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装帧改革探究

2017-07-17□文│陈欢

中国出版 2017年4期

□文│陈欢

（作者单位：浙江宁波大红鹰学院）

在中国出版业“大国崛起”的征程中，传统古籍的输出与传播功不可没。近年来，古籍装帧设计理论与实践探索有复兴迹象，大量依托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凸显中国精神的优秀古籍出版物涌现，既弘扬并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丰富了国际出版界的视野。而与出版相关的新技术与新材料的涌现、推广与应用，也改变着受众书籍审美的内在追求，读者对于书籍设计品位与装帧形式要求更高。恰如托马斯·门罗所说，“艺术形态对于形式美有借鉴意义”。[1]因此，如何更好地从空间、时间与艺术结构出发，讨论古籍装帧艺术设计实践，成为我们理论言说的起点。

一、古籍装帧基本概念及其现代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变迁历史悠久、形式多样，从最初称为“书本”到隋朝“废像遗经”，从旧本翻新到善本修补，尽管形式发生多样化变迁，然而无论善本还是拓本、石本，古代书籍装帧形式变化的创新从未停止，其折射出的艺术影响力同样与时俱进。

1.古籍装帧的基本概念

从理论层面来说，古籍装帧是一种借助封面、版式与插图设计来重塑图书有意味形式的一种动态过程。其中，封面设计包括了古籍的封面、书脊、护封图的设计创作。版式设计主要强调的是字体、开本、扉页设计、装订方式等内容。插图设计则突出了作品中间涉及插图、尾花、题头的绘制。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古籍装帧实际上就是通过图文、色彩的视觉符号塑造，传达出装帧设计者的内在精神追求，其核心就在于实现艺术修养与造型、色彩的有机组合。在外在表现上，古籍装帧涉及更多的是形式美学层面的点、线、面等造型元素的结构规律。设计者通过对于图书内容的理解，创造性地设计出古籍“有意味的形式”，更好地传情达意，凸显特色。从实践层面来说，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多样，现存有唐及五代刻本、宋刻本、辽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等几种类型，留下了《金刚经》《萧闲老人明秀集注》《资治通鉴》《淮南鸿烈解》《琪山集》等刻本作品。古籍装帧对于当前中国书籍装帧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这启迪了现代的古籍装帧设计，即从标题到内容都充分运用基本字体，完整表达民族特色，不断增强艺术感染力。

2.古籍装帧美学形式设计特征

古籍装帧在设计合理性、造型独特性与表现整体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古籍装帧各种艺术的设计手段要实现合理运用。例如，点、线、面的手段结合构成其样态合理性。其中，“点”在规整设计过程注重探索秩序美。“线”元素的合理恰切运用有效化解了专业程度过高而呈现出的拘谨的平面构图规律。“面”体现出图书艺术装帧的合理性，暗合着老子所谓“知白守黑”辩证法体现。[2]古籍装帧设计在美学形式上对于内容、设计者、精神品格个性都要有所涉猎，以便触类旁通，呈现出不一样的作品。古籍装帧文字、图像、色彩、材料等美学形式做到协调和整合，呈现出整体化视觉效果与艺术格调，体现出古籍情趣与精神。

3.古籍装帧对现代书籍的意义

古籍装帧对新中式书籍的设计有借鉴意义。传统图书的版式较为经典，尤其是在内容和细节上有较强的工艺设计性。而当代的书籍装帧则工艺繁复，印刷的具体手段也较为灵活多样。因此，研究并借鉴古籍装帧的特质对于新中式的书籍整体设计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同时，仿古装帧设计的艺术感较为充分。古籍的装帧尽管受限于材料、技术和保存条件等因素，存在诸多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然而，在当前新技术不断涌现的时代，古籍装帧的制作工艺提升所需的纸张、材料等都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这使得古籍装帧与出版的现代设计、成本压缩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现代人对于古典文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大批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出现。倘若能够在版式、字体等方面有所借鉴，使图书看起来更有古味，对于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也是较好的提升。

二、古籍装帧设计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的日益强大，受众对传统文化需求及其现代性认知在不断完善。从整体的发展路向来看，古籍装帧的现代化之路取得一些成绩，与现代科技、文化、经济的融合更为紧密。然而，站在需求侧的视域来看，古籍装帧设计中仍然存在诸多未尽如人意之处。

1.“跟风”现象屡见不鲜

随着旧版图书和古籍的现代出版发展，我国对于旧版书籍和古籍的设计上抄袭、跟风的现象日益凸显出来。恰如接受美学所谓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述说，读者对于古籍的装帧设计要求和理解也融入了不同受众的独特理解。显然，当个性明显、风格独特的古籍设计出现时，社会上的跟风作品就立即出现，各种仿效的产品层出不穷。以古籍《红楼梦》的装帧设计为例。[3]据学者考证，自1992年至今《红楼梦》的版本已经超过200多个（见图1）。

不同题材与设计形式内容上多是一样的，鲜有创新的设计。更多时候出版社仅在表面附上一张大而空洞的人物肖像画，其他如开本设计、勒口压封、环衬装裱、制作工艺都缺乏引人瞩目的特质。这种普遍的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古籍设计者的两大不足。一方面，古籍设计者创意能力的缺乏。设计者往往会囿于惯性思维，受困于传统或者同类题材设计的干扰，缺乏风格上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跟风设计也凸显了设计者在形式美学上的理论修为不足，以及创作责任感的缺失。缺乏形式美学的理论逻辑自然不具备实践中的开拓性，失去对于创新的求索也就让责任感贬值。

图1 《红楼梦》题材的不同版本举隅

2.设计内涵太过空洞

与“跟风”现象并存的是古籍装帧设计的同质化现象。由于部分古籍出版机构对于设计美学的认知不够深入，尚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古籍装帧设计理念。这样的结果是，整体上的古籍出版业的装帧设计审视不足。而出版社又必然要抢占市场，片面强调视觉冲击与猎奇的艺术效果的古籍出现，也就能够得到较好的理解。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一些专业性太强、以文言文为主的古籍，其自身对于内容与形式的高要求也迫使装帧设计者无法在设计前较为充分地了解古籍内容。而设计者凭着对于内容的一知半解做出的设计，又在刻意回避传统版本的特质，这样的设计就显得与传统风格迥然不同却浮于表面，缺乏灵魂，经不起较为深刻的推敲与思考。古籍所承载的并非局限在表层的形式，它内蕴的文化才最为重要。即便信息技术与动画设计能够让创新变得较为便捷，华而不实的图案却难免因为与古籍内容血脉的阻断而陷入肤浅与浅薄的俗窠。

3.商业与文化存在矛盾

古籍出版的“跟风”与装帧形式的浅薄，源自商业逻辑与文化执念二者的矛盾。传统意义上，古籍出版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其文化的属性。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下，出版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古籍的外在形式上煞费苦心以迎合市场需求。然而，市场的无序性和非理性特征又造成了具备艺术与文化情怀的古籍市场变窄。即便有的设计师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层面，设计出融历史与文化、内容与形式一体的古籍装帧，却往往因为受众不认可和市场缓慢反馈而“夭折”。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失去了对于艺术设计的灵性思考，简单地依托剪刀加浆糊的机械复制，抛却了古籍设计上应该具有的较高的艺术品格。而有的出版机构对于古籍出版则过于重视外在设计，走向了另一个“过度包装”的极端。铺张的设计、浮夸的装帧使得古籍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功能，蜕化为一种货币的表现形式。例如，某出版社出版的《孙子兵法》一书开本为16开，出版社用了50克的黄金进行仿古打造。就连装书的外包装盒，也采用名贵黄檀木雕琢而成，而这套书在市场上的反应却并不尽如人意。根据《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份的一项读书问卷调查显示，在诸多版本的《孙子兵法》中，这套“豪华套装”的认可度仅为18%，远远低于中华书籍的老版本《孙子兵法》42%的读者认同度。[4]

4.国际化对本土化造成冲击

古籍设计方面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形。一方面，部分古籍设计者为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所吸引，尝试着在中国古籍的装帧设计中运用更多的西方元素。然而，西方的装帧设计之美学标准更多是游走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审美标准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积淀紧密相连。倘若一味崇洋媚外、妄自菲薄，难免陷于盲目技术崇拜甚至文化自卑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有的古籍装帧设计人员则执念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设计中过度使用本土文化符号，坚持某种模式化的形式主义，造成了本土视觉性符号的泛滥，使得古籍装帧设计更多地浮于表面而缺乏历史与文化的深度，走上了一条僵化、封闭、保守的程式化老路。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古籍的现代意义生发与国际性影响力的推广。

三、基于读者审美需求的古籍装帧设计改革

从需求侧来说，读者对于古籍的认同与需求，是古籍装帧形式拓展的出发点，而古籍装帧设计创新形式美学、实现艺术与技术统一、提升商业与品位应当成为改革的着力点。

1.强化古籍装帧的形式美学创新

古籍内容承载与文化传承，借助装帧设计得到体现，表现为设计上整体概念的完整。也即，“Book Design”全部过程包括完成装帧（book binding）、编排设计（typography）和编辑设计（editorial design）层面工作。要进行装帧创新，就必须从形式美学层面创新入手。诚如上述，形式美学创新旨在完善古籍外在整体概念的审美价值。尽管古籍开本、勒口、扉页、环衬、内页、封底等诸多要素具有极高审美价值，也亟须通过平面与立体架构，搭建形式与内容桥梁，让装帧外表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具体来说，一是提升编排设计的效果。传统书籍形式巧妙地融合了“点-线-面”的空间逻辑，并佐以色彩组合，营构出具有和谐意味的空间秩序。举例来说，古籍《诗经》的现代装帧就是从古籍内在透视及文化着手，彰显出了平面意义上的点线相连、线面相交的要素组合。从这样的连接中，读者感受到从封面到封底的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设计的理念。二是加强平面设计空间质感。如果说平面形成了感性直观，那么古籍的空间特质，既契合了开本装订设计的形态，也体现了古代与现代的形式美感融合。概言之，平面与立体的特质在古籍形式美感中达成内在和谐，书籍整体要素也转变为三维空间的立体化设计。

2.实现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技术性是古籍装帧的外在要求，艺术性是古籍形式美学旨归，也是技术性追求的呈现形式。艺术性与技术性的有机整合，使得读者群体面对古籍时的直观感受、循序渐进延递性成为可能，表现为图书内容接受与理解过程。首先，在技术层面上，读者阅读接受模式构成装帧技术设计的起点。读者面对古籍在视觉层面形成初步印象，进而借助神经系统传输在大脑皮层形成图像，既往阅读经验刺激人脑对书籍做出习惯性反射，读者阅读兴趣被激发起来。紧接着，读者开始赏析古籍封面、勒口、封底，摄取内容信息，分析古籍价值多维度、多视点动态特征。其次，艺术层面上，古籍装帧内容美学通过文字、图案、材质、色彩融合，凸显出现代性表征。装帧设计演变和创新，展示出独到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凸显出古籍艺术性和审美性。最终，内容美学与形式美学融合，艺术性与技术性完美统一，实现读者在触觉、听觉、视觉与感知力层面的获得感。举例来说，《朱熹千字文》（见图2）作为现代出版的古籍图书，通过装帧设计，强调了质素独特性。在技术环节上，出版机构将整套图书用古木纹的板子包夹，又借助铁环扣边，木板上佐以杂刻的图案，雕版字——“朱熹千字文”，为保持传统阅读的柔软感，出版社将45克正文纸降到40克，效果极佳。而其给予读者以视觉感官传递整体性，也凸显出古典气息和历史艺术感。

图2 《朱熹千字文》封面

实际上，读书并不仅仅是视觉阅读，更包括触觉、感知觉等诸多方面的渗透。也就是从井然有序的层面上升到深层的想象空间和再创造的境界。其中，技术性让古籍成为感官载体，艺术性造成接受者内心满足感。油墨香气、凹凸触感、厚重视觉效果引发出读者全息化体验，实现了从传统知识传递单纯功能性向当下的全息机能性转变，不同感觉的图书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厚重性和个体多样性。需要指出的是，古籍设计者也要注意技术性与艺术性统一在传播中的重要性，它们不断刷新读者的感官层级，通过色彩定位与表达提升，实现了装帧设计视觉上的心理性、色彩审美性与质感统一，古籍的现代性意味与历史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3.提升商业性与品位性的统一

如果说古籍是跨越时空的有机生命体，古籍装帧设计能够创造千姿百态的阅读可能性，而商业性与品位性则是提升其生命力的助推剂。商业性是图书传播的外在推动力量，品位性是阅读审美的内在追求，商业化并不意味着要降低品位性，二者的统一要求破除商业化浮躁心志造成急功近利的行业畸形，提升书籍艺术高品格追求。换言之，古籍商业性与品位性的追求强调的是内在语言与外在语言的结合，是基于时间、空间之外的另一种审视的维度。首先，要提升设计师个人的品位与格调。古籍装帧是综合性极强的艺术领域，涵盖平面、绘画、包装等视觉内容，决定了设计师必须具有专业修养和深厚的知识积累。只有提高整体的艺术品位、修养和素质，才能将设计物化到古籍中，实现古籍美学的再创造。倘若设计师的格调不高、境界较低、构思不巧，则很难设计出优秀的作品，也就无法出现设计领域中高品位、有内涵、高格调的作品。其次，要完善古籍的创意性设计之美。品位性让“阅读”变成“悦读”，创新则促成了上述转变。要用创新的手法实现对于古籍整体形象的设计，既有表层的美感，也有深入书籍内部的封底、开本、版式设计上的全面营造。同时，要创造性地选择体现古籍内容的文字样式、图形色彩，实现艺术处理上的审美理想，要细心推敲各种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编织古籍自身点、线、面一体的有机网络。设计者要灵活变通，或者说设计者不断寻找表达方式、平衡内涵与意蕴的必然路径，让读者在流畅、有趣的阅读中感受到设计的美感和文本语境的充分表达，并为读者创造回味联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