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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刍议

2017-07-19卢茜

黄河 2017年2期
关键词:汉译泰戈尔著作

卢茜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中国具有深刻影响。我国学界对泰戈尔的研究集中在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思想分析、与我国的交往情况等,而对其著作的汉译研究关注不足,研究成果偏少,目前尚无关于其著作汉译研究的专著。本文对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并提供了统计数据,探析了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缺失的原因。

——题记

泰戈尔及其作品

1913年,印度著名作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憑借自己英译的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东方先哲”,因其思想的包容性和人性美使他在东西方国家都深受爱戴。泰戈尔创作的诗集共有65部,大约有 11万行诗歌,剧本80多个,短篇小说95篇,中长篇小说15部,还有不少的随笔、论著、游记、日记、回忆录、书信、课本等。此外,他还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以及近2000幅美术作品。虽然诸体兼擅,但泰戈尔的成就尤其体现在诗歌方面。泰戈尔早期的主要支持者有叶芝(W.B.Yeats)、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等。叶芝为《吉檀迦利》撰写了序言,并盛赞泰戈尔的诗歌“丰富”而“朴素”,“展现了一个我一生梦寐以求的世界”。庞德评论说,他从这部诗集独特的宁静背后“发现了我们的新希腊”,并将《吉檀迦利》中所蕴含的精神与《新约》所表现的幸福欢乐相提并论。

泰戈尔深刻影响了我国现代的多位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谢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人,他的三大文学主题“爱”的福音、“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我国的文学观,掀起了散文诗的热潮,引发了小诗的流行(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4)。“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很可惊的状况(徐志摩,《泰戈尔来华》[J]。《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年9月,上海),一个外国的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

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概略

我国泰戈尔研究集中在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思想分析、与我国交往情况等方面。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印度文学、哲学中的泰戈尔研究,有专著10部、文章1155篇;有关泰戈尔文学研究的专著4部、文章747篇;有关泰戈尔与中国交往的专著5部、文章636篇;有关泰戈尔的思想和文艺理论的专著4部、文章454篇;泰戈尔自传、评传方面的专著12部。对其本人及作品的研究较多,对其著作的翻译研究较少,目前国内报刊上有关泰戈尔作品翻译研究的文章仅为229篇,尚无关于泰戈尔汉译研究的专著。

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专著和期刊文章分为六类:一、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二、泰戈尔的文学研究及其对我国文学的影响;三、泰戈尔与中国的交往;四、泰戈尔的思想和文艺理论;五、印度文学、哲学中的泰戈尔;六、泰戈尔自传、评传。

泰戈尔著作翻译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下:根据中国知网统计(www.cnki.net),国内报刊上有关泰戈尔翻译的文章为229篇,以文章来源来看,有期刊论文(177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会议论文(7篇)、博士学位论文(4篇)、辑刊论文(3篇)、报纸文章(1篇);以译者为研究对象来看,关注度最高的为冰心(32篇),其次是郑振铎(18篇)、冯唐(14篇)、徐志摩(8篇)、郭沫若(5篇)等;以译作为研究对象来看,研究最多的为《吉檀迦利》(26篇)、《飞鸟集》(25篇);以运用的翻译理论来看,研究角度分别有翻译美学、接受、创造性叛逆(16篇),传播理论(4篇),多元系统论、阐释学、隐喻理论(各3篇),操纵、改写、生态女性主义、自译理论(各2篇),意识形态、功能论、目的论、翻译伦理、社会符号学、解构主义(各1篇)。

泰戈尔著作翻译的文章或以某一译者、某一译作、某一体裁或某一时期为研究对象,或限于篇幅,仅罗列了泰戈尔翻译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译者、译作,较多关注“泰戈尔热”产生的时代背景,缺少总体的概括、梳理和关于泰戈尔翻译情况的具体、深入的分析、评价。在已有泰戈尔研究的专著和编著中,没有一部是关于泰戈尔翻译的,这与泰戈尔作品翻译在我国文学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极不相称。学者张娟在《建国以来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一文中说,“泰戈尔与中国”研究领域尚有诸多学术空白,其中就有泰戈尔作品的翻译研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少有人关注”,点明了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的缺失。

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分类

一、综述文章

泰戈尔著作翻译研究的综述类文章主要有4篇,在这4篇文章中,有关于百年译泰的翻译接受研究和重点关注近年来孟加拉语直译的泰戈尔汉译问题研究。这些文章都罗列了泰戈尔翻译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译者、译作,关注“泰戈尔热”产生的时代背景。李金云的《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介绍了泰戈尔汉译的概况,从我国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分析对泰戈尔译介和接受的不同状况,分析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我国为现实服务的译介观。董友忱的《泰戈尔作品翻译研究综述》、颜治强的《泰戈尔翻译百年祭》、岳志华、霍俊明的《自译: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泰戈尔诗歌自译辨析》3篇文章回顾了泰戈尔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历史,系统地研究了孟加拉原文《泰戈尔作品全集》的编辑出版情况,叙说了泰戈尔英语自译在文学意蕴和韵律方面的损失和孟加拉语直译在体现格律、宗教、文化意涵方面的优势。

其它研究泰戈尔著作汉译的文章还有:倪培耕的《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概述了泰戈尔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介绍了主要学者、著作和重要事件。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分阶段综述了泰戈尔作品翻译和研究的总体状况和重要事件,简介了几部重要作品的翻译过程,提到了泰戈尔作品汉译引起的论争及重译、选译、误译等翻译问题。张娟的《建国以来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综述了近年来关于泰戈尔对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翻译、接受方面影响分析的重要文章。戈宝权的《泰戈尔和中国》介绍了泰戈尔作品汉译的基本情况。秦弓的《“泰戈尔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之一》介绍了五四时期泰戈尔作品汉译的概况,分析了“泰戈尔热”的时代背景。在翻译接受方面,由于泰戈尔自身的复杂性和接受者视角不同,“泰戈尔热”充满矛盾的张力,也引起一些论争。侯传文的《论我国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接受》分析了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接受语境(时代背景)、接受视野和接受话语,并分析了几位典型中国文人对泰戈尔的接受情况,客观分析了泰戈尔带来我国论争的原因。艾丹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泰戈尔热”——五四学界对泰戈尔的译介与研究(1920~1924)》则在泰戈尔汉译的基本数据基础上谈翻译接受。

以上所述即是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综述文章的基本内容。这些文章列举了不同时期泰戈尔汉译的重要人物、事件和作品,涉及翻译接受、翻译现象、翻译经验等,但都多是概述,没有过多关注具体的翻译事实,分析也没有展开,略显不够细致、深入。

二、译者研究

在关于泰戈尔著作译者的62篇论文中,对翻译家的研究主要包括译者动机、主体性、翻译接受、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等。而对译者的研究又多集中在典型译者、典型译作上,学者研究较多的泰戈尔作品译者为冰心、郑振铎、郭沫若等,其中有名气、社会影响、文学评价、翻译质量、译作影响、对泰戈尔研究的贡献等多方面因素。

对翻译家冰心的研究多集中在爱的哲学、翻译美学、翻译接受等方面,主要论文有魏群的《翻译家冰心研究》、林佩璇的《从冰心、泰戈尔的主体经验看翻译中积极接受的重要性》、康元泰的《冰心“爱的哲学”与泰戈尔的“泛爱论”》等。有关翻译家郑振铎的研究关注翻译批评的论述多于对译者本身,但他作为赞助商的翻译推介及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其特点,主要论文有黎跃进的《郑振铎对泰戈尔的译介与接受》、杨祎的《郑振铎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许媛的《<小说月报>“泰戈尔号”诗歌翻译研究》等。泰戈尔对郭沫若的思想影响集中于其创作的早期,到后期郭沫若与泰戈尔是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的。郭沫若对泰戈尔的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泛神论思想的分析及泰戈尔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论文有李保均的《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探源》、陈永志的《郭沫若和泰戈爾三题》等。白开元是当代孟加拉语泰戈尔著作译者,其学术关注度不如前面几位译者,但由于其精通孟加拉语,对泰戈尔诗歌有出色的理解,因此值得关注,主要论文有颜治强的《泰戈尔翻译百年祭》、苏倩的《目的论视角下看译者主体性——以<吉檀迦利>两个译本对比研究为例》等。

泰戈尔著作译者研究相比综述类文章较多,但往往集中在文学方面,关注面较窄,对译者主体性的评析似显不足,缺乏原因探究,缺乏对泰戈尔作品译者群体的整体观照和共性探讨。

三、泰戈尔作品译著、专著书目

有些学者在泰戈尔研究的过程中,整理了泰戈尔作品译著和专著的部分书目,如孙宜学的《泰戈尔与中国》收录了1900~1949年中国翻译的泰戈尔作品目录和关于泰戈尔的介绍、研究论文、著作目录,张光璘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收录了1981年整理的泰戈尔著作中译书目,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收录了1913~2001年国内报刊对泰戈尔的评介文章、泰戈尔研究专著及编著。但2001年以后的译著和专著还有待整理。

四、泰戈尔作品全集

目前最新、最全、最权威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有两部。一部是董友忱主编、董友忱等翻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它根据普及版本全部直接从孟加拉语原文翻译,是真正意义上的泰戈尔作品全集,还收集了数百万字以前从未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另一部是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2000 年 12 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全集》,汇集了当时的主要译介成果。

综上所述,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数量、分量、容量较少,研究方法较单一,对于译者的研究关注面较窄,对译者主体性评析不足。对五四时期译介、翻译接受、翻译美学、对译者的影响和文学创作这几个方面关注较多,而对现当代译介、译者群体研究、翻译背后的原因探究、译者的翻译过程、译者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等重要问题都鲜有涉及。

泰戈尔著作汉译研究缺失原因初探

为什么泰戈尔著作的翻译研究与其它泰戈尔研究课题相比在数量上和分量上都远远不足?笔者认为,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中翻译文学一直未能占据应有的地位,许多学者把翻译文学作为原创文学的附庸,把翻译作为一种单纯而透明的语言转换,把译者看作“隐身”,把许多独特的翻译现象、翻译问题过滤、忽视掉,而理所当然地直接去分析其文学、思想现象了。正如谢天振教授所说:“众所周知,在传统的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翻译文学往往处于一种无所归属、非常尴尬的处境。翻译研究者只注意其中的语言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文学地位……文学研究者往往认为(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的影响)是外国文学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的存在。”“这种现象在我国文学界长期存在,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编写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翻译文学找不到它自己的地位……翻译文学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弃儿”。

其次是对泰戈尔文学、思想、哲学方面的研究先行,研究者众多,而翻译文学的研究与其著作的文学批评又有重叠之处,因此在研究时间、关注度和研究者数量方面都不如传统的泰戈尔研究领域。

再有就是翻译文学在世界文学研究中也往往受到冷落。其实,许多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正是通过翻译才得以走出国度,走向世界,为世人所认识、喜爱的。希腊戏剧如果没有罗马人的翻译和传播,可能早就失传;德国如果没有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运动,宗教改革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然而许多世界级的翻译巨匠并不像文学家那样为人所知,翻译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9),但现在学科归属还存在争议。译者多数时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翻译文学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在异国的重生,是含英咀华后的再次创造,是文学界的奇花。翻译能使由于语言障碍而阻隔的他国作品完整地展现在本国读者眼前,实现思想、文化、艺术的交流。翻译文学的价值应不低于原创文学,有的创作难度更有甚之,它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翻译文学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价值等方面都值得学界重点关注、深入研究。

泰戈尔在我国拥有大文豪的地位,其著作在我国读者中深受喜爱,泰戈尔的文学、思想、哲学等方面研究光彩熠熠,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而作为传播桥梁、成就中国三次泰戈尔热潮的翻译文学研究却存在欠缺,亟待学者们实现突破。这也是翻译文学亟待学界关注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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