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卿

(泉州师范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从《长城》看如何运用视觉符号进行跨文化传播

黄远卿

(泉州师范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中国电影一直在探索一条既能展现民族文化特质和核心价值观，又能被世界电影市场广泛接受的运作模式。电影《长城》的出现，将西方商业大片运作模式和中国符号结合在一起，把中国符号融合于电影创作中，展现中国文化与中国价值观，实现跨文化传播。影片以“守护长城不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为主题，清晰地展现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家国情怀。文章依托电影《长城》运用中国符号的成功创作，以符号学研究方法阐述中国电影如何将中国符号有效运用于电影中，并说明符号的使用对跨文化传播的方法及意义，以期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

视觉符号；跨文化传播；《长城》；电影

电影《长城》的剧情背景是中国宋代，电影讲述了马特达蒙扮演的雇佣兵来中国寻找黑火药，随后被中国军队发现并囚禁于长城中。在此期间，掠食怪兽“饕餮”不断袭击长城，他决定和中国军人一起抵抗饕餮，虽然在此期间他也有想和同伴一起带着火药逃走，但他为中国军人顽强的意志和保家卫国的决心所震撼，最终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击败了饕餮大军，成功守护了长城。

这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自上映以来，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1亿元，并已陆续登陆美洲、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实现了《长城》上映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对于许多国家的观众而言，这是第一次在当地主流院线看到中国的电影，“中国人自己的全球大片”名副其实，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里程碑。那么，这样一部成功的商业大片是如何将视觉符号巧妙地运用于电影中，并为中西不同地区的观众所认可？这些符号的使用对跨文化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将纳入本文的研究框架。

一、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主导地位

视觉是人类天生具有的认识世界的功能，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在后现代社会，视觉不能简单地定义为读和看，伴随诉诸感性的具象符号使用的日益广泛，人类对于图片和电影的品读能力需要不断增强，因此，视觉更多的意思是“解读”某种具象性的对象，而这种具象性的对象是由视觉符号所组成和建构的[1](P55-143)。

符号是一种有机体能够感受到的非实在刺激或刺激物。我们所说的电影、电影中的画面、文字、语言等都属于符号。根据皮尔士对符号的定义，符号构成要素包括形式(代表事物的符号)、指称(符号所指示的对象)和意义(对符号的解读)。符号与意义是相伴相生的，任何符号都有意义。施拉姆说过：“无论人们如何表示符号，符号都是传播的元素，是能够解读出意义的元素。”

视觉符号是以光线、色彩、形式等符号要素构成的用来传播的媒介载体。视觉符号属于视觉文化，我们所讲的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就是指跨文化传播中，视觉符号诸如电影、图像等具象符号的作用。视觉符号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物的表征，可以避免文字符号呈现的单一性，超越文字符号的局限，使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做出自我解读。

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视觉符号通过单向传播的方式，将附加在视觉符号上的意识形态传播给接收者，使接收者关注在符号之中，这些符号意义在接收者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通过借助符号来进行跨文化传播需要注意的是，视觉符号本身具有多义性，即视觉符号不仅直观表现一种外在意义，还具有引申义，需要把视觉符号放在特定的语境下进行分析。

二、宏观视角：《长城》中视觉符号的阐释

索绪尔符号学的核心是认为符号具有两个方面的构成，即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是对立统一的，能指+所指=符号。能指是声音、印刷的单词或意象，在《长城》(见表1)中主要是代表中国元素的视觉符号。所指是一种心理概念，是人们对符号的深层引申义的解读[2](P233-253)。

表1 《长城》中使用的典型符号

根据上表《长城》中一些中国符号的列举，我们发现这些元素有三个特征：第一，多是中国独有的元素符号，这些符号具有可以代表中国的象征意义；第二，选取的符号涉猎广泛，包含建筑、音乐、习俗等不同文化元素，从多角度展现古代中国的国情；第三，选取的符号具有延续性和历史性，这些符号从古代延续至今，蕴含中国变化的时代和不变的人文精神。

索绪尔指出，一切符号系统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其中，横组合与纵组合揭示符号的构成关系。横组合是语言的“历时性”方面，是对时间流逝做出的承诺[3](P34-47)。例如，《长城》中对中国式葬礼的画面，有很多符号出现，像士兵身着的白布、吹响的哀乐、演奏的乐器和曲调、将领的对话等，这些符号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单独看某一个符号，它都仅仅是代表对故者的哀悼，但如果把所有符号联系在一起，发现在战时特殊的环境下，这种悼念更是凝聚军心、展现军队斗志、激发战斗信心的表现，具有更深层的含义。纵组合是语言的“共时性”方面，是构成符号的联想，即只有通过联想才能与展现的符号发生关系。例如，《长城》中选择长城建筑群作为故事的发生地，长城这个符号对于中西方观众基本都是家喻户晓的，一方面，让人联想到这是中国人的建筑奇迹，暗含着对中国人民智慧与勤劳的肯定；另一方面，长城这个建筑群包含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它是国家的边界，守住边界就是保卫国家，说明这是一个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

《长城》的意义远远大于电影本身，《长城》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它是由电影的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根据横向的组合原则和纵向的联想原则而在共时态的语法规范内形成的。

整体而言，《长城》引发中西方观众对有关中国的一连串概念的重新想象。对于我们(中国)自身而言，《长城》通过符号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成果和与时俱进民族精神。对于他们(西方)观众而言，他们依靠视觉符号的排列组合在脑中重新构化中国。

三、微观视角：《长城》中视觉符号的阐释

在对《长城》视觉符号进行宏观分析后，笔者又选取两个符号进行微观 分析，这更能突出那些关于中国的视觉符号是如何被具象化的[4]。一是关于“饕餮”；二是关于中国女性形象。

1.饕餮

《长城》中抵御外敌入侵，对于外敌的选择是“饕餮”。饕餮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怪兽。根据《山海经》记载，饕餮凶猛贪食，形如羊身人面，眼睛在腋下，虎齿人手。饕餮贯穿整部影片，是电影中最重要的符号之一。

饕餮符号的选择，包括“中”与“外”的内容，同时属于后现代的认同。从“中”的角度说，饕餮是中国独有元素，但在跨文化传播中经常被误解和不认同，这时就需要加入“外”的内容。于是，电影中对饕餮这个符号进行再加工，即重新建构。这种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饕餮的外形、声音、色彩、行动方式都进行“西”化，使其带有好莱坞经典科幻电影中怪兽的模样；第二，就是中国符号结合西方技术，将好莱坞工业与中国文化进行嫁接，打造“重工业电影”，即高概念与高科技均追求世界一流。这样的结果是“饕餮”这个中国符号的解码意义需要在接收者内在的文化环境中重新建构，意义在文化组织内部产生。

在《长城》中，饕餮符号的画面表现是单一化和中心化的，它所表达的含义是完整的，解码是准确无误的。饕餮象征邪恶力量，是中国的怪兽，这些传统认知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体现中国文化，但外在于文化的组成。饕餮这个视觉符号无法让接收者了解其内涵，它已经成为一个标志的诉求，深层的引申义被忽略了，它的象征意义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饕餮的符号不构成对于接收者认知的更改，因为无论人们从哪个角度理解饕餮，对于接收者来说，信息是确定的，这是怪兽，是敌人，而不可能是其他美好的事物。

所以，饕餮这个符号选择的成功在于它是对后现代认同的视觉符号进行精心筛选的，而不是一味动摇和更改传统的认同，因为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固有印象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2.中国女性形象

《长城》中景甜扮演的林将军是影片唯一的女主角，她也是电影的核心人物。电影中马特达蒙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对林将军带军打仗的能力表示了惊讶，这与外国观众观看的感觉是重合的，同时对林将军的称呼、对话等细节描写，用视觉符号直观展现一个“女英雄”的形象。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外表刚强，行动迅速，英勇善战，同时具有浓厚的家国意识，这与传统中大多数女性形象是不一致的。

文化是政治的，文化被理解为符码或“意义之图”，社会集团试图用这种符码或意义之图来定义自己、他人以及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长城》对中国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建构。电影中的女性符号，其实是要传达一种国难当头不分男女、女性也具有战斗能力和家国情怀的文化意义。在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依然存在，认为女性是家庭的核心而不应是社会的核心，这种偏见在改变；在西方一些国家男权至上，性别歧视等也是存在的。因此，《长城》中女性符号的运用，既可以把影片看作对外形象建构片，也可以看成对内形象警戒片。这是对世界不同地区人民的观念矫正，更是对公平平等社会的追求与期待。

本质主义是一种教条，是一种固有的错误思想。本质主义的特征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偏见，即把一系列的基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境遇和利益之上的偏见的判断强加给另一个社会群体。《长城》中对女性符号的重新解读，不仅代表和男性一样是人类，属于共同的民族，还象征女性的能力和男性是一样的，承认女性身份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表达通过视觉符号是最直观与深刻的，这就改变了中西方对女性本质主义的错误认识。《长城》很好地把中国人对女性能力的认可，对爱国主义的共识通过视觉符号凸显出来，这对于引起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心理共鸣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四、《长城》中“二元对立”的结构

斯特劳斯提出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概念，即二元对立指的是一种由两组相关联的类目所组成的系统，它最终可以以最单纯的形式囊括宇宙万物。在《长城》中，主要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与东方集体主义精神的二元对立[5]。

《长城》中对东方集体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军队在对抗饕餮部队的时候，中国军队中多次出现献身场面，如国师为了能保住林将军最后一箭击中饕餮首领的希望，主动把铁石扔向塔顶，献出生命；鹿晗扮演的士兵，为了不让林将军等主力遭到饕餮围攻，选择点燃炸药与饕餮同归于尽。这些视觉符号都在传递一种牺牲精神，即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选用中国式的“人文关怀”来积极阐释民族主义。相反，马特达蒙扮演的雇佣兵以西方人的视角，作为西方符号代表，对中国民族传统表现惊讶，同时在长城上为了搭救一个士兵而英勇作战，不顾安危；在商讨对策时积极表明自己的主张，是对个人价值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诉说。

在电影中，这两种中西方精神的二元对立贯穿始终，并且不冲突。在二元对立结构中，任何东西不属于A，便属于B。同时，A符号的意义就在于B的存在和对立，如果没有B，A便没有意义。同理如果没有A，B便没有意义[6]。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的研究中，需要异化东方精神的同时，并把东方文化融合与视觉符号之内，电影作品应该使二元对立中的双方在对立中和谐共生[7]。《长城》没有直白地指出哪种价值观是正确的，没有对错，都是积极和乐观的，电影弱化了二元对立中矛盾的张力，而是求同存异，无论是集体主义精神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在国难之时，都是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既是共识也是肯定。

五、结语

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最终目的是打破交流的地域限制，增进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视觉符号突破文本文字的交流限制，更容易直观地传达出交流的核心思想，彰显文化价值；视觉符号的多元使用，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共有精髓，求同存异，形成开放、自由、平衡、多元的国际文化传播秩序。对传播学的发展，为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使传播学这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

运用视觉符号进行跨文化传播时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本土文化思想容易遭受误解和排挤。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不断增强，政治及外交实力不断提升，这都将促进中华文明的跨文化传播。因此，我国应该抢占视觉符号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的主阵地，以我为主，同时借鉴西方优秀思想文化，在跨文化传播的舞台上，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好作品，树立视觉符号运用与跨文化传播中的新旗帜。

[1][美]阿雷恩·鲍尔德温，等. 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孟建，Stefan Friedrich.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诠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彬.传播符号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英明，罗忆.视觉符号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J].当代传播，2007(6).

[5]吴攀文，虞定海.隐喻学视角下“功夫熊猫”符号的中国化生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9).

[6]谭晓闯.从《狼图腾》看中国电影文化输出[J].电影文学，2016(14).

[7]刘湜.海外受众对中国电影文化符号的认知[J].现代传播，2012(6).

[责任编辑 孙 葳]

2017-01-11

黄远卿，泉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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