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多勇

看老子，就是看父亲。

妻子去看我父亲之前，要做不少准备工作。比如说，上街买一点吃的喝的带上。父亲八十岁，满嘴牙没剩下几颗，还一颗一颗的都是假摆设，不管用，不能碰，晃里晃荡的连着一丝根，咬东西使不上力气不说，吃东西碰上面还钻心地疼痛。牙齿长嘴里不能当牙齿用，还不能乱遭惹，父亲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父亲去镇医院找医生，说你们把我剩下的牙齿全拔掉，一颗都不要留，我看吃东西还疼不疼？医生不开药方，也不看父亲嘴里的牙齿，只说一声，回去叫你的儿子来。父亲问医生，我拔牙，要我家的儿子来干什么？医生说，叫你家儿子来签字，你这么大岁数万一拔出人命来谁负责？父亲说，拔牙能拔出人命，我可头一回听说。医生说，你头一回听说的事，我可见多了。这是一位老牙医，见过成千上万父亲这种牙齿的老人。人老牙也老，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结果父亲一颗牙齿没拔原样回来家，一路走，一路气哼哼地说牙齿，我回家烧香供着你们，我一口饭不吃，一口水不喝，我饿死我自个，看你们还疼不疼？父亲说气话归说气话，活着一天总还得吃一天喝一天，总还得遭惹牙齿一天。

买吃的，妻子给父亲买鸡蛋糕；买喝的，妻子给父亲买牛奶。鸡蛋糕松松软软的，入口即化，不费牙齿，父亲天生地偏爱吃甜食，很合他老人家的胃口。牛奶是袋装的新鲜牛奶，一箱二十四袋，提一箱回家够他老人家喝好多天。父亲吃水果只能凑合着吃香蕉。香蕉一下不宜多吃，不易存放。妻子捡青一点的香蕉买半把带回去足够了。此外，父亲还喜欢吃他家大媳妇烧出来的红烧肉。做这项准备工作，妻子要费一番心思，也要费一番工夫。提前一天上街买回一块五花肉。适宜父亲吃的红烧肉，太瘦不适宜，太肥不适宜，肥瘦搭配符合某种比例才适宜，而这种比例又是说不出来的。父亲自个上集、自个买肉、自个红烧，就是烧不出他家大媳妇的一种味道。究其原因，除去父親的烧菜手艺不够精细，恐怕五花肉的肥瘦搭配不当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晚上，妻子把买回来的五花肉洗净、切块——肉块的大小很讲究、下刀的刀法更讲究。五花肉块放锅里先焯一遍水，除去肉里的血腥沫子，而后炒干水气，再加素油、干辣椒、姜块、葱段、桂皮、花椒等作料。妻子红烧五花肉不放酱油，自个打糖色。方法是舀两勺白糖放锅里，待白糖融化，不停地炒，渐成酱色，挤眼冒泡，糖色就打好了。妻子的红烧肉方法是家传的，岳母的母亲就用这么一种法子。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妻子在焖烧方式上还是做了一些改进。专门买一只 45瓦的焖烧锅，在锅灶上把五花肉初步烧一烧，腾进一只砂锅，一下焖进焖烧锅里。从前红烧五花肉，岳母是在一只煤球炉子上焖烧，岳母的母亲是在一口柴灶上焖烧。时代跟进，方法跟进。此一时彼一时矣。一锅五花肉在焖烧锅里焖烧两小时后，其香味越来越浓郁，极具穿透力地扩散至每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诱惑得我在房间里不能安心看书写作。妻子不喜欢吃肉，不受肉香味的诱惑；闺女害怕长胖，能够自觉抵制肉香味的诱惑，唯独我丢开书本、扔下电脑，像一只困兽在屋里转圈圈。妻子早看出我一脸馋相说，待一会红烧肉烧好，你尝两块解一解馋。父亲喜欢吃红烧肉，我也喜欢吃红烧肉，这是不是一种血脉遗传呢？

我明知故问地说，怎么就不能留半碗，我明天晌午好好地吃一顿？

妻子说，你真敢吃肉你就吃，你吃出毛病来你自个受？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红烧肉就离开我家的餐桌。妻子害怕我人进中年后因为吃红烧肉，染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毛病。也不知道“三高”的毛病与吃红烧肉是否有直接关联，反正别人这么去说，妻子就这么去信，我就只好跟着委屈自己的一张嘴。父亲身子骨干瘦，劳动不断，他喜欢吃红烧肉，妻子也认为他老人家应该适当地吃一点红烧肉。妻子跟我说，他没有牙齿，吃不动鱼，吃不动牛羊肉，再不吃一点红烧肉，不是一点肉类的营养都没有。因此，提一锅红烧肉便成为妻子去看父亲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

上述这些准备工作做齐全，妻子就起身回老家看老子了。

现在我居住的地方离开老家不算远，一端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一端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郊区，两端相距四十华里路程。这么一段路程真要走起来，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我家小区门口的市政府车站坐上 3路公交车至蔡家岗总站，换乘20路公交车至毕家岗车站下车。3路公交车的车程大约半个小时，票价一块五毛钱；20路公交车的车程大约也半个小时，票价一块钱。从毕家岗车站至老家 5里路，没有公交车，要步行回去，要有乘专门载客的摩托车或三轮车（地方人统称：摩的），坐一次摩的三块钱。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往老家去。村庄在淮河边上，像一条死胡同，出租车钻进去，就得空车回头。市内出租车起步价是五块钱，你想坐出租车，就得掏一来一回的十块钱车资。一般情况下，妻子都是从毕家岗车站走着回去。妻子不愿坐摩的，嫌它们不安全，更嫌它们不体面。一个女人家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摩托车后面显然不合适。三轮车安装着铁皮顶盖，像一只爬行的巨大乌龟，跑起路来晃里晃荡，东摇西摆，坐在上面显然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妻子说，我回一趟老家，一来一回步行十里路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妻子二十五岁那一年嫁给我，算来已经二十多个年头了。她从一个大姑娘，一个小媳妇，一转脸走进中年，自家闺女都长成一个大姑娘。这么一种人生过程是短暂的，又是漫长的。夜深人静，妻子忙碌完吃喝拉撒的琐事躺在床上，会神清气定地想一些过去的往事。有时候，妻子会诧异地跟我说，我怎么觉得我俩认识仿佛就在昨天呀？妻子面色羞红，她肯定是想起我俩恋爱时候的某件事情。年轻时的恋爱，男人经历过就忘却，女人却用一生的时间绵延着，回味着，完善着。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同之处。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面对的不止是这个男人，还有这个男人身后的庞大家族，包括男人的父母（可能还有父母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大爷，七大姑八大姨，等等。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同样面对女方家的一个庞大家族。但两者在实质上差别却很大。归根到底，是女人的血脉流传到男方家，而不是男人的血脉流传到女方家。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一样，千年亘古，万年不变。一个已婚女人的衰老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的生命慢慢地与男方家族相融合的过程。

妻子最初嫁入我家，嘴上不认这些老理，心里更是不认这些老理。妻子跟我说，我俩到什么时候都是你姓你的曹，我姓我的张。我说，你说的这一点没有错，现在谁个也不会像古人似的喊你曹张氏，不过有一点……我有意“咯噔”停住话。妻子性子急，紧逼着问，你说你说，有一点什么呀？我说，赶明我俩有孩子，孩子不是还得姓曹吗？妻子一张脸通红起来，气呼呼地说，赶明就是不让孩子跟你姓，看你能怎么样？妻子城市里生、城市里长，兄弟姐妹五人，排行老小。我在我们家上面有一个姐姐，男孩子里排行老大。妻子嫁给我，自然而然地成为曹家大媳妇。妻子回老家，父母向村人介绍她也是这么说，这是俺家大媳妇。在我们老家，你是一个大媳妇的角色，就有一个大媳妇的名分，就有一份大媳妇的责任与义务。那时候我与妻子都在一家陶瓷厂上班，离老家十余里路，老家稍微有一点大事小事，父母都要跑过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到家里准备买一辆四轮拖拉机跑运输，小到麦子成熟准备哪一天收割。妻子不能理解，觉得父母太啰嗦，不该我们知道的事也要跑来跟我们说一声。妻子在嘴上、在心里、抑或在行动上，一直把我们的小家与父母的大家，对立看待，分得很开，一口一声“我们家”，一口一声“他们家”。

妻子跟我说，他们家买拖拉机来我们家说一声干什么呀，莫不是想让我们出一份钱？再说他们家收麦子，哪一年不喊我们去，哪一年不是我锅上锅下地忙烧饭？

妻子在问题的理解上显然与父母大相径庭。其实，父母他们买拖拉机不要我们出一分钱，就是想跑过来说一声，听一听我的意见，听一听他们家大媳妇的意见。在我父母的心里边，似乎我的意见，还没有他们家大媳妇的意见重要。这倒不是说他们家大媳妇能说出什么我所不及的高见。在我们老家，祖祖辈辈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家是这个家的男人当着，但实际上一个家只有掌控在一个女人手上，這个家才能安稳，这个家才能落实，这个家才能稳固。自从妻子走进曹家门，父母就在潜意识里这么做，一步一步地把一些掌控权移交在她手上。妻子不要这个权利，不愿承担这个权利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妻子跟父母说，我能把我们这个小家的日子过顺当就算不错了，我怎么能管好这么一大家子呀。母亲笑眯眯地说，一个家，大家不稳当，小家能稳当？在一些事情上，妻子连续摇手推辞，不愿承揽。父亲不高兴，认为我找老婆找走眼了，不跟大家一条心。父亲忧心忡忡地跟我母亲说，我怎么看着大媳妇都跟我们家离皮离肉的。母亲说，女人年轻时都这样，过些年老靠老靠（岁数大一点）就好了。母亲是个过来人，她知道他们家大媳妇年纪轻，进曹家门的日子不算久，在一些事理上缺乏经验，缺少实践，光靠说道理是说不进心坎里的。父亲交代母亲说，那你得多敲打敲打大媳妇。母亲说，这个还要你交代。

母亲敲打他们家大媳妇的方法就是多跑、多说、多问。老家遇见西瓜那么大的一件大事，母亲赶紧跑过来说一说、问一问；老家遇见芝麻那么小的一件小事，母亲也赶紧跑过来说一说、问一问。母亲想早一天把曹家的掌控权移交在妻子手上。这也是母亲的一份责任与义务呀！

老家没有安装电话，妻子回老家看老子要得会掐准时间，瞅准父亲在家的空当。

父亲八十岁不服老，老家的七八亩庄稼地他一手经管着，此外还在家圈养两头牛。父亲喂养牛是图卖钱。春天里买小牛，挨近年关卖大牛，一年一个轮回，一年一笔收益。现在的老家房屋离庄稼地隔着一道淮河，父亲要是在地里做庄稼活，跑过去找他一趟，加上候船时间——渡船要聚集一部分过河人才能摆一船，没有个把小时见不着面。父亲要是外出割牛草，没有一个准确地点，想去找还不知道往哪里找。因此，回老家要是掐不准时间、瞅不准父亲在家的空当，只有待在老家的大门外面慢慢地等去吧。父亲一个人在家烧锅吃饭，不管去庄稼地干活，还是外出割牛草，摆在眼面前的只有活计，没有时间。上午候到晌午，下午候到天黑，看不见父亲回头都是常有的事。这般，妻子心里想回老家看一看父亲，两条腿却害怕，谁知能不能赶得上父亲在家呢？

父亲单个在老家过生活两年了。早先，二弟一个人去浙江打工，二弟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陪着父亲一起过。后来，二弟媳妇跟二弟一起去那边打工，丢下两个孩子在老家读书。再后来，二弟跟前的男孩子初中毕业，去二弟那边上技校，二弟跟前的闺女留在老家接着念高中。再后来，二弟跟前的闺女考上大学，老家就落下父亲孤单单的一个人。

从表面上来看，老家这些年的变化是风平浪静的，实际上却是风起云涌的，与这个时代密切关联的。

母亲死的那一年，六十岁的父亲整天开着一辆四轮拖拉机拉煤跑运输、贩炭做生意，正在浪尖上，一副雄心勃勃的样子，一点不像一个迈进花甲的人。那时候，二弟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家第二年就结婚成家，第三年生下一个女孩子，第五年生下一个男孩子。老家的大事小事有父母扛着顶着，过日子是一点不要二弟操心，小两口顶多下一下地，做一做力所能及的庄稼活。一辆四轮车，父亲开着，母亲陪着，见天有活便钱进门，我们家的日子在村子里肯定排在第一方阵。母亲半道上突然撒开手，父亲紧紧抓住四轮车方向盘的两只手不想丢。一个大家过日子指靠几亩地是指望不上的，再说熟门熟路的生意父亲也不忍心丢。父亲开着一辆四轮车，得有一个人做帮手。也就是说，母亲空下来的位置得有一个人顶上去。谁顶呢？自然是二弟。二弟媳妇就是有能力顶上去，跟着父亲起早贪黑也是不合适。二弟三趟四轮车一跟，就撂下挑子，说受不了这份罪。二弟一直上学上学再上学，脏活重活累活没干过，跟着父亲搭帮手，这么一份劳累都受不了，还能做一些什么呢？父亲生气一个人开拖拉机做生意，甚至单开一个人过生活。二弟身体没有长成熟，心智也没有长成熟，要是不去做庄家活，就与二弟媳妇带着两个孩子整天窝在家里边，日子过得很憋屈。那时候，二弟想的最多

的就是我能干什么？或者什么适合我？凭体力，二弟没有；论技术，二弟缺乏。二弟有的就是一个高中文凭，比一般村人多念几本书。清早、或黄昏，二弟手里拿上一本书，去自家附近的一座土岗上干坐着。看书是幌子，二弟经常地呆愣神，两眼冲着半天空，一望能把太阳望到头顶上，一盯能把太阳盯进西山窝。

终于有了一件适合二弟做的事。二弟媳妇的一门远房亲戚在浙江那边开办农民工学校，要二弟去当代课老师。二弟赶紧过去接手，算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去打工。淮河两岸去那边打工的人数很多，一家一户，拖儿带女，一窝一窝地聚集在一起，像是一座座流动过去的村庄。先是农民工学校无序竞争，局面混乱，后是地方政府出面管理，不少农民工学校被迫关门。二弟所在的那所农民工学校正好属于被取缔的范围。二弟前后在那边干两年，生源缺乏，东拉西扯，主家挣不着钱，给二弟的工资自然就不高。二弟说，就算学校不停办，春节回头我也不想再过去。二弟在那边省吃俭用，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穿。我看着心里生寒。可二弟的路毕竟要靠二弟自己走，二弟的日子毕竟要靠二弟自己过。

二弟在家待两年还是去浙江那边的农民工学校做老师。这两年在家里，二弟舍下身子，开办过商店，贩卖过衣服，都是赔钱不赚钱。浙江那边的熟人打电话问二弟，可愿意去？二弟说，愿意！不出门，二弟在家实在找不着一个赚钱的活路。不过二弟跟人家提出一个附带条件，让二弟媳妇跟着一块去。二弟媳妇小学毕业，不能当老师，可以在学校里打打杂什么的。农民工学校的工资依旧低，二弟媳妇去，两口子开两份工资，日子比往前好混一点。这时候，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都大了，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名义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陪着我父亲，实际上父亲要花费精力去经管他们俩。父亲大字不识一筐，不用去问他俩的具体学习情况，两个孩子隔三差五地放学回家要钱，父亲不掏也得掏。今天是学费，明天是书费，后天是补习费，大后天是资料费。鸡零狗碎，父亲连个名称都记不住。二弟、二弟媳妇一甩手走掉，按月一分钱不往家里寄，在电话里两口子交代两个孩子说，需要钱就问你爹要。

在我们老家，爹就是爷。“问你爹要”，就是问我父亲要。两个孩子理直气壮地问我父亲要钱，是受到他们父母指使的。知道这种情况，我不好去阻止父亲往外掏钱，也不好去说道二弟两口子。妻子不愿意，说出一句眼下流行的时尚话，说二弟两口子在家是啃老族，现在丢下的两个孩子还是啃老族，他们一家四口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啃老族。那时候，父亲开四轮拖拉机做生意都停下好几年，口袋里余下的一点养老钱，也是掏一分少一分。妻子问父亲，他俩的孩子他俩不养，凭什么交给你？父亲说，两个孩子是曹家的后人。妻子说，那好，我明天就把你家的大孙女撵回来。父亲说，你真舍得让她来，我也会给她吃的喝的，我也会供养她念书上学。

父亲一生遇见不少坎坷，练就一副开朗向上的性格。父亲跟我说，你们两个人在城里强一点，各方面不用我操心，二孩子两个人差一点，我伸手帮一帮他们，两个孩子一天一天大，赶明上出来学，能上班能挣钱，二孩子的负担不就轻省了？

二弟的一个小家，父亲替他支撑着一半。

母亲死得太早了。

母亲六十岁那一年猝然去世，把一个完整的家一下子闪出一道老天那么大的裂缝来。二弟顶不上母亲的位置，父亲一个人开拖拉机不凑手，耽误做生意，耽误挣钱，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妻子顶不上母亲空缺出来的位置，一个家“哗啦”一声就松散摊子，失去一个家庭应有的凝聚力，从此矛盾丛生，此消彼长，走上一条漫长的无序争吵路子。母亲活着，一些家庭矛盾就客观存在着。比如说，婆婆与媳妇之间的矛盾，妯娌之间的矛盾，小叔子与大嫂子之间的矛盾，姑子姐与弟媳妇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家庭矛盾，千丝万缕，千头万绪，母亲活着时，经过她老人家的两只手一梳理，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场原本可能掀起滔天巨浪的矛盾，却波澜不惊地消亡下去。——这就是一个女人在家庭中的核心作用。其作用是隐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在家庭的正常运转中，起着中流砥柱的稳定作用。这个女人一旦从家庭中消除，缺少另一个女人顶上去，一个家庭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都处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境况中。

最初二弟躲懒耍滑，不愿顶替母亲的位置，父亲生气来我家说这件事。父亲的目的是想让我跟妻子回家说一说二弟。父亲离开我家后，妻子问我，你说我俩回家跟二弟说什么？二弟有老婆有孩子，不是小孩子，什么样的大道理小道理不明白？再说还牵扯着二弟媳妇，万一二弟媳妇不识数反几句嘴，你说我俩是你好看，还是我好看？妻子不回去，我一个人回去。二弟低头不吭声，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二弟媳妇代替说，你家二弟受不住拖拉机的颠簸，一天车子跟下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头脑还疼得受不了。我问二弟，真的是这样？二弟不说话，光点头。我去跟父亲这么说原因。父亲一心怒火冲着我发出来。父亲说，我就喜欢拖拉机颠啦，我的头脑就不疼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生气离开家，在村委会旁边找一间空闲房屋住进去，一个人开着拖拉机，一个人忙着做生意。

隔两年，二弟去浙江打工，父亲搬回家。二弟媳妇带着两个孩子，晚上没有一个男人在家住，父亲不放心。老家四间红砖瓦房，二弟他们住西头三间，父亲一人住东头一间。二弟媳妇带着两个孩子烧他们娘三人的锅、吃他们娘三人的饭，父亲烧他一个人的锅、吃他一个人的饭，同住在一个院落里，像是两家人。但毕竟又是一家人。两个孩子上学不在家，二弟媳妇闲下来就去邻居家打扑克牌、摸麻将。打牌不需要赌资，纯属娱乐，打麻将多少就要意思意思了。几个人有男人有女人，都是一些闲人。在父亲的眼里，几个人都是不务正业的人，都是不把日子当日子过的人，都是惹是生非的人。不说别人，单说我家西边的一户邻居，男人在家东溜西逛，女人常年在外面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有这么一个男人在中间，父亲就格外多出一份担心。父亲听村人风言风语地说，邻居家的谁个女人与这个男人不干净。而这个女人的男人常年在外打工也是不在家。

一天清早，父亲停下手上生意，专门来我家说这件事。妻子一听说，这种事我们就更不好回家跟二弟媳妇去说了。父亲问，怎么不能说？妻子说，这种捕风捉影、损害名誉的事，谁个跑来说道我，我也要他拿出证据呀？父亲说，我只是担心，就不能侧面說一说吗？父亲觉得一个女人跟一个女人说出这种担心更便利一些。妻子说，女人没有一个是傻瓜，你从侧面说出来，人家一听心里还是不舒服。父亲说，我就侧面说过一两回。妻子一惊问，你怎么说。父亲说，我跟小媳妇说，我们家没有钱，打不起麻将。妻子问，二弟媳妇怎么说？父亲说，小媳妇说她跟他们打牌，不来钱。

父亲说，我跟小媳妇说你整天要伺候两个孩子去上学，没时间去打牌；小媳妇说她天天按时烧锅按时吃饭，不耽误两个孩子去上学。

二弟媳妇不是听不懂父亲说的话，有意跟父亲兜圈子——看你个老公公敢把露骨的话说出口？父亲真是没法说。

妻子一旁“嗤嗤”地笑着说，二弟媳妇不是那种女人，你就放心地回家去吧。

父亲说，真到那种时候，就怕拴上两头牛往回拉都拉不回头了。

村里不少好女人眼见着一个个都变得不好了。父亲的担忧是有现实依据的。

终于有一天，父亲与二弟媳妇的矛盾爆发出来了。二弟媳妇在别人家打牌、打麻将，父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也就过去了。这一次，二弟媳妇把几个闲人招揽在自己家。父亲从外面回家，见着这个场面，一下就控制不住情绪爆发了。父亲不仅“噼里啪啦”把二弟媳妇数落一顿，连着其他几个闲人一块扯进去。父亲说二弟媳妇，从今往后，我看见你打一次牌我就数落一次。父亲警告其他几个闲人说，我再看见谁个来喊我家二媳妇打牌、摸麻将，我就嚼谁家的祖宗八代。

嚼，就是骂。父亲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什么都不顾及了。

中间相隔两年，二弟媳妇跟着二弟去浙江那一边。二弟媳妇感到轻松，父亲同样感到轻松。二弟媳妇摆脱父亲的一双眼睛监视，不会再滋生公公媳妇之间的矛盾，跟随二弟去那边安稳地过起小日子。父亲在家里虽说承揽了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心里却敞亮，知道这才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过日子的正确道路。父亲在家里虽说烧饭伺候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心里却乐意，知道这两个孩子总有长大的那一天。父亲在家里虽说没完没了地从口袋往外掏钱供给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上学，心里却情愿，知道这两个孩子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只需要几年的工夫。

父亲不该把上述这些想法跟他家大媳妇和盘托出来。俗话说，会做婆婆的两头瞒，不会做婆婆的两头传。母亲活着时，有这个能耐，该跟两个儿子、两房媳妇说些什么话、怎么去说话，心里有一个谱子。父亲心里没有一个谱子，也从没想着该有一个谱子。父亲来我家，坐在沙发上，一边嘴里喝着他家大媳妇端上来的茶水，一边嘴里说东说西地唠叨开，该说的、不该说的，只要他老人家心里边想说的，“突突突”地一口气说出来。有些话说得他家大媳妇眉开眼笑，他自个跟着洋洋得意；有些话说得他家大媳妇脸色呆寒，他依旧觉察不出来。父亲一辈子不会察言观色，不会看着别人的脸色说话办事。

妻子不会当着父亲面去反驳、去顶撞，待父亲吃饱喝足走离开，妻子便开始跟我“算账”了。妻子说父亲太偏心，手里的一碗水端不平，他能供养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上学，我家的孩子上学怎么不掏一分钱？二弟家的两个孩子是他亲孙子亲孙女，难道我家的闺女是我从别人家带来的？继而妻子怀疑到我头上，问我是不是父母亲生的？妻子说这话追根溯源找根据，说二弟媳妇进你们家门，少说花去上万块钱，我进你们家门，只花一千块钱还不到，要是两个儿子都是亲生的，两房媳妇怎么会不一样看待？妻子说着说着又拐回我头上。妻子说，就是因为你在你们家没有地位，才落得我们娘俩在你们家跟着没有地位。

妻子最后下通牒说，你要是父母亲生的，就回家跟父亲说清楚，两个儿子家要一样看待，他在二弟媳妇身上花去多少钱，就得在我身上花多少钱；他在二弟家的两个孩子身上花多少钱，就得在我家孩子身上花多少钱；你要不是父母亲生的，从今往后跟他们家一刀两断。

妻子在气头上，跟她说道理她听不进去，也不会心平气和耐心听。其实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也是没个道理可言的。二弟结婚时，父母在二弟媳妇身上花钱多，那是因为二弟结婚时经济不独立，花錢都是父母出的；二弟两口子外出打工，父亲在二弟家的两个孩子身上花钱多，那是因为二弟他俩在外地打工挣不着钱。妻子自个生气，自个憋气，自个消气，待风平浪静下来跟我说，你说父亲来跟我说这些话干什么？他跟二弟他们一块过日子这些年，他们一家四口人吃他的喝他的多少呀，我说过一句话吗？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就过去，你就不要再往我眼里揉沙子呀？

妻子说她生气的根源在父亲的一张乱说话的嘴上。真的是这样吗？

我回家委婉地跟父亲说，今后不要什么话都跟你家大媳妇去说，媳妇不像儿子，好听的能听下去，不好听的也能听下去。不想父亲冲着我，两眼一瞪说，这些话我不去跟我家大媳妇说，我去跟谁个说？父亲心里反倒生上气，说他家大媳妇嫁进曹家门快二十年，怎么连这么一个道理都不明白呢？你们二弟一家是谁家，你们一家是谁家，说来说去还不是一家子人吗？父亲说，按道理说我这么大岁数，能甩开手不管不问你们二弟一家子，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家子有难心事装作看不见，那样的话我就能安心过好日子吗？那样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一个活向（活头）呢？

那几年，二弟家两个孩子上初中时，国家没有实行义务教育。一年接一年，父亲得花不少钱来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家里的六七亩地，父亲没有气力去细种油菜、西瓜等经济农作物，每年单一地种一季麦子，种一季黄豆，除去种子、化肥、收割、耕种等费用，实在赚不着钱。父亲口袋里的余钱见天减少，大有坐吃山空的危险。父亲就力所能及地在自家的院子里搭上牛棚，砌上牛槽，喂养两头牛。父亲没力气把两头牛拉出去放养，就天天出门割青草回来家喂养。一辆脚踏三轮车，父亲早上骑着去割草，下午骑着去割草，一天跑两趟。

这一年，父亲七十六岁。父亲的喂牛举动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反对。我跟妻子回去劝说父亲不能喂养牛，姐姐姐夫回去劝说父亲不能喂养牛，二弟二弟媳妇从浙江那边打来电话也是反对父亲喂养牛。我们劝说他老人家的理由就是年岁太大了，喂养不动牛，万一割牛草在野地里有个什么闪失，你说我们做后人的怎么去收这个场？父亲固执，认准的路子，谁个劝说都是没有用。父亲说，我能割得动牛草，我能喂养得动两头牛，我还不到坐吃坐喝等死的那时候。

一转眼，二弟家的儿子技校毕业在浙江那边上班挣钱，二弟家的闺女考上广东那边的一所大学。父亲长长地松出一口气，跟二弟两口子说，孙女上大学的费用你们自个负担吧，我再也拿不出一分钱。父亲说这话时，在心里悄悄地算出一本账，他知道二弟他们一年节余万把块钱应该没问题，而要他接着再一年拿出万把块钱，真是拿不出来了。

一年两头牛，父亲今年八十岁还喂养着。

妻子在家里提前吃过晌午饭，赶在十二点钟走进大河湾村。老家的大门敞开着，父亲正好在家里。父亲见着他们家的大媳妇，两眼一惊奇地问，你怎么晌午头回来家？妻子说，我要是回来早，怕进不去门，我要是回来晚，怕你又出门去割草。父亲说，我也刚进门不到五分钟。妻子看见父亲的一辆电动三轮车上堆满青草，青草上面一排溜躺着三个西瓜。青草是父亲割的，西瓜是父亲半道上买的。今年春节过后，父亲花二千五百块钱买一辆电动三轮车，这样下地割草就节省力气多了。父亲开头说要买一辆电动三轮车，我们没有反对，觉得他有骑脚踏三轮车的底子，应该是一件省力省时的好事情。父亲八十岁，耳聋眼花，勾腰如虾，整天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去四下地里割牛草，四邻村人谁见谁稀奇，谁见谁担心。我们做儿

女的反倒习惯了，觉得哪一天父亲真要是连电动三轮车都不能骑、连牛草都不能割、连两头牛都不能喂，怕是真老了。我们不能阻止父亲衰老，但我们不希望父亲过早地走进“真老”的这一天。现在看来，父亲喂养两头牛，吃得香睡得着，是他老人家的福气，也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现在看来，父亲喂养两头牛，是为了他自个，更是为了我们大家。

去年秋天单位出资，派我去北京高校进修，我心里迟迟决定不下。一方面在家待习惯了，不想一个人出远门，另一方面父亲年岁大了，更不想出远门。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虽说我待在家里也是十天半个月不回一趟老家，不看一眼父亲；虽说北京到这里只是十二个小时车程，父亲有个什么事需要我回头，坐一夜车就能赶回来，可我心里边就是放不下。妻子看出我的心思，说你就放下心去北京吧，你不在家我还能不去看老子吗？这几年，有意无意地我把看老子的事一把揽怀里。平常回老家，我一个人回，过年过节回老家，我一个人回。不要妻子插手就是想省去许多家庭是非。父亲年岁大，整天忙着两头牛，缺少空闲，一年间摸不上我家一趟门。妻子不去，父亲不来，哪里还有是非生出来呢？我回家替妻子找不去看老子的理由，跟父亲说，你家大媳妇腿疼，走路不便当。那两年，妻子的膝盖是有点积水疼，不过还没严重到不能走路的份上。父亲心里明白说，我家大媳妇还生我的气，你回头跟她说不要生我的气，我还有几年活头呢。父亲照例是把家事说一遍。大到姐姐一家最近怎么样，二弟一家最近怎么样。小到两头牛长的怎么样，六七亩庄稼长的怎么样。父亲不去说这些琐碎的事，能说什么呢？父亲打算今年闲冬天请木匠把自己的一口棺材打起来。棺材木料早几年他自己就买好的。父亲说，我能操心的事，就不给你们添麻烦。我要去北京进修一年，父亲不明白一个快五十的人还念谁家的书。不过父亲还是说，上京城你就放心去吧，最早在那边坐朝的是人家朱家（朱元璋），现在轮着人家胡家，去那地方见识见识好。

妻子趕紧给父亲烧晌午饭。老家依旧是老式的烧柴锅灶。妻子忙锅上，往锅里加一瓢水，坐上馏笆子，放上带来的红烧五花肉，放上两块剩下来的馍馍（父亲自个不蒸馍，吃馍都是去村里的大路上买）。父亲忙锅下，往锅灶下燃火填柴。妻子至今一个人烧不好老家的柴火锅。父亲问，我家大儿子在那边还好吧？妻子回答说，下个月放暑假就回来。父亲说，你交代他在那边放心，不用操我的心。妻子回答说，好，好，好。父亲问过儿子问孙女。父亲问，我家大孙女在那边怎么样？我家闺女在杭州念大学，今年大四，面临考研找工作。妻子回答说，她们老师在那边替她找一份工作，说是这两天去面试。父亲问，干什么事？妻子回答说，是一家动画公司。父亲问，这是干什么的？妻子说，我也不清楚，说了你怕也不明白。父亲“嗤嗤”地发笑。妻子问父亲，你笑什么呀？父亲说，我知道，就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样的。

妻子与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锅里水断响，水蒸气从锅盖缝隙冒出来。父亲停下烧火，焐一焐就能开锅吃饭了。趁着这么一点空隙，父亲拿出两件长袖褂子，要他家大媳妇剪掉两只袖子，长袖改短袖，穿着割草干活利落。父亲东扒西扒找出一条白线，找出一根套被大针。妻子说，这么大一根针我怎么用呀？父亲说，不妨事的，打针大脚绗上就照（行）。妻子只能大针大脚地绗上剪短的袖子。一针一线醒目地趴在袖子上，越瞅越显眼，越瞅越碍眼。父亲笑，妻子也笑。妻子说，你千万不要说这是我做的针线活。父亲说，这不是你做的，是谁做的？妻子说，人家保准心想你家大媳妇笨死了。父亲说，不笨不笨，哪针哪线也没绗在褂襟子上呀。

下午三点半钟，妻子给我发信息：今天去看老子，他骑电动三轮车送我至毕家岗车站。现已到家，放心！

就是这个时候，我察觉父亲学会说话，说话有一个谱子，过去抢着讲话，现在想着讲话了。同样就是这个时候，我察觉父亲不知不觉地已经替代母亲的角色，或者说他已经变成我们的母亲了。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