。所有这些成本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差，而离工作实际、人民群众则越来越远。

不少文件、会议经常与日常工作、正常安排相冲突，临时调整又打乱大量相关人员的既定安排，造成许多单位、人员疲于应付，苦不堪言。

进一步认识“文山会海”之弊

“文山会海”的要害是劳民伤财。最主要问题是大量挤占时间，笔者对此常有切肤之感。“无端的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粗略估算，按公务员年人均收入12万元计算，每月1万元，每月工作时间21天，计每天476元，半天238元。笔者粗略上网搜索了一下，看到一个行政系统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约4万人参加，单参会人员的时间成本约为952万元/半天；在此之外，由于会议冲突，调整已有工作安排，又会产生巨大的时间成本，这些成本只有认真核算才有感知体会。所有这些成本并不由部门、领导买单，而是由百姓买单，最终祸害的是百姓利益。

“文山会海”的实质是人治思维。一些领导热衷于当读稿员，热衷于当垃圾文字制造者，归根到底还是人治意识作怪。不少领导要求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纸有字、网络有言、地方有势，不少目的是为了树形象、立声威、壮门面、装政绩、求升迁，至于内容、成本、质量、效果如何，则在所不问。个别领导为了壮声威，动不动发文要求有规格、有规模、有形象地召开会议，指定领导级别、扩大参会范围，会议纪律越来越严，大型的会议照样要求一一设定位置，一一对号入座，动用监控系统实时扫视，对不符要求者不问情形，立时喝斥，当场处理，以立声威。

“文山会海”的关键是暗箱运作。发文、开会一般都是内部行为，范围、对象特定，一般不对社会公开，因此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督，这也是“文山会海”一再泛滥而不得制止的一大原因。有些人片面地认为，发文、开会是单位、系统的内部活动，殊不知，这些内部文件、会议管的是人民的干部，花的是国家的财政，针对的是社会治理工作，耗费的是社会资源，造成的后果由人民承担，完全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应当对人民负责，请人民参与，向人民公开，由人民监督。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