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绍增

港友情

□ 李绍增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以后,我们山东十几位同志先后被选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工作。十多年光阴荏苒，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前沿共同战斗的情景，尤其是其间结下的情谊，不时萦绕在心头。在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时候，这种情感如同趵突泉水越发激荡起来……

进港之前，我们和许多内地人一样，曾臆想东方之珠的生活一定是天堂般惬意和享受。但置身水泥森林的空间，面对各种肤色的人群，特别是听着周边不熟悉的语言，想象和现实出现了巨大反差。尤其是我们刚刚离开温暖的家庭，一下子过起独居生活，当傍晚时分回到“空巢”宿舍，双手推开楼窗，眼观千幢楼房万家灯火，耳闻左邻右舍欢声笑语，孤寂、惆怅、彷徨心情油然而生。面对这种境况，我们几个凑在一起，诉说着心境，讨论着走向，最后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没有异性的家庭，互相关心、战胜彷徨，为“一国两制”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向组织交一份优秀答卷。从此，我们凝聚在一起，相互传递着温暖。星期天、节假日，容易想家，我们相约爬山，一顿野炊送走寂寞时光；谁有个头疼脑热，大家赶去递药送饭，轮流守候在床头；谁的家中遇到难处，大家想法共同解决，以免心挂两头。记得200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高烧不退，同单位的一位同志顾不上刚刚来港探亲的妻子、女儿，搀扶着我到医院看病，挂号、拿药、打针，一直折腾到深夜，之后还多次到宿舍看望我。至今想起这事，我的眼睛都有些发潮。

新同志来港，大家更是关心备至，尽其所能帮助“新人”身心尽快安顿下来。2002年春天，山东财政学院一位副院长被选调到中联办工作。为了让他感受到港友的温暖，我决定亲自下厨，做好饭菜招待他。那一天，在我的宿舍里，几道小菜，外加几瓶啤酒，我们两人吃得欢乐开怀，他孤寂的心情一扫而光。

香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实行西方的社会制度，这里既有“亚洲四小龙”的风范，也有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奢靡。为此，中联办对选调干部管理非常严格，要求不准“这个”，严禁“那个”。我们工作生活的轨迹也非常单调，早晨是“宿舍—电车—办公室”，晚上是“办公室—电车—宿舍”，循环往复，天天如此。外面诱惑那么大，我们稍一失控就会出问题、犯错误。现实面前，我们山东的十几条汉子，共同约法：不进三级影院，不到酒吧喝酒，晚上回归宿舍一般不超过10点，等等，并击掌为誓自觉遵守、互相监督。

在这种自我严格要求的“内力”和同事互相监督的“外力”的合力下，山东的选调干部个个勤奋工作、严格自律，在中联办打造了山东干部的“金”字品牌。

我们在港工作期间，香港政治形势仍然比较复杂。一方面，本土的所谓“民主”势力“逢中必反”，破坏“一国两制”的落实；另一方面，少数西方国家的国际反动势力或者直接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对我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或者拉拢和培植亲信挑起事端、制造冲突，破坏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面对这种政治形势，中联办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亚历山大”，大家深知，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国家的尊严，一举一动肩负着香港的稳定，讲话做事必须“特别讲政治，高度守纪律”。

那个时候，我们港友之间工作上互相担心和关心的，首要的就是保密问题。无论何时何事失了密，都将会迅速发酵到难以收拾。所以，每一次聚会，大家都要相互提醒：出席外事活动，要按规定口径讲话；上班下班，切勿带着涉密内容的纸张；参加宴会场合，不谈工作方面的内容。2002年，我所在的人事部成立了业余篮球队，指定我担任领队。6月的一天晚上，球队约好和另一个部门进行比赛。正巧那天下午我参加一家中资企业的民主生活会，开完会直接赶到球馆。同我一天进港的一位同事因为担任裁判正在现场，他见我急匆匆地来到球馆，兜里还装着记录本，一向非常敬重我的他急三火四地把我叫到一边，证实是会上的记录本后，严厉地批评了我。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讲给同事们听，警示大家千万不能在保密问题上出差错、跌跟头。

友情深深，忆思连连，蓦地想起一句名人名言：“世上情感千万种，唯有友情最珍重。”港友们，让我们一起珍惜在遥远他乡凝结的纯洁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