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云

一则北京大兴区榆垡镇求贤村收取流动人口费用的通知日前在网上流传。通知显示，该村为完成“外来居住人口为零”的指标，将对该村外来居住人口实行单月收费制，包括外来居住人口按人头或按大棚、门脸、饭店等不同经营形式，每月须缴纳2000-5000元不等的费用，违者将被迁出。

尽管“零外地人指标”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但在北上广等一些大城市，外地人与本地人间的磨合与矛盾是长期存在的。

今天北京的高度城市化得益于外来要素的大量流入，包括外来人口。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北京市总人口为885.7万人，目前已超过2200万人，增加的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外地。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教训，如果拥挤过度的城市得不到及时有效疏解，就有可能因膨胀而陷入萧条，不仅导致这类城市失去发展活力，而且可能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央高度重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然而，大城市疏解并不等于强制驱赶外来人口，更不等于追求“外来人口零指标”。对外来人口租住收取费用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是没有包容性的表现，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嫌。

从理论上说，北京的“四个中心”定位并不等于首都功能，非北京定位功能也不完全是非首都功能。北京是首都，同时也是一个超级城市。作为一座城市，北京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低端服务，只有低端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中的超额部分才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因此切不可迫于完成疏解任务而一味用行政处罚手段驱赶所有外来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