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任复兴

徐继畬（1795—1873，字松龛）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竟敢拿中国第一家族说事：

娶寡妇为己失节，伊川程子之言也，宋以前尚无此说。孔子为人伦之至，而伯鱼之母、子思之母、子上之母，三世皆改适。使己妇失节，又陷娶者以失节，圣人忠恕，不宜有此。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周制，同姓者百世不通昏姻；夏商以前，五世即通。将执周道而议夏商之渎伦，可乎？故执孔氏之家法而訾伊川，妄人也；执伊川之论而疑孔氏，其妄不更甚乎？

文中的伯鱼之母，即被尊为“圣人”“至圣”的孔子之妻，子思之母即伯鱼之妻，子上之母即被尊为“述圣”的子思之妻。松龛说孔氏妻子“三世皆改适”，源自对《礼记》的解读。《礼记》有关记载，无时序地分散在《檀弓上》《檀弓下》。野史（作者自称，编者注）鄙陋，还未见松龛以前、以后的学者，有如此大胆、明确的概括解读。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谱后”记载，1936年秋，山西著名学者常赞春对方闻说：“忆（松龛）先生与友人书，不非寡妇再醮，略谓：程子所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因宋承五代大乱之后，伦纪有损，故立此严防，非无因而书。小儒闻之，为之咋舌，然亦不敢驳。”

2011年夏，野史淘得一本秘书——大约17世纪朝鲜王朝翻刻元朝王广谋本《句解孔子家语》（即版本学者所说的高丽本），分上下册。此书是在对《孔子家语》做大量删节基础上的句解，见解颇为独到，所以曾经很畅销，到明清两朝却突然消失。书前载《后序》之《后孔安国序》称：“自叔梁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这比松龛概括的孔子之妻、伯鱼之妻、子思之妻“三世皆改适”，又探前一代，加了叔梁纥出妻，成了孔氏四世出妻。

“孔氏四世出妻”，四代家庭主妇统统跑路，是跌宕起伏的连台大戏，展现了孔氏男女的愿望、追求、心灵和命运。古代无数学者和小说家对此心知肚明，完整进行爬梳还原的竟无一人。原因很简单：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奏议被汉武帝采纳后，孔子被历朝皇家尊为“圣人”，儒学被历代皇朝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长达两千年。学者的身家性命要紧，绝不敢趟“诬圣”的浑水。

“孔氏四世出妻”，当今学界也有人提到过。“出妻”本义是以宽仁心态，让感到生活不如意的妻子出走、改适，是善行；今人却把“出妻”的“出”字与“七出”的“出”字混为一谈，误解为“休妻”，进而理解为丑行，于是或谴责，或回护，未能以冷静态度做准确完整的史实还原。既然出妻是丑行，孔氏何苦要堂而皇之为出妻举行丧礼，堂而皇之载之简牍？“孔氏休妻”说，迂谬不通。“富贵功名外有大事，语言文字中没通人”（广轩联语），悲夫！

《礼记》《孔子家语》及其《后序》《孔子世家》等，如同一幅计白当黑的中国水墨画，只是记录了孔子为出走而死于后夫家的孔子之母颜徵在举行葬礼，记录了孔子、伯鱼、子思在孔氏家庙为孔子之妻丌官氏、改嫁给姓庶的伯鱼之妻举行丧礼的情况，以及子思不为出走的妻子举行丧礼的情况，对这四世家庭主妇何时、何地、何事、何故出走改适，均留下艺术的空白；而后两世家庭主妇连姓名也未留下，留给后人以想象的空间。本文是用松龛提倡的举一反三、无中生有、想当然之法，在这水墨画的留空处，稍做渲染点化，并非正典，略备一说。

叔梁纥始出妻：孔氏“娜拉”一世颜徵在出走，“孔子丧出母”

孔子的先祖是宋人，微子的后代，商汤的圣裔。其父叔梁纥在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622年至公元前549年，母亲颜徵在在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68年到公元前535年。颜徵在为叔梁纥生育了传宗接代人孔丘。孔丘先辈世系是：睪夷生孔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的正妻生育了九个女儿，却没有生儿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不能当继承人。于是叔梁纥向颜氏求婚。颜氏有三女，其小女名徵在。颜父问三个女儿说：“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大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大女儿、二女儿都保持沉默，徵在上前回答：“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亲高兴地说：“即尔能矣！”于是把徵在许配给叔梁纥（《孔子家语·本姓解》）。

让我们从礼的本原上来观察孔颜两家这段婚姻。

《孔子家语·礼运》：“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元儒王广谋《句解》：“礼原于元气混沌之初。元气判而分为天地，运转而为（阴阳）二气。阴阳往来而成四时，分列为鬼神。自上而下曰命。圣人修义可以操持，故曰柄。修礼以不紊，故曰序，以治人之情。圣人之治人情，犹农夫之耕也。修礼以耕垦之，陈义以种植之，讲学以除其秽。本仁爱之理以聚之，播音乐以安之，此所谓治人情。”

种庄稼讲节气，男女婚嫁讲年龄。孔子是圣之时者，父母的结合，却严重违背天时。

十七岁的颜徵在被迎娶到鲁国昌平乡陬邑的孔氏，在家庙里与七十一岁的叔梁纥相见，举行了合两姓之好的婚礼，夫妇年龄相差五十四岁。她考虑丈夫年龄大，担心不能及时地怀上传宗接代的男孩，就私自到尼丘山祷告，祈求生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孔子应祈而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因而命名丘，字仲尼。叔梁纥不用提有多高兴了，他自揣不久于人世，智慧地、人性地安排了自己身后小妾颜徵在和少儿孔丘的生活。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七十四岁的叔梁纥卒，葬于鲁东的防地。“孔子少孤”，孩提时就成了孤儿（《礼记·檀弓上》）。

当时杀妇女殉葬的风俗仍有，叔梁纥不这么做；而当时妻妾自杀为夫殉葬的贞烈妇，誓不二夫、终生为丈夫守寡的节孝妇，还未像后世宋元明清那样受到体制性的旌表，叔梁纥也不赞成。叔梁纥的处置是：给颜徵在一条珍爱此生、满足饮食男女大欲的幸福之路，放颜徵在出走，让颜徵在带着留给宗子孔丘的大部分财产，招赘理想男子入孔家，或改嫁到别姓。

颜徵在深明大义，把不使孔氏绝嗣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与叔梁纥的结合，不过“从父所制”罢了。她绝不可能像后世宋元明清迂腐的小脚女人那样，为了死后的贞节牌坊而去守寡，使女人的生命空转；而是迈开两只大脚，另找了一个合适的丈夫，重建了温暖的家庭。后夫也把孩提时的孔丘视为亲生。颜徵在当儿子刚懂事时，就告诉孔子，你是商朝的圣裔，孔氏的传宗接代人，要读书知礼。孔子异常颖悟，听明白了母亲的话，从小玩耍嬉戏也和别人家的小孩不同。他经常陈设俎豆，自导自演祭祀礼仪。与后夫琴瑟和谐的颜徵在，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使孔子营养充足，长成九尺六寸的大个子，人们都把孔子叫作“长人”。后夫财力也足以使孔子入庠序，读完小学读大学。孔子不无自豪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公元前535年，孔子十七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

“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子家语·礼运》）。“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儒家重现世，重死生，不谈死后事，不谈前生和转世，不谈怪力乱神，认为生物是造化运作产生，不认为有什么救世主，现代学者梁漱溟称之为东方思想文化的“理性早启”。《礼记》大量记录了名人的丧礼。懂事以后，好礼而经常学习祭祀礼仪的孔子，自然不会不在意父亲的坟墓所在。他在母亲生前想方设法询问父亲的墓地，遗憾的是，母亲就是不告诉他。“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世家》）。合理的解释是：颜徵在执意想和与自己相处时间长的后夫合葬，而不想和仅共同生活了三四年的叔梁纥合葬。这使孔子毫无办法。

直到母亲死后，事情才有了转机。孔子做通了继父或继父家的工作，把母亲临时殡于五父之衢，然后继续千方百计到处打听父亲墓地所在。人们这时候不怕颜徵在及其后夫家找麻烦了，于是其父墓地才被准确找到。陬有个名叫曼父的，他母亲是位仁慈的明白人，郑重其事地带领孔子到孔子曾祖防叔的治邑防地，找到了叔梁纥没起坟堆的坟墓（《孔子世家》），孔子才得以将自己的父母合葬于防地。在费尽周折办妥这件大事之后，孔子为了防止父母坟墓后世再难寻觅，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礼记·檀弓上》）给父母坟墓起了半人高的墓堆，即使多少年过后也可一望而知。

“高丽本”孔安国序所说的“自叔梁纥始出妻”的意思是：叔梁纥是积善之家孔氏出妻这件大好事的创始人。叔梁纥在处理人伦第一伦夫妇关系上，表现出高度的人性和高超的智慧，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成为孔氏家法，也引出了“孔子丧出母”的历史大戏。可以说，正因为有叔梁纥这样人性智慧的父亲，所以才有人伦之至的世界伟大思想家、“圣人”孔子及其哲孙“述圣”子思。

孔丘出妻：孔氏“娜拉”二世丌官氏出走，“伯鱼丧出母”

北大教授李零的《孔子年表》，把孔子一生分为六个阶段：一、早年居鲁(前551—前519年，至三十三岁)。二、短暂出国(前518—前517年，至三十五岁)。三、返鲁治学(前516一前502年，至五十岁)。四、短暂出仕(前501一前498年，至五十四岁)。五、周游列国(前497—前484年，至六十八岁)。六、晚年居鲁(前484—前479年，至七十三岁)。丌官氏出走，可能发生在第三阶段返鲁治学，孔子三十六岁至五十岁期间，尤其可能是四十岁左右不惑之年。

孔子三十岁以前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公元前533年，十九岁的孔子娶宋国亓官氏为妻。前532年二十岁，儿子孔鲤(字伯鱼)生(《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为委吏、乘田，管粮草和畜牧(《孟子·万章下》《孔子世家》)，约在此时。前522年，齐景公、晏婴入鲁，问礼于三十岁的孔子(《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贤君》)，孔子自谓“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学者推测，孔子设教授徒当在此前后。其间孔子的学生社交不多，精力充沛，可以妥善地分配好研究、教学、社交和家庭生活的时间。丌官氏也尽心料理丈夫的衣食住行，养育儿子成人。丈夫主外，妻子主内，是成功的家庭组合。儿子伯鱼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亲在一起时间要多得多，因而和母亲更亲近。

孔子三十四岁起，适周问礼，适齐求仕，有二年的短暂出国。前518年，孟僖子临死前嘱其二子何忌(孟懿子)与阅(南宫敬叔)向孔子问礼(《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世家》)。孔子适周，问礼老子(《礼记·曾子问》《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观周》)。公元前517年，孔子适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齐景公问政孔子(《论语·颜渊》《孔子世家》)。因为是短暂出国，行止不安定，财力不宽裕，孔子不可能带妻小。丌官氏在家盼望丈夫被齐国重用的好消息，有盼头，因而不可能产生出走的念头。

约公元前516年，齐景公以老辞孔子，孔子返鲁(《论语·微子》《孔子家语》)。公元前512年(四十岁)，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盖返鲁后，其学益进而弟子益众。

孔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从三十六岁至五十岁这十五年间，孔子求仕失败，研究教学任务繁重，留给妻儿的时间太少，丌官氏产生严重不满。

孔子异常忙碌，直到六十岁左右，就是其独子，也难得亲近孔子吃偏饭，多听几句父亲的讲授。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 ‘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季氏》）

孔子如此忙，不仅远其子，而且远其妇。丌官氏感到严重不适。孔子发出慨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于是“请出”成为丌官氏的愿望。

孔子是圣之时者，做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丌官氏的选择，也并非不及时不明智。

此后，孔子五十一到五十四岁，有四年的出仕期。前500年，五十二岁的孔子为司空，继任大司寇(《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相鲁》)；前498年，五十四岁的孔子以鲁大司寇摄行相事，这是孔子“学而优则仕”的顶峰，得禄“奉粟六万”（《孔子世家》）。丌官氏没享受到前夫孔子高官厚禄的荣华富贵，与后夫生活和谐。

可惜好景不长。齐国把孔子为相的鲁国视为对齐国的最大威胁，实施了美人计，鲁国秉钧执政者美滋滋地中了计。不愿同流合污的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长达十四年，历尽磨难。消息会不时传到丌官氏的耳朵里，这些已经与另结并蒂的丌官氏无关了，或许她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再合适不过，没跟上前夫颠沛流离。

前485年，丌官氏死于后夫家，享年约六十五岁。孔子返鲁以后，不忘丌官氏夫妻多年的旧恩，在孔氏家庙里，为丌官氏举行了丧礼，同时也是“伯鱼丧出母”。

《礼记·檀弓上》：“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汉儒郑玄注：“伯鱼，孔子子也，名鲤。犹，尚也。嘻，悲恨之声。”唐儒孔颖达《礼记正义》：“悲恨之声者，谓非责伯鱼，伯鱼悲恨之声也。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禫前。祥后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为出母无禫，期后全不合哭。”元儒陈澔《礼记集说》：“伯鱼之母出而死。父在，为母期而有禫，出母则无禫。伯鱼乃夫子为后之子，则于礼无服，期可无哭矣。犹哭，夫子所以叹其甚。”

孔子为丌官氏举行的丧礼，儿子的孝服不高于齐衰（孝服是用熟麻布做的，因为缝边整齐，所以叫齐衰，相当于现时的光边全孝），期限大约不超过丌官氏死去二周年。儿子伯鱼和母亲丌官氏的感情太深了。孔子认为儿子过期犹哭泣，有点过分。孔子的劝阻并未能化解伯鱼的哀痛。前483年，丌官氏去世二年头上，伯鱼未能节哀顺变，因哀毁过度，随母而死，享年五十岁。

人生大不幸有三，圣人孔子占全了：少年丧父母（三岁父死、十七岁母死），中年妻子出走，晚年丧独生子，着实可怜。

伯鱼亦出妻：孔氏“娜拉”三世卫姬出走，“子思丧出母”

《礼记·檀弓上》：“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伯鱼）丧出母乎？’曰：‘然。’”可见在孔氏家庙中，为丌官氏举行丧礼，是伯鱼征得孔子同意后自己操持的，有“子孝何须父向前”之意，也是为多尽些对慈母的孝心。然而“伯鱼亦出妻”，实施出妻行为是在伯鱼死后，伯鱼不一定是此事的行为主体。伯鱼之死有两种可能：一是因极度悲痛而引发心脑血管破裂突然死亡，他就根本来不及安顿妻子的后事；二是因悲痛而寝食违节，身体大为衰弱而慢慢死去，那么他还来得及安顿妻子的后事吗？按其遗嘱实施“伯鱼亦出妻”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伯鱼的老父亲孔子。

子思出生在父亲死去的那一年，他是伯鱼的遗腹子的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伯鱼生前，不知道妻子腹里所怀是男是女。这就大大增加了孔氏的悲凉气氛。孔氏有绝嗣、倒灶的可能。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的时间最长，在卫有较多的人脉，“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孔子世家》）。伯鱼之妻可能是他随父亲孔子在卫时所娶，故称之为“卫姬”。

伯鱼之死对伯鱼之妻卫姬来说是沉重打击，襁褓中的男婴子思是她的生命支柱。孔子在其生命最后五年，从子思的出生，看到了延嗣的希望。他不能不听从儿媳卫姬的意见，让儿媳走出孔氏，返回卫国另找婆家。

孔子曾嘱咐伯鱼学诗学礼。生于诗礼之家的伯鱼之妻卫姬，带着襁褓中的子思返回卫国，有归宁的性质。这或多或少冲淡了失去丈夫的悲痛。卫姬归宁不久，改嫁给一个姓庶的男人。

伯鱼之死，对孔子的打击不比弟子颜回之死小。他七十三岁离开了人世，由于孔氏家里无人，于是众多弟子为孔子办丧事、庐墓，增加了人气。弟子们把子思从卫国叫回鲁国孔家，据推测，这最早也在他八九岁束发受书之时。

子思对怀抱、抚养他长大的母亲有深厚的感情。《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汉儒郑玄注：“嫁母也，姓庶氏。门人，弟子也。嫁母与庙绝族。”元儒陈澔《礼记集说》：“伯鱼卒，其妻嫁于卫之庶氏。嫁母与庙绝族，故不得哭于庙。”《汉语大字典》：“庶，姓。”《通志·氏族略五》：“子思之出母庶氏。《急就章》有庶霸遂。”门人的质询大意是，你那为庶家生了孩子的母亲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孔氏家庙里哭泣她呢？郑玄注子思出嫁的母亲姓庶氏，不妥，从陈澔注。

子思因财力和时间不足，不能到卫国为改适的母亲奔丧，为此他感到深深地遗憾，对关心者的质问，只好支吾其词。

《礼记·檀弓上》：“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汉儒郑玄注：“子思，孔子孙，伯鱼之子。伯鱼卒，其妻嫁于卫。柳若，卫人也，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元儒陈澔《礼记集说》：“柳若，卫人。伯鱼卒，其妻嫁于卫。有其礼，谓礼所得为者，然无财则不可为礼。时为大，有礼有财而时不可为，则亦不得为之礼。”

子思又出妻：孔氏“娜拉”四世出走，“子思令子上不丧出母”

子思学究天人，对孔子思想有很大发展。“鱼生子思，名伋，尝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授弟子孟轲之徒数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孔子家语·后序》）。

清儒徐润第认为，儒家经典中别的都是零星散说，天人之学只有三巨著：孔子解释《易经》的《十翼》、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学者欲知圣学全盘规模，此三书缺一不可。《易》自乾起，《中庸》自天起，《大学》自明德起。德即性，其明则所谓昊天曰明者也。天乃乾之成象者。乾乃天之性情也。是三书皆自天说起也。君子务本，本立然后道生。探道之本，不得不知德性，探德性之本，不得不知天。”（《敦艮斋遗书·臆说上》）

徐润第引《中庸》前三句，论述了思、孟对孔、曾的继承发展：“孔子之教，原分两路：忠恕之教以授曾子，文礼之教以授颜渊。子思述孔子之教亦分两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一本而放之万殊，即忠恕之义也；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由万殊而返乎一本，即文礼之旨也。”（《敦艮斋遗书·剳记·丙戌》）

子思把夫妇之道，视为君子之道的开端，把天地视为君子之道的委，对夫妇一伦的认识，天人合一，异常高明。然而子思在处理自己夫妇关系上，遇到了和祖父孔子非常相似的问题。

子思提出一系列世界哲学的伟大命题，得力于他排除一切杂念的静心玄想。他能勘透性地之真境，却对身边的真人关注不够，“行其庭不见其人”。妻子不能忍受子思对她长期的漠视，提出分手。子思回应是：“你是率性的、自由的，你走吧！”夫妇好合好散。其妻改适后夫，子思继续其玄想和教学。人生一晃而过，子思那出走的妻子死在他的前头。

为不为改适的妻子在孔氏家庙举行丧礼？处理此事时，子思仍健在，儿子孔白（字子上）听从子思的命令。

《礼记·檀弓上》：“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元儒陈澔《礼记集说》：“子上之母，子思之出妻也。礼为出母齐衰杖期，而为父后者无服，心丧而已。伯鱼、子上，皆为父后，礼当不服者。而伯鱼乃期而哭，夫子闻之曰甚，而后除之。此贤者过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丧出母，正欲用礼耳。而伯鱼丧出母者，以道揆礼而为隆杀也。犹惟圣人能于道之所当加隆者，则从而隆之，于道之所当降杀者，则从而杀之。污，犹杀也。是于先王之礼有所斟酌，而随时隆杀以从于中道也。我则安能如是哉。但为我妻，白当为母服；今既不为我妻，则白为父后而不当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礼，不欲使如伯鱼之加隆也。”

徐润第《敦艮斋遗书·杂言》中引傅山对此事的评论说：“青主（傅山）先生著学解，其词曰：思孔氏丧出母，而思则令子上不丧出母，其著也。子思之母死于卫，而子思亦以有礼无财，有财无时言之。其义亦犹乎道隆从隆，道汙从汙，而以其为母也，难乎直情行之，故支吾其词。若子上之母，则思可径行者也。故不令白丧之，其于先君之言行何如也？”徐润第对傅山的见解极为赞同。

傅山、徐润第的意思是：为出走的母亲举行丧礼，是孔子、伯鱼遵从先王之道为孔氏立的家法。到了子思这一代，学而有见，对家法实行大胆改革，令儿子子上，不再在家庙中为出走的母亲举行丧礼：“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这改革的幅度，相当于汤武革命，对他的得意门生孟子也有重大启发。

这种精神也传给了徐继畲。他接着讲了孔子之妻、伯鱼之妻、子思之妻“三世皆改适”的史事，不非寡妇再醮。

本人在梳理孔氏四世出妻前，已经浏览过明清以来，在“三从四德”礼教引导下，本家族的多名烈妇、寡妇，以及他姓的一些红寡妇、黑寡妇。她们的行为和命运，与孔氏四世家庭主妇相隔云泥。综观孔子母亲、妻子、儿孙媳妇这四代家庭主妇，她们并没有被自己的丈夫“圣王之裔”“圣人”“述圣”等神圣光环、神圣事业所束缚，将其视为终身唯一的伴侣。她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走出家庭，另找合适伴侣的道路。

孔氏四世做了仁爱的明德实功，达到至善境界，是异常符合人性的。然而，经籍记录的孔子言论，与孔氏四世出妻的善行却明显相悖。《孔子家语·本命解》：“孔子曰：‘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幼从父兄，既嫁从夫，死从子，言无再醮之端。”《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记录的孔氏之行如彼，记录的孔氏之言却如此。记录的孔氏之行，比记录的孔氏之言更人性，更有说服力。然而两千多年来，无违三从，却成了左右妇女命运的不二信条，戕害了无数善良却有些糊涂的妇女。我们即使致力于孔子重返圣坛，也有必要清理一下后人记录下的他那庞杂矛盾的礼教遗产，空灵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回归其人性、仁爱的本来面目。看来，似乎需要来个“礼失求诸‘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