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塔　娜

中国出版事业的格局于元明清时期形成了官刻、坊刻、家刻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家刻较为特殊，它不似官刻般规模宏大，注重经史；不似坊刻般追求利润，内容广泛；而以底本好、校勘精、工艺专著称。尤其是在经历了明代坊刻只重数量、种类，而质量参差不齐的出版状态之后，家刻在清代的兴盛无疑具有提升出版质量的重要作用。但是，何以中国近代出版业中却不见家刻繁荣的延续？

中国近代出版企业多由外国传教士、封建官僚、民族资本家或进步人士团体创办，使得近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汇集了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着出版业的变革，从而打破了元明清时期官刻、坊刻、家刻三分天下的格局。但新的格局中又能寻到官刻、坊刻的影子，如洋务派的刻印活动实际上脱胎于清代官刻，民族资本家兴办的刻印机构实与坊刻相近，即官刻与坊刻这两种出版形式在近代出版事业中得以改造与延续，唯独家刻鲜有在近代出版业变革中跨入出版企业行列的成功范例。这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被抑制的经济环境有关，但家刻产业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的局限性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家刻，又称私刻，原指私家的刻书活动，后来又包括家塾、书院或寺院等进行的刻书活动。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是从事家刻的中坚力量，而文人士子之间的交游联系活动多呈现出“团体性”形态。中国学术史上就存在很多流派，如清代的浙东学派、东吴学派、皖南学派等，且这些流派多以地域为划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