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陈为人

引子：卖国贼抑或先驱者

李鸿章去世后，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与国人对李鸿章“恨不能寝其皮啖其肉”的唾骂形成鲜明对比，国际上对他却颇多赞誉：有称之为“东方俾斯麦”，有称之为“中国的伊藤博文”，把李鸿章与德国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和日本有“明治宪法之父”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相提并论。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更赞誉：“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个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

李鸿章生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置身于历史断裂转型的关键节点，沉浮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激烈搏斗的漩涡之中。李鸿章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沧海横流，正是好男儿一试身手的用武之时。李鸿章意欲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这就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可以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面对变化世界的第一人。他是打破传统价值观，倡导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先驱。国家面临危难之际，他虽也曾有过踌躇彷徨、矛盾犹豫，但终究充当了一个百孔千疮王朝的裱糊匠，以一人之躯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几乎把所有的重担扛于己身，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几十年，而不为世人所理解。

雪拥蓝关马不前

据传，李鸿章奉旨出使日本签署《马关条约》之前，在等候光绪皇帝召见的焦虑之际，还“忙里偷闲”让张佩纶引见，前往京郊的白云观拜访了通灵道人。

两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李鸿章：“幼樵（张佩纶的字）极力赞许道长先知先觉的预测神通。弟子特地前来，还请道长法眼观之，以指点迷津。”

通灵道长：“哪有什么神通可言，不过是以谬传误，歪撞歪批。哈哈哈哈。”通灵道长像官场之人一样打起了哈哈。

李鸿章：“本不该打扰道长静修，实是弟子深感大祸将至，还盼道长仙人指路，让弟子早离苦海。”

通灵道人自顾自地坐于一个大蒲团，闭目养神，把李鸿章晾在一旁。李鸿章不愠不急，耐心地一直在座旁恭候。

通灵道人良久才睁开眼说：“占卜之道，由心生，信则灵，不信则无。贫道欲以施主的生辰八字试占一卜，不知可否见告？”

李鸿章：“癸未年，甲寅月，乙亥日，巳卯时。”

1823年2月15日，是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决定。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接“财神”，求“财运”的时候，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李氏宗族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一个小小的生命呱呱坠地。李鸿章诞辰于正月初五“财神”降临这个特殊日子，以致后人牵强附会说李鸿章“命硬”，注定是个叱咤风云人物。

通灵道人足足想了有半炷香的时辰，望着李鸿章说：“地支亥卯未全而生寅月，时透巳士，甲木制之，印授无伤，水木相生，格之纯粹者也。施主果非常人，命如此之硬，非大富大贵之人难以担当。”

通灵道人又曰：“印透行金运，官杀生印，化金气以生木，官印为权，封侯拜相均在金运之中。”

李鸿章对人们经常逢迎的这些陈词滥调并无兴趣，摆摆手苦笑着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还望道长能为弟子预测一下未来。”

通灵道人矜持一笑：“施主眼下是有些麻烦，但有惊无险，尽可宽心。只是恐怕晚节有虞，尚需格外留心。”

李鸿章还想进一步打问，通灵道人一指禅房墙上的《松雪道德经》，只是含矜而笑，再不作一声。

李鸿章望着这幅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真迹，心中诵读起老子的《道德经》：“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古人有言：“心存忐忑，占卜问卦。”李鸿章若有所悟：人在顺境之时，根本不思命好原是上苍垂青，自我感觉良好，倒认为是自己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乾坤扭转逢凶化吉；只有逆境遽然来之，才急来抱佛脚，把心中的一丝侥幸寄望于神灵保佑。

甲午战争成为李鸿章人生的转折点，使他备尝了酸辣苦涩的滋味，翁同龢、文廷式等先后上疏弹劾李鸿章衰病昏庸，贻误大局；张謇抨击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恳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在朝野的一片怨愤声中，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从权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李鸿章置身于历史的断崖，清晰地看到悬崖绝壁之险境，不知哪一刻脚下的立足之地就会“山体滑坡”崩塌凹陷。

早在1862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开始接触洋务，与洋人周旋，处于既欲“借师助剿”，又担心“尾大不掉”的二难之中。在买办官绅“媚夷”和顽固官绅“抗夷”的对立中，成功地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实现了其“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李鸿章认为，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李鸿章在1876年复信刘秉璋时，对攻击他“喜闻谈洋务”的顽固派讥刺说：“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大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由于频繁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处理过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李鸿章颇以自己的外交能力自负，自认为面对纷乱世事，“舍我其谁”……现在终于尝到了出头椽子先遭风雨的苦果。

通灵道人的话在李鸿章心中罩上一层阴影：看来自己是走到了人生命运的拐点，已然成为众矢之的。很可能此行一去日本，“三十功名尘与土”，由此而身败名裂，一世英名付诸东流。

1884年底，日本甲午海战初胜，正是“志得气盈”，欲望膨胀蛇吞象。中国官员前往签订和约，结城下之盟，定然“为彼轻视”，岂会有好果子吃？李鸿章先是建议清政府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二十多年的德璀琳（G.Detring）赴日，以先行摸摸虚实，探探口风。德璀琳是德国人，可说是个中国通。但李鸿章用心良苦的“曲线救国”之策，遭到了日本和美国的坚决抵制。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当即向总理衙门提出质问：德璀琳既与对峙双方毫不相干，也无替清政府签约的实权，要求清政府立即收回成命。当德璀琳风尘仆仆赶到日本后，日本政府称德璀琳没有“交战国使者资格”，绝不与他“谈判军国大事”（陆奥宗光：《蹇蹇录》，第90页）。

1895年1月，清政府改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任正副谈判代表，赴日议和。两位再次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了回来。张荫桓东渡辞陛时，特降黄纸谕旨：“饬其议和时须请旨，割地及力所不及者，万勿擅许。”日本以其非全权，拒不与之议和。而且因为广岛屯兵，不许张、邵等逗留，驱赶到长崎候信。陆奥宗光在其口述历史《蹇蹇录》中说：“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这一消息传回京城，朝野发出一片“近于辱矣”的愤慨。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二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通过负责中日间联络的美国公使田贝通知总署：“须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重，素有声望者方能开讲。”实际上日方的暗示已经很明显：只愿意以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开示的理由是：“彼此谈判之结果，免为纸上空文，必须有力实行。”

1895年2月13日，光绪皇帝发布谕令：“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倾服，今日本本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大臣之任更无出该臣之右者……”钦定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著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作为安抚，赏还刚刚拔去的三眼翎顶、褫夺的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在清廷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之下，李鸿章受命于危难时节。

明眼人看得都很清楚：美国特使赫德评议说此番出使东渡的李鸿章：“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李鸿章曾向张荫桓吐露着难言的苦衷：“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他意识到：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后世有历史学家主观推测：李鸿章此刻没有“急流勇退”，还是因为眷恋权位。他曾在年轻时发过宏愿：一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官爵上超过自己的恩师曾国藩。现在李鸿章做到文华殿大学士，官职上已经在当年曾国藩之上，但曾国藩是侯爵，他在爵位上还差恩师一步之遥。世人的这一想象推测，我觉得恐怕是对李鸿章的误读。

李鸿章曾对曾国藩晚年“急流勇退”的做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吴永：《赓子西狩丛谈》，卷四，第112页）从李鸿章的话语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求退为无益之请，挺身是恋钱权位，历史往往把人置于两难境地，是谓进亦难退亦难。

李鸿章年轻时，在多首诗中抒发过自己渴慕“长风破浪应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凌云壮志：“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鸿章对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特别推崇，他曾致函其弟说：“余平生最喜读者，为韩愈《论佛骨表》，取其气盛也。三弟可常常阅之。”《论佛骨表》是韩愈劝谏皇帝的一份奏折。819年唐宪宗派人把藏在凤翔县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释迦牟尼舍利指骨迎进长安皇宫供奉三天。韩愈明知唐宪宗是想借此祈求长寿，偏偏忤逆龙鳞，愤然上表斥责礼佛求福之虚妄。奏折中要求将此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唐宪宗一怒之下，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正是在此背景下，韩愈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那首名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也许可把韩愈诗中“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之句，看作是李鸿章此时此刻的心理潜台词。

只将马关作蓝关，云遮雾掩马不前。

1895年2月22日光绪皇帝接见了李鸿章，据说李鸿章在接受光绪皇帝亲授的全权委托书时，潸然泪下，老泪纵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惨淡经营数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已让李鸿章心胆俱裂万念皆灰；奉旨赴日谈判去签城下之盟，更使李鸿章进退维谷心烦意乱。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遭顶头风。谁该为甲午之战的惨败承担罪责？李鸿章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是打落门牙和血咽。李鸿章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面临如此之危局乱局，只能承担起“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我愿为薪，子当为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该下油锅时只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李鸿章临终前曾留一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

十年一枕南柯梦

日本把中日议和之地，别有用心抑或说是用心叵测地设在了马关春帆楼。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棋逢对手的谈判，已经不是初次交锋。十年前，在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时，两人已经初试锋芒掰过手腕。

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9月13日，李鸿章与日本大使伊达宗城在天津山西会馆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中日两国间签署的第一个条约。条约基本上体现了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当年，尽管条约规定大清国与日本国相互之间的领事裁判权是对等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清王朝占据了上风。因为清王朝尽管在与列强的战斗中连遭败绩，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在日本人眼中，清朝还是一个“庞然大物”。1878年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日本之后，很多日本上层分子都以与之交往为荣。中国领事依然抱着传统的观念，将日本看成是“蕞尔小国”，把自己当成天朝上国，所以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本能地显得傲气十足。

李鸿章在谈判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对日本人的野心就有所觉察，他颇动心机地在条规中写下“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的条款，“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并多次告诫日本对朝鲜应“释衅修好”。

然而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中国式的“文字游戏”既劝化不了也阻挡不住侵略者的既定方针。诡诈多谋的日本借换约之机，探知中国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实质是：“中国对于朝鲜，虽与册封与正朔，然其内治与和战，皆朝鲜自主，与中国无关。”朝鲜“只要循守册封、贡献例行之礼节，此外更与国政无关”。 《中日修好条规》只是日本为吞并朝鲜试探中国的一次“投石问路”。

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一书中，记载下谈判《中日天津条约》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番对话。

伊藤博文：“撤兵和惩凶赔偿两项一不可少。”

李鸿章：“双方撤兵可以考虑，惩凶赔偿一事绝不答应。”

伊藤博文：“如果中国不答应惩凶赔偿，日方将启程回国，停止继续谈判。”

李鸿章：“朝鲜之事中国并无差错，其咎全在日方，若因此决裂，我们惟有准备打仗耳。”

李鸿章与洋人谈判也曾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绵里藏针，进退有度。

看到李鸿章如此强硬的态度，尚未完成战争准备的日本，只能做出了退让，再不提“惩凶赔款”之事，双方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里只规定了“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所以该条约也叫《朝鲜撤兵条约》）。另附李鸿章致伊藤博文备忘录一份：“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李鸿章颇为自得这一条，他认为，这样就限制了日本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当然，这只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对一向没有任何道义约束采取不宣而战的日本而言，一纸空文又有什么约束力呢？

后世人多责难此款等于是承认了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均有出兵之权利，这样，日本获得随时可以向朝鲜派兵的特权，由此种下“甲午之战”的祸根。这只是事后诸葛式的苛责，历史唯物主义地分析，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清廷面临两线作战，在西南要对付法军侵犯越南，如果再在东北的朝鲜燃起烽烟，难免捉襟见肘首尾失顾。所以清王朝执意“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只要能平息战事争端，一切都可忍让退避。面对朝廷的绥靖“圣旨”，一向俯首听命的李鸿章，当然只能“顺水推舟”“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鸿章在妥善处理“天津教案”后，慈禧太后赐给他一件朝鲜李氏王朝进贡的宝物。这是一柄纱扇，扇骨用金罗道墨竹制成，扇面系皇宫技师用白纱精巧编织。李鸿章尤其喜欢的是上面的图案，绣着一幅朝鲜的锦绣河山。据说，扇子在燥热中摇晃至恍惚时，便会有一绝色美女若隐若现，明眸顾盼吐气如兰。李鸿章手中把玩着纱扇，大概心中自有一股“掌上乾坤”的征服快感。

史料上没有记载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进行《天津条约》谈判时，手里是否把玩着此扇？我想，物随时移沧桑变迁，李鸿章此刻的心情，一定会油然而生惆怅和失落：“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自古弱国无外交”！

《天津条约》的谈判，让李鸿章对日本的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认识，签约次日，他在给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书信中，言及谈判情形：“伊藤大使在津两旬，会议七次，始将条约订妥画押……”李鸿章一方面对日本表示不满，指责“日本议约甫定，忽又派人来津商改，狡黠可恶”。另一方面，对其维新图强又与中国比邻深以为忧，认为“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晚清的人们畏惧于欧美的船坚炮利，而对日本之崛起却视若无睹，一句“蕞尔岛国”将轻慢之情显露无遗。李鸿章倒是“睁眼看日本”的先驱，他最早意识到，崛起的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肘腋大患”。

签定《中日天津条约》之后，李鸿章还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伊藤治国才猷精敏”“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虑，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七，第8—9页）

李鸿章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1885年，明治天皇颁布《整顿海陆军》诏书，提出一个以十年为期，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计划。两年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规定“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侵华战争。

十年磨一剑，日本励精图治终于在1894年悍然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