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雅赛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形成与政府应对

陈雅赛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通过量化统计与质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新浪微博@头条新闻在“8·12”天津塘沽爆炸事故中相关微博的主题、性质、批评对象、信息源及相关微博讨论的情绪进行分析，总结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形成的特点，并结合政府的舆论应对情况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头条新闻通过整合事故现场普通网民所发布的碎片式信息，提高了信息质量和可信度，为事故信息快速传播提供了新途径；事故中微博主要发挥了信息传播与舆论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的突发事件应对情况对网民态度影响较大，具体来说，政府消极应对导致谴责政府、追问政府责任等负面情绪形成，网络上负面情绪扩大之后，天津市政府转变发布会中的应对态度，正面积极回应各类问题，谴责政府的负面情绪得到有效控制；网络舆论有助于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把握民意并改善应对情况。

安全事故；微博传播；网络舆论；天津爆炸事故

一、引言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因其具有突发性、高危性、紧急性等特点，往往需要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期也是事故高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1](P2)近几年来，“7·23”动车事故、“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故等突发性事故灾难接踵而至。相较其他几类突发事件，突发性事故灾难一旦发生，因其属“人祸”范畴的可能性较大，事故发生之后的网络舆论就注定多为质疑之声。例如，“7·23”动车事故发生后，网民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做出多种猜测，将铁道部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网民对于这类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事故的应对较复杂，一旦处理不好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对突发性事故灾难的网络舆论进行分析，并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正确引导舆论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研究中，不少分析了网络舆论生产与传播机制、[2][3]网络舆论对政府决策所产生的影响，[4][5]从政府网络舆论应对角度出发对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6][7]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表象介绍上，缺少基于数据的微观层面的探究。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政府应对存在何种联系？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与网络舆论的走势存在何种联系？这些问题尚缺乏系统的考察。因此，本文以“8·12”天津塘沽爆炸事故(以下简称“8·12”天津爆炸事故)为例，通过调查新浪微博@头条新闻，并结合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系统探讨和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微博传播的特征及网民讨论态度的特征；2.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与政府应对存在何种关系？3.天津市政府围绕“8·12”天津爆炸事故所进行的信息发布，网民是否满意？在此基础上，分析天津市政府对此次突发事件所进行的舆论应对，特别是新闻发布会工作之得失，并提出改善意见。

二、舆论、网络舆论相关概念界定及辨析

网络舆论并不等于舆论，但又与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探讨网络舆论的前提，有必要对“舆论”一词的概念做出界定及辨析。 “舆论”(Public Opinion)概念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合理性与统一性的讨论上，即：舆论是“理性的合理意见的集合体”，还是“表达感情(非理性)的集合体”；舆论是“各自意见汇总为统一意见”，还是“各自意见当中多数派所持的意见”。

首先，就舆论合理性，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认为，“舆论是理性判断与个人意愿(非理性)的混合体，应该将两者区别开来”；[8](P72)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舆论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多方讨论，而非一般民众所持有的浅薄的意见”。[9](P104)两位学者对舆论合理性概念的讨论常常被其他学者所引用。其次，就舆论的统一性，塔尔德认为“个人意愿层面的舆论指多数个人意见的集中”，[8](P75)笔者认为其观点也可以理解为舆论是指个人意见中的多数派意见；库利则认为，“舆论并非个人判断的总和，而是通过传播与相互影响，将分化的个人判断集合成统一意见”。[9](P102)

笔者认为将舆论概念归结为围绕某一社会事件民众各自意见的统一集合体，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界定。舆论的具体表现为政治家的言论、舆论调查结果、媒体意见、公知讨论等，而以上例举的众多舆论的具体表现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极低。实际上，以上众多舆论表现往往相悖、相互批评。因此笔者认为，将舆论定义为围绕某一社会事件，社会中各团体以及个人经过充分考虑、讨论及较长时间观察，最后持有的各自政治态度中多数派的意见，较为妥当。

最近几年关于“舆论场”一词的学术讨论也很多。“舆论场”指舆论的形成空间，即舆论的公共领域。舆论的公共领域构造问题一直是国外舆论研究的主题。关于公共领域是否为单一公共圈也存在争议，哈贝马斯认为：“形成舆论的公共领域并非是单一公共圈，应为多个公共圈。”[10]对此，吉特林认为：“社会中存在着各种持有各自伦理的小公共圈(public sphericules)，而这些小公共圈最终应合并成一个大公共圈。”[11](P175～202)远藤熏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空间同样是由多个小公共圈群组成，网民会根据各自立场及价值观来选择在何种小公共圈中发表意见”。[12]综合以上学者的看法，笔者认为网络空间是由论坛、微博、博客等诸多可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开舆论场所组成的，而在网络的“小公共圈”中，并非只有个人用户，还存在团体用户，因此网络舆论并非只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还应包括团体意见。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网络舆论定义为：围绕特定的社会公共事件，在网络的各个“小公共圈”中形成的个人、团体用户的公开意见、情绪的总和。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抽取

1.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8·12”天津爆炸事故中新浪微博@ 头条新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8月12日至9月12日@ 头条新闻的微博与相关讨论，探析事故网络舆论的特征。本文选取新浪微博@ 头条新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此次事故中大量一手信息都由新浪微博个人用户发布，发布的微博数及讨论数远高于其他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是此次事故的主要舆论场；第二，@头条新闻作为新浪新闻中心的微博账号具有众多粉丝，截至2016年5月1日12时已达5100万，并依托新浪微博资源有效地整合众新浪微博账号所发布的第一手信息，成为新浪微博非官方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在此次事故中，@头条新闻通过整合现场群众第一时间发布的微博，将爆炸现场最新情况传达给网友，加快了关注度较少的普通网民所发布微博的扩散，为突发事件信息速报提供了新途径。另外，将研究对象的微博发布时间限定于8月12日至9月12日，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据喻国民分析，网络热点议题的平均存活时间为16.7天，伴随事件的发展，如果出现次生舆情的话，议题随之变化，存活时间也会延长。[13]根据笔者对“8·12”天津爆炸事故中新浪微博的调查，事故发生一个月内热点议题已经消散，相关讨论也零星可数。

2.样本抽取

(1)本文抽取2015年8月12日至 9月 12 日@头条新闻发布的“8·12”天津爆炸事故相关微博共261条，样本数并不多，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本文将对261条微博样本进行全部分析；(2)因为“热门评论”关注度高，相同意见较为集中，本文抽取261条微博样本的热门评论中评论数最多的前10位作为评论样本，得到样本2610条，保证了评论样本能代表评论的大多数意见。

3.分析类目

本文从主题、框架、性质(正面、中立、负面)、批判对象以及信息源5个方面对发帖样本进行分析，对评论样本的情绪进行分析。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框架往往决定了媒体的报道视点，报道框架或者政府对事件的评价框架对舆论的形成起到重大作用，[14][15]采用框架分析的研究也较多，[16][17]因此本文在分析微博发帖时也采用框架分析，关于框架分析的分类依据笔者在此做简要论述。

戈夫曼最早将“框架”这一概念引入社会文化领域，之后又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其对“框架”这一概念的理解成为此类研究中的重要观点。戈夫曼认为：框架是指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经验的归纳；框架能使我们对事件做出定位、感知、识别。[18](P21)基于戈夫曼的解释，甘姆森做了进一步诠释，认为框架主要有两个层次的意思，即“boundary”(界限：新闻报道的范围)、“building frame”(构架：新闻报道的构架内容、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世界观等价值取向)。[19]20世纪80年代后，运用框架概念对传统媒体报道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多，其中，潘晓凌、乔同舟在《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中提出新闻报道框架指标应根据新闻报道5W要素确定，具体应从信息源、报道对象、事件经过、场景细节(对事件及角色详细描述)、事件后果(主要事件引发的后续事件或行为)、口头反响、媒体评价、事件相关背景资料8个框架类目分析。本文根据以上新闻报道框架类目，结合网络新闻特点以及“8·12”天津爆炸事故微博特点，从事件经过、现场细节、追责、社会反响及事故评价、事故背景资料、事故影响及结果、其他(单纯表达哀悼和祈祷的发帖)7个框架类目进行分析。

四、分析结果

1.报道量集中在事发后一周

报道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报道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度。报道量多则关注度高，少则低。通过对 261条微博样本进行统计(见图1)，研究发现@ 头条新闻对事故的报道集中在事故发生后的一周(8月13日至8月19日)，8月13日的报道量达到极值72条，8月14日至8月19日的日均报道量在20～30条波动，8月20日报道量开始减少至10条以下。事故发生两周后，报道逐渐消失。

图1 @头条新闻天津“ 8·12”爆炸事故关注度走势图(单位：条)

以上所述报道量的变化趋势与喻国民在《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特征及统计分析》中所述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持续时间基本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故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发生较大的二次话题，或者即使发生了二次话题，也在话题影响力扩大之前得到了正确引导与应对。

2.主题呈现多样性

新闻报道主题表达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及主要报道对象。本文将微博的报道主题分为以下7类进行分析：事故(事故现场、事故死伤人数、事故影响等事故直接信息)；死伤者及死伤者家属(伤者治疗情况与生活情况，死伤者家属情况)；救援(质疑警察、消防员等救援人员救援措施)；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的应对(政府部门的事故应对及官员的讲话等)；社会回应(市民、慈善团体、医院等社会各方的回应)；事故相关企业(瑞海国际的相关信息)；其他。

表1 @头条新闻“8·12”天津爆炸事故微博主题分类及百分比统计表 (单位：条)

微博主题的分类统计结果(见表1)显示，“事故”“死伤者及死伤者家属”“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动向”主题报道量较多，分别为27.6%、25.3%、26.1%，可见事故中，@头条新闻主要报道了事故直接信息、死伤者及死伤者家属情况、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的事故应对情况。

其次，“事故相关企业”主题报道达近一成。与“事故”，“死伤者及死伤者家属”，“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动向”主题比相对较少，但“事故相关企业”主题报道中大多为瑞海集团追责报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头条新闻对事故相关企业的责任追究上较积极。

“救援”主题的报道统计结果为5.7%，较少。救援人员中多数成为死伤者，强调救援人员死伤状况的微博在统计时编码为“死伤者及死伤者家属”主题，该主题所占的25.3%中，有18%为救援人员的死伤情况。“救援”主题主要为质疑消防员救援时是否应该用水灭火、消防员死亡人数不实等内容，可以说@头条新闻在事故报道中对救援人员的伤亡情况以及救援措施进行了大量报道。单纯对事故及事故中的死伤者表达祈福及哀悼情绪的微博归为“其他”主题，占3.1%。

综上所述，@头条新闻在事故中对“事故”“死伤者及死伤者家属”“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动向”“救援”“社会回应”“事故相关企业”等多主题进行了报道，@头条新闻在“8·12”天津爆炸事故报道中呈现信息发布多样化的特点。

3.追责框架近两成

如前文所述，受众往往通过新闻框架认识、感知事件，新闻框架是影响舆论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本文对261条微博文本的以下7类框架进行统计：事件经过(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受损情况、政府对应等一系列事情的经过)；现场细节(爆炸现场以及周边的详细描述)；追责(政府及相关企业的追责)；社会反响及事故评价(社会各界对事故的应对及评价)；事故背景资料(瑞海国际的背景资料)；事故影响及结果；其他。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头条新闻“8·12”天津爆炸事故微博框架分类及百分比统计表 (单位：条)

“事故影响及结果”框架、“事件经过”框架、“追责”框架分别占31%、22.6%、15.7%，报道量较多。另一方面，“社会反响及事故评价”框架、“现场细节”框架也超过10%，“事故背景资料”框架为3.4%。

以上数据表明，@头条新闻主要从“事故影响及结果”“事件经过”“追责”“社会反响及事故评价”“现场细节”五方面构筑了事故报道框架。其中，15.7%的“追责”框架报道表明@头条新闻的事故报道对事故原因查明、事故责任追究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同时较多的“追责”框架报道也可能激起网民对相关部门及企业追责的舆论浪潮。

4.中立性质报道为主

@头条新闻的事故报道是以中立报道(事实报道)为主，还是以对政府及相关企业进行批判的负面报道为主或者以赞扬消防员、警察的献身精神的正面报道为主？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微博样本的性质(正面、中立、负面)探析以上问题的答案。

表3 @头条新闻“8·12”天津爆炸事故微博性质分类及百分比统计表 (单位：件)

如表3所示，@头条新闻主要对事故各方面进行了中立报道，达92.3%。其次，负面报道为7.3%，正面报道只有1条，占0.4%。相比之下，表明报道态度的报道中，负面报道为主，远远超过正面报道。笔者在这里补充微博的评论样本的性质统计结果，中立性质的评论占44%，负面(批判性)评论占46%，正面评论占10%。

以上数据表明，@头条新闻的事故报道呈现以事实报道为主、批判性较强的特点。而评论样本的批判性远远高于微博，可以说@头条新闻的事故报道引发了批判性的舆论形成。

5.瑞海国际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

本文通过对负面报道的批评对象中央政府、政治经济体制、事故相关企业(瑞海国际)、地方政府及干部、媒体、普通民众6类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头条新闻的负面报道的批判对象集中于事故相关企业、地方政府及干部和普通民众(见表4)。批判的焦点为：瑞海国际的安评报告以及涉事责任、天津市政府的审核不到位、相关官员的收受贿赂、记者发布会处理的不到位、出租车司机的坐地起价、谎称父亲爆炸中身亡的女孩诈骗钱财等。以上负面报道也成为引发微博讨论中追讨瑞海国际和相关部门涉事主体责任以及谴责天津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打官腔、关键问题避重就轻舆论的导火索。

表4 @头条新闻“8·12”天津爆炸事故微博批判对象分类及百分比统计表 (单位：条)

通过对 19条负面微博样本进行批判对象分类、分时段统计(见表4、图 2)，发现@头条新闻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于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周，且各类微博发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见图2)。

图2 @头条新闻“8·12”天津爆炸事故微博批判对象分时段统计图(单位：条)

事故发生后前三天，批判对象主要为普通民众与媒体，批判的主要问题为：天津电视台在爆炸之后还在播放韩剧，天津事故周边部分出租车司机坐地起价，一女孩谎称父亲爆炸中身亡骗取网友金钱打赏等。8月14日至8月19日，针对地方政府及干部的批判报道较多，其中侧重批判:事发三天后天津市政府仍未弄清楚仓库中所存危化品的清单,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缺席前6场新闻发布会，天津市官员亲戚参股瑞海国际，危化品仓库与居民楼距离低于“千米红线”却获批等问题。8月20日后，批判性报道热度减低，逐渐消失。

6.原创报道为主

@头条新闻在“8·12”天津爆炸事故中原创报道较多成为一大特征。如表5所示，原创报道(非转载)占近6成，转载报道主要来自报社和新闻网站。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创报道中，2成(29条)是整合新浪微博用户发布的微博消息，其中转发数最多的一条微博(近30万次)为整合信息，此条消息在事发当晚发出，内容为事故经历者所拍摄的事故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惊险的文字描述。除此之外，事故中 @ 头条新闻相关转发量超过 1 万次的微博中有 10 条为整合新浪微博用户发布的事故信息。这种发布形式借助于新浪微博这一信息平台，能有效、快速地整合海量的碎片信息中具有新闻价值的少数信息，通过@头条新闻对信息准确性的确认，以及文本信息、图片、视频等辅助信息的新闻逻辑再编辑，将其快速发布、扩散。

表5 @头条新闻“8·12”天津爆炸事故微博信息源分类及百分比统计表 (单位：条)

7.热门评论的情绪演变特征

微博评论是指评论者对原帖及其中提及的相关内容的见解和态度。不少学者进行网络舆论分析时，对文本信息中呈现的评价人的情绪结合事故特点进行可操作性分类。如王国华等[20]研究“3·1”昆明暴恐事件，将微博评论情绪分为疑惑恐慌、愤怒谴责、悲伤祈祷、敬佩赞赏等 8 个类别。本文结合“8·12”天津爆炸事故的特殊性，将热门评论样本情绪做如下分类：恐慌；祈祷悲伤；质疑谴责；赞扬；动员；斥责杂音(禽兽、鄙视、“SB”等辱骂性词汇较多的情绪)。

“8·12”天津爆炸事故中网民情绪总体上较为理性，也有少量非理性情绪宣泄。统计发现(见表6)，表达质疑谴责(43.6%)、祈祷悲伤(23.6%)的评论最多;也有较多评论表达对事故影响以及事故所带来环境污染等次生影响的恐慌(13.8%)，和对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与警察大无畏牺牲精神的敬佩之情(9.0%)；5.0%的评论表达了动员网友献血、无偿开车运送伤员、转载发帖等情绪；5.0% 的评论显示了网民比较粗俗、暴力地对待事故相关企业及政府部门的憎恨之情。以上网民评论情绪并非静态，而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参考表6各时段评论情绪的变化特点可发现：

表6 各类评论情绪的时段分布情况 (单位：条)

第一，事发3天之内，热门评论的情绪分布中有祈祷悲伤460条、恐慌254条，成为网民的主导情绪。多数网民在事故发生后表明了对事故的恐慌、祈求天津平安及对事故中丧失的救援者表示悲伤。其后，质疑谴责(172条)、赞扬(150条)成为次主导情绪。“质疑谴责”评论主要表明了对爆炸化学物品、消防救援措施、瑞海国际股东是否为政府官员亲戚等问题的质疑，对出租车司机坐地起价、女孩借助爆炸事故骗取钱财、天津市政府中断新闻发布会、天津市政府不公开具体爆炸物以及未公开的编外牺牲消防员名单等问题的谴责。“赞扬”评论表达了对不畏牺牲的消防员及警察的敬畏之情，称赞他们的救援是“最帅的逆行”。从网民评论的情绪中可知晓，质疑谴责情绪中的多数针对的是政府部门的应对以及公布的信息，换言之，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政府的表现催生了这一时段中大批网民对政府质疑及谴责情绪的出现。

第二，事发4～6天，恐慌以及祈祷悲伤的情绪得到平复，质疑谴责情绪(423条)继续发酵成为主导，质疑谴责的内容有所变化，主要针对爆炸后对周边环境是否产生巨大污染、政府公布的环评结果是否属实、直接管理领导为何不出现、伤亡数据为何不公布、新闻发布会为何遮遮掩掩等问题。而这种情绪正是因前6场新闻发布会中天津市政府对事故现场信息掌握不详、舆论不公开、提问避重就轻、关键领导未出现等众多过失多次反复出现而造成的。

第三，事发7～9天，相关评论大量减少，除质疑谴责情绪还较多外，其他情绪均显著减少。这一时段的质疑与谴责较前两时段变化明显，前两时段主要针对天津市政府与瑞海国际，而这一时段主要针对瑞海国际。舆论对天津市政府的质疑谴责之声明显减弱，针对瑞海国际的质疑与谴责主要集中在瑞海国际多年隐瞒安评报告、野蛮扩张及其贿赂官员等问题上。

第四，事发10天后，相关评论继续大量减少，质疑谴责及责斥杂音情绪还少量存在，集中在天津市政府的事故处理和善后不及时、不科学，以及瑞海国际应赔偿事故受害者和周边居民等问题上。

综上，“8·12”天津爆炸事故中的网民情绪演变过程可分为 3个阶段，即事发3天之内为情绪爆发期，事发后4～6天为情绪蔓延期，事发一周之后为情绪消退期。在此次事故网民情绪的变化中，天津市政府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成为影响的重要变量，截至8月15日晚12点，天津市政府召开了6次新闻发布，出现了发布会直播至记者提问中断、分管安全的副市长未出席、对瑞海国际股东背景的各种猜测不予回应、市领导对指挥救援情况不详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与第一、二时段网络聚集的质疑谴责的焦点基本一致。8月17日第7场新闻发布会中，分管安全的副市长何树山首次出席并详细地回答了网民质疑的关键问题：为何缺席前6次发布会、事故伤亡人数、现场危险品处置情况、环监情况等。值得一提的是，央视首次全程直播了第7场新闻发布会，包括记者提问部分。截至8月19日，天津市政府共举行10场新闻发布会，从第7场开始全程直播，记者提问大多得到正面回答。这一时段由于事故信息逐步披露以及传统媒体舆论的积极引导，网民的质疑谴责情绪也因新闻发布会中天津市领导的正面回应得到缓和并趋于平静。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8·12”天津爆炸事故为例，通过量化与质化分析,考察了这一事件中微博传播的特征、网民讨论情绪的特征、网络舆论与政府新闻发布会应对的相互关联。研究发现，新浪微博@头条新闻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参与了事故报道，参与程度高，事故报道呈现出以下特征：主题多样化，以中立报道为主，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负面报道的批判对象集中于瑞海国际与天津市政府，报道框架中追责框架较多，原创报道为主。在网民评论情绪方面，重大社会安全事件中的网民评论情绪演变可以分为 3个阶段，即情绪爆发期、蔓延期和消退期。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中的应对与网民情绪方面，事故发生之后的前3天，信息井喷，恐怖、祈祷悲伤情绪成为主导情绪；之后网民对事故信息需求量增大，而官方在前6场新闻发布会中并未详细回应关键问题，造成质疑谴责情绪的井喷；这种质疑谴责情绪在天津市政府开始正面回应记者的第7场新闻发布会之后得到缓和，这说明政府在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工作中态度敷衍，对待提问避重就轻易引发网民对政府的质疑，造成政府丧失网络舆论话语权；而政府积极对应突发事件并正面回应舆论质疑，则有助于消除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强化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话语权，同时也说明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对政府改善事件的应对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高发期的场景下，以一个具体案例实证考察了重大社会安全事故中网络舆论与政府新闻发布会应对之间的关联。目前有关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与政府应对之间联系的量化实证研究不多，本文丰富了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与政府应对的量化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同一突发事件中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中的应对态度的改变直接关系到何种网络舆论形成：政府态度虔诚、信息公开透明则民信之，反之则民怒之。然而这并非个案，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两句话，成为当时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与笑点，也成为网民对铁道部讽刺揶揄的文字材料。可以说，新媒体舆论环境下，政府部门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回应各种质疑，如何应对舆论，直接关系到整个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发展。

鉴于此，各级政府及官员在应对重大社会安全事故时，应吸取经验教训，重视新闻发布会及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公开和舆论回应，并通过分析各阶段网民情绪特征、网络质疑的焦点，有针对、有重点地公开回应。对质疑谴责情绪应迅速反应，借助新媒体信息发布平台如新闻网站、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政务论坛等及时公布最新消息并与网友双向互动。这一方面可掌握信息公开主动权，减少网络上非理性猜测及流言，另一方面可在舆论控制上处于主动地位。在信息发布方面，要做到以事实为核心，谨慎回答，避免前后逻辑不符，不能只说不做，要实说多做。简言之，各级政府部门及官员应转变以往地方政府一旦出事就面对舆论封、捂、堵、压、瞒的态度，及时公开信息，善于利用舆论分析部门去掌握和引导舆论走向。

注释：

①编码工作由笔者以及两名接受编码训练的研究生完成。信度检验参考 Hayes, A. F. &Krippendorff, K.在Answeringthecallforastandardreliabilitymeasureforcodingdata中所陈述的方法，信度检验结果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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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知 鱼)

The Forma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Government’s Response on Emergency

CHEN Yas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op news’ micro-blog regarding the 8·12 Tianjin Explosion. The conclusi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firstly, top news’ micro-blog integrated the fragmental information posted by private users, which provide a new way for the rapid spread of accident information; secondly, during the accident, top news’ micro-blog mainly performed the function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and supervision, thirdly, government’s passive response caused formation of the online negative emotion, and government’s positive respons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online negative emotion; fourthly, online public opinion helped the government to grasp the public opinion and improved the response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disposal.

accident, micro-blog communicati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Tianjin Explosion

G203；G206.2

A

1004-8634(2017)02-0070-(09)

2016-05-11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

陈雅赛，湖南耒阳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突发事件报道、突发事件网络舆论研究。

10.13852/J.CNKI.JSHNU.2017.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