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民

20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第九十六中学上初中。那时正值“文革”时期，我在上初二年级的第一学期时，学校组织我们到京棉一厂参加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学工劳动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的十三四岁的中学生来说，感到十分的新鲜。我当时被分配到筒拈车间。我记得我们一共5位同学被分配到筒拈车间。当时是筒拈车间的工段长把我们接到车间的。我们5个人各有分工，可能工段长看我细细的手指像个女孩儿，所以安排我学接线头。带我的师傅是一位40多岁的、身体胖胖的女同志。她说话和气，待人热情。刚开始不习惯，我老是接不好线头，可她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学会为止。纺织女工们工作是有定额的。为了不耽误时间，按时完成任务，她们接线头时不等机器停下、纱筒还在运转的时候就要伸手去抓。看着带我的师傅熟练的接线头动作，我非常佩服。可我怎么也不敢伸手去抓那飞转的纱筒。在师傅的鼓励之下，我一咬牙、一闭眼，手哆哩多嗦地就去抓那还未停转儿的纱筒，结果感觉手心一热，抬手一看，手心脱了一块皮。师傅鼓励我，别害怕，越不敢抓越烫手，要自己琢麽找巧劲儿，就能抓着不烫手了。

我上的第一个班正巧赶上夜班，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在耳边轰然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儿下夜班，我走出喧闹的车间，来到了清静的室外，感觉脑袋瓜子都大了。见到室外小花园里有块石头，我一屁股就坐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