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善竹 口述 刘甲凡 整理

“叫”回一套犁

◎于善竹 口述 刘甲凡 整理

在牟平方言里，拍卖俗称叫行。35年前，我所在的上庄村第19小队，举行过一次叫行，我参加了，“叫”回家一套犁。

那是1982年冬天，轰轰烈烈搞了25年的人民公社解体。土地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名曰责任田。生产队所有的农机具，从簸箕、筛子、扫帚、木锨、连枷，到喷雾器、两脚耧等，标价几毛钱、几块钱，一股脑卖给社员。到最后，我们第19小队只剩下两套大车（每套两匹马）和两套犁（每套两头牛），这算是最值钱的大件。村党支部要求队委会用叫行的形式来处理，以免因价格不公引起纠纷。

那时候，我是第19小队的队委会成员兼保管员。在确定起底价时，队委会专门开会商议。两套大车按照原来的马匹组合和鞍具配备，原封不动，每套起底价500元。两套犁的四头老牛，孬好搭配着分为两组。包括牛槽、铡刀、犁、耙、耢、绠绳、撇绳等一并在内，好点儿的那一套，起底价是220元，孬点的那一套定为200元。全部由本队社员公平竞争，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附加条件是三年内不得转手倒卖。

叫行开始，首先开拍两套大车。由于赶大车和喂养骡马要有一定的经验，基本没有竞争，很快就被原来的车把式买妥，每套只是加价10元钱。接下来开始拍两套犁，吵吵嚷嚷闹腾好一阵子，标价220元那套犁也有了买主，只比起底价加了4元钱。眼瞅着天快晌午，剩下的那一套犁愣是没人要。队长物色了几个对象，要队委会成员分头做工作，可把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还是“老丑婆参加相亲会——没人搭理”。

队长急眼了，说看来是起底价定高了，往下调吧。我插了一句嘴，说：“不行咱就按照180块钱吧？”我刚说完，队长把桌子一拍：“好，180块钱，卖给你了！”我急忙解释只是提个建议，可任我怎么分辩，队长就是一句话：“这是从你嘴里喊出来的价，大伙都听见了。你身为队委会成员，更不准耍赖！”

其他人也“嗷”一声跟着队长瞎起哄、撮火肝。我一想，也就是吃点苦受点累的事，除了自己耕种方便，还可以给邻居们耕地挣点儿钱，一咬牙，就答应了下来。

老牛牵回家，全套的犁也搬回来了。又赶着紧把草棚子腾出来，把牛槽安置好，就和老伴开始添草喂料、精心伺候。过了三五天，和老牛慢慢有了感情，我的心也就静了下来。每天牵着老牛到村外转一转，心里还有点美滋滋的。

我本来就是个好庄稼把式，给邻居们耕地更是格外用心，不但耕得深、犁距细，还尽量不撂下地头地脑，赢得一片赞誉。口口相传，找我耕地的都要挨着号来。耕一亩地3块钱，每天最多能耕3亩地，收入也挺可观。到单干第二年，不少人家里开始种果树。在果树的幼苗期，行与行之间还要种庄稼。为避免伤到树苗，耕地时不能用拖拉机。这样一来，我这套犁就更忙活了，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偷着乐，多亏队长当初强塞给我这套犁！

又过了四五年，农民的日子开始富起来。眼瞅着邻居们接二连三都买了手扶拖拉机，我的活路也就慢慢地淡下来。1988年秋后，我把这一套犁卖了，卖价560块钱。两头老牛被买主牵走那天，老伴手摸着老牛的脊梁，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也难受得好几顿没吃下饭，抽空就要蹲在牛棚里抽袋烟，心里空落落的。

摘自《烟台晚报》图/连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