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浙江·林颐

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启
——读《1491》和《1493》

◎文/浙江·林颐

如果川菜没有辣椒，它的风味会减少几分？如果土豆没有走出安第斯山区，麦当劳、肯德基还能以炸薯条实现全球产业化吗？蓝山咖啡的原产地其实在非洲，后来才成了牙买加出品；亚马逊流域驯化的木薯，则成了非洲热带地区的主粮……这种现象，叫做“哥伦布大交换”。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是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先兆，也预示了物种大交换时代的到来。美国科普作家查尔斯·曼恩是《大西洋月刊》《科学》《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撰稿人，他最富盛名的代表作分别为《1491》和《1493》，这两本书主题有所区别又相互关联，前者副标题叫做“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后者副标题叫做“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其中《1491》赢得了美国国家学院传播奖的年度最佳图书奖。站在1492年的两端，《1491》和《1493》寓意了一种人为的割裂，旧文明的迅速崩溃和新秩序的艰难重建。

曼恩以大量的考古证据和历史考证，重现了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明的原貌。最大的困难是那段历史中各种声音的缺失，比如人口问题。美洲在欧洲殖民者进入以前，从未有过确切的人口统计，现代史学家所能凭据的，大多是当时征服者的手稿和描述，或借助其他数据的推测，曼恩称之为“毫无根据的数字”。既然如此，曼恩为什么要用《1491》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去详细介绍围绕原住民死亡人数的研究呢？这些差距巨大的数字，前后不一的矛盾，扬扬沸沸的争辩，实际上代表着特定时期主流历史观的变化。数字背后也许隐藏了一些思维，为了“减轻欧洲人的历史罪责”，还是出于内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自责呢？

曼恩始终秉持博采众长、兼听并蓄的态度，呈现多样化的论点，让读者自己得出清醒的认知。比如，普遍的观点都认可原住民有着高超的农业种植技术，他们会种玉米，而这些作物不经人工种植培育，收割去皮，是不会自然生长出来并供人类食用的。他们还会栽培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经济作物，比如花生、烟草、橡胶等。讲述了印第安人的农耕文明成就之后，曼恩接着引述了佛罗里达大学考古学家迈克尔·莫斯利的“MFAC假说”，即安第斯文明的海上基础的设想。根据考古发现，作为一个渔业中心，不仅阿斯佩罗遗址周边鲜有自给自足农业，就连后来包括强盛的印加文明在内的所有秘鲁高地文明，都可溯源于洪堡洋流区域的渔业，棉花、橡胶的种植也是为了满足渔业的需求，因此其文明根基并非农业，而是海洋。

这个大胆的假说在1975年提出，此后至今关于它的正反两面的进一步论据不断涌现。这里不讨论这个假说正确与否，援引此例一为表明本书作者的写作方式，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印第安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在很难探寻到这种文明的从前图像。究其原因，西班牙人固然难辞其咎，但曼恩引用人类学家亨利·多宾斯的观点，指出印加人为了吹捧自己，有意掩饰了在其之前古老文明的荣耀。曼恩总是在固有思维之外，牵引我们的目光投向更多可能的区域。为了阐明多宾斯这一看法，我们又必须对印加文明的统治制度、宗教信仰、生活理念，以及比印加文明更早的奥尔梅克文化等有所了解。美洲文明的全景图像就这样逐步展开，我们才能理解多宾斯的另一句话：“印加人不是被钢铁和马匹击败的，而是被病毒与宗派主义打垮的。”只有理解了印第安文明的这种封闭性和凝固的秩序感，我们才能明白，当它突然之间被欧洲人打开大门，它的急速坍塌和无力回天。

病毒帮了西班牙人的大忙。它们是物种大交换的第一批先行者，天花、疟疾、黄热病……瘟疫以前所未有的凭空而降的灾难姿态席卷了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对新疾病没有免疫力，大批大批痛苦死去。欧洲人虽然也传染了梅毒等疾病，但相对要好很多。新旧大陆之间疫病交流不对等的原因，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有过专门论述。欧亚大陆和非洲成就了更为发达的生命形态，与旧大陆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复杂性相比，新大陆是长期孤悬的封闭的生态系统，不堪一击。欧洲人从旧大陆引入的动植物很快取代了土著的美洲物种，并以爆炸性的，至少是最初极不稳定的方式打乱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当代美洲常见的肯塔基蓝草、西洋蒲公英和雏菊，都来自旧大陆，还有那些从农舍逃脱的猪、牛和马，既带来了大量动物病菌，也对当地的植被造成了破坏，并进一步改写了生态链。

美洲的大规模灾难，可能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欧洲探险家德拉斯·卡萨斯在16世纪初到达美洲时写的那样，“像蜂窝一般的人群”。欧洲人刚刚踏上新大陆时，无论墨西哥还是印加帝国的腹地，人口都非常稠密。所以在我前文谈到的美洲人口问题中，死亡数量计数偏高者在争论中占上风，因为人口增长和食物有密切关系，美洲最重要的两种粮食作物——玉蜀黍和马铃薯，每英亩产量的卡路里超过水稻以外的其他旧大陆作物。它们可以让美洲人口增长超过其他大陆，这两种作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最受全世界穷苦百姓欢迎的食物，但是马铃薯坏死病也让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沦落为人间地狱。物种交换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今天也要谨慎对待外来物种，因为它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几乎是不可逆的。当野兔在澳洲大陆上疯狂奔跑，当肥大的蜗牛钻入了马来西亚的稻田，当不知名的孢子病菌飘进了弗吉尼亚农民的家园，一场场迅速蔓延的生态危机以巨大的代价成为历史的教训。

玉蜀黍和马铃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历史。它们大约在16世纪80-90年代进入中国。时值晚明，气候学上的小冰河时期，天灾人祸，食物极其短缺。曼恩在书中聚焦福建漳州月港，以这一扇小小的窗户窥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福建多丘陵，不宜种植水稻，而玉蜀黍和马铃薯却很适合山地环境。官府征税要以稻米入库，因此官民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在种植何物的问题上激化，于是福建人落草为寇、入海成倭者众。与玉蜀黍、马铃薯一起到来的，还有烟草。汉学家卜正民从陈琮的《烟草谱》里发现了很多烟瘾者的故事。烟草得中国人之喜爱，被称为“金丝熏”和“相思草”，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文人墨客更是对其推崇有加。曼恩之惊讶不下于卜正民，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何如此沉迷烟草。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空虚迷乱，以及上层的无所作为、无力作为。

在《1493》里，中国成了曼恩的一个主要解说对象。因为中国是环境变化的焦点，也是人口压力较大的最佳范例。这个问题在16、17世纪已经显现，进入20世纪之后更加明显。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对中国的生态问题也很关心。他曾对中国提出严厉告诫，他说，“为支持中国的成长而被分摊到环境上的附加税，虽然几乎没有登入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但环境破坏已经到了毁灭性的程度。”这段话见于他写的《生命的未来》，紧接着他罗列了中国水污染的各种数据和情形。不过这本著作成书已久，如今中国环保的成效初显，比如“五水共治”。但雾霾和土壤危害等环保治理仍须加紧。他还说，中国的生态系统格外脆弱，中国粮食产量一旦下跌，可以向世界五大谷物巨头（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寻求补给。这也是曼恩在他的著作中展现的全球化的一个好处，所有国家都是世界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是全人类得以共存的希望所在。不过，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世界的剩余粮食不足以满足需求。威尔逊给中国的建议之一是可以将粮食种植部分地转移到水果和蔬菜的种植上，因为后者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工作，中国比较有竞争力。我们从《1491》《1493》里已经发现，番茄、玉米、土豆、苹果、香蕉、葡萄……它们其实都是中国的“外来客”，生物大交换的结果让它们在今天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经济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