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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数解构 思乡情何沉
——王鼎钧散文名作《脚印》解读

2017-07-15安徽吴礼明

名作欣赏 2017年1期
关键词:王氏王鼎钧解构

安徽|吴礼明

文本解读

王鼎钧先生的散文名作《脚印》已入选大陆语文版教材,应当说体现了编者的眼识。但要想从容地提拎这位华语世界语言大师的作品,其实并非易事。

王氏《脚印》就其大体章节来说,除去开头简短的感发议论之外,自第二段始,行文实际上经历了往复性肯定与否定矛盾展示之过程,从中不难发现作者的思乡情结,在经历了心灵的曲折、痛苦乃至于绝望之后终获解开,对于情感与时间来说,都是释然。这当然得力于他数度使用“解构”的手段,让文本在迂回曲折的表达中将“别样的思乡”坐实。

行文首先讲述了人死之后鬼魂捡拾脚印的浪漫传说,随即以理智(“怀疑”)解构了这个浪漫的传说:“鬼魂怎能如此潇洒、如此淡泊、如此个人主义?”因为“末日大限将到的时候,牛头马面不是拿着令牌和锁链在旁等候出窍的灵魂吗?以后是审判,是刑罚,他哪有时间去捡脚印?以后是喝孟婆汤,是投胎转世,他哪有能力去捡脚印?”这一解构,意在打掉个人的幻念,要看到鬼魂世界里的种种残酷。这一解构,也让人看到现实世界某种真实的情状。

再看,原以为解构了“鬼魂捡拾脚印”的浪漫传说,行文用笔可能会“灰冷”起来,岂料作者往回一折,说:“至于我,我要捡回来的不只是脚印。那些歌……那些泪……人散落,泪散落,歌声散落,脚印散落,我一一仔细收拾。”原来,在解构的同时,却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和用意。这是欲损反益之法。作者所想的,比鬼魂们更痴迷更执着更“贪心”,这自是源于他对故土的情结。王氏仿拟鬼魂传说,虚拟死后捡拾脚印、歌声和泪水,要将一切行迹,人生的悲喜都收拾干净,以“向夜光杯中仔细斟满葡萄美酒”。而这当然是过于浪漫了。

不过,王氏随即又进行了一次解构。他再度回到理智的层面。“也许,重要的事情应该在生前办理,死后太无凭,太渺茫难期。也许捡脚印的故事只是提醒游子在垂暮之年做一次回顾式的旅行,镜花水月,回首都有真在。若把平生行程再走一遍,这旅程的终站,当然就是故乡。”于是,文章由鬼魂传说,转入到现实中的人生回顾。这就是行文第七段的“年光倒流旅行”。王氏一并回顾了二十岁时不盲目跟风的静气与独立,十五岁时憧憬于恪礼守约的中国和六岁时泥地上的好奇心体验。这些,当然就是一份浪漫的回顾(不过,似乎又带有鲜明的选择性,后文再论)。

而依循前文的行文逻辑,随后,作者在第八段,即以自己浪漫的拟想遭遇冰冷的现实及所遇社会身份的尴尬,再一次解构了自己“还乡”的冲动及举动。他写道:“事实在海关人员的眼中,在护照上。事实是访旧半为鬼,笑问客从何处来。”不过,王氏高明的地方,是并不滞于消极情感的某处,相反,他用冷峻、犀利的眼光来审视面前的一切;甚至,他还有高级解构的秘器——解嘲,来应对情感上一再三复的尴尬,并体现在“化解”的功夫上。

我们看,王氏说:“但是人有时追求感觉,忘记事实,感觉误我,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感觉我是一个字,被批判家删掉,被修辞学家又放回去。我觉得紧身马甲扯成碎片,舒服,也冷。我觉得香肠切到最后一刀,希望是一盘好菜。”先解释一下有关字句。第一句中之“我”,当然是指感觉的“我”,情感的“我”,怀着浪漫回忆之念的“我”。第二句中后一个“我”承接前一句感性的“我”,自然是一厢情愿的“我”,是“爱”,是“痴”,是“傻”,是“迷”,是“执”。还有,“批判家”是指理性或客观,而“修辞学家”则指感性或主观。在这篇散文里,在思乡、还乡的问题上,作者就经历着反复性情感与理智的复杂较量。当然,“批判家”也可以指当时海峡两岸通过电台、报刊等传媒发声的批评人士,他们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种种指斥对方的言论;而“修辞学家”,也可以指在两岸情势紧张时,仍然理解和支持彼此的人士。至于“紧身马甲”,还是承接前意,指情感或感觉所围裹起来的浪漫想象。而所谓“香肠”,亦作如是观。

可能是作者深怀政治上的畏惧,也可能是文中所述及的“访旧半为鬼,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事实,时空皆换,物是人非,让人不堪面对。总之,浪漫与现实,理想与客观之间,在此一时无法调和。不过可以看出,王氏面对还乡这样的“情感行动”,他一方面深知现实与事实的残酷,但仍然寄托于自己的情感与感觉,而并不希望将一切毁坏掉。他只是稍稍触及了一点客观与事实便敏感地弹缩回身子,他不愿意去碰触。在“浪漫”和“现实”之间,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浪漫”的站位。他甚至为了那份浪漫而解构了“脚印”——每个人的甚至是一生的经行既往史。他说:“我有脚印留下吗?我怎么觉得少年十五二十时腾云驾雾,从未脚踏实地?”显然,这是他回避了去故园故土重寻历史旧迹的努力。这,应当是文本的一个巨大的解构。在情感与理智尖锐对立之时,正如前文一再提及,到底还是情感战胜了理智。于是最后,行文又重新回到以情感和传说建构自己故乡的情境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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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40岁万籁无声,忽然满耳都是还乡、还乡、还乡”,在死寂隔阂四十年后,而终有一天,当政治的形势已经不再森严对峙时,相互封闭的闸门一下子打开,“还乡潮”汹涌澎湃而来,可是,王氏却深感不适应。一个整日里叫着要还乡的人,现在对岸的闸门打开了,却无法面对。面对满耳的“还乡、还乡、还乡”,他由胆怯到退避,再到“漠不关心”,处处都巧妙地掩盖了他的沮丧、焦虑和心痛。他居然无家可归!他有难言的心伤。这是莫大的悲哀和无言的心痛。文章极深沉无奈的地方正在这里,是要读者静思和深想的。

随后,作者话锋一转,像打起了轻快的口哨,又像是对谈的话题转移,他说:“你还记得吗?乡间父老讲故事,说是两个旅行的人住在旅店里,认识了,闲谈中互相夸耀自己的家乡有高楼……”于是行文转入了新的故事传说。这实际上是王氏的一番解嘲。而其间,无论是第一个故事(“楼顶上有个麻雀窝,窝里有几个麻雀蛋……窝破了,这些蛋在半空中孵化,新生的麻雀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贴地飞,然后一飞冲天”),还是第二个故事(“有一座高楼,有一次,有个小女孩从楼顶上掉下来了,到了地面上,她已长成一个老太太”),其实都是对前面“腾云驾雾,从未脚踏实地”一句的回应,都强调对生活过程的刻意遗忘,对“脚印”的刻意遗忘。最终,在一个貌似相互吹嘘的故事传说中,让沉郁的情感获得了一次尽情的释放。如此,将一个老游子面对突如其来的“还乡潮”的却步、逡巡、苦闷与自慰之情,都尽情地表达了出来:尽管归路断了,但任何人都阻隔不了一个游子将故乡中已融入骨髓的成年前的那一段揽入心头的事实。所以,行文说:“你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东西,忘了故事,忘了歌,忘了许多人名地名。怎么可能呢?那些故事,那些歌,那些人命地名,应该与我们的灵魂同在,与我们的人格同在。”由外在的还乡重寻故地行动,到化为内心深沉的记忆和默想,形式变了,但思乡的内容并没有变,相反,似乎更为直接和纯粹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思乡的悲情转化为喜剧,亦即意味着作者思想由先前的执着化而为彻悟和豁达。无论是“落蛋变飞鸟”的故事,还是“女孩变老太”的故事,都含着喜剧和解嘲的色彩,是自外而向内,是从求诸外在而转为求诸内心,是在饱经沧桑之后生命和人生的更为纯粹而本质的顿悟。于是,长期因思乡而起的思念尤其是种种焦虑,现在都在瞬间消散,大悲大痛在夸张的荒诞喜剧面前,都破涕为笑了。这当然是一次割舍,是与外在的故乡,与过去的发生在故土上的历史所做的一次切割,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次取舍。自然,也是一次大的解脱。而对长期思乡苦不堪言的作者来说,既往的历史和“脚印”,曾经是他化不开的心结,现在终于获得了化解,而纠结的心也因此而释然,这自然是新的开始。所以,文末作者写道:“我一旦回到故乡,会恍然觉得当年从楼顶跳下来,落地变成了老翁。真快,真简单,真干净!种种成长的痛苦,萎缩的痛苦,种种期许,种种幻灭,生命中那些长跑、长考、长年煎熬、长夜痛哭,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发生……这不是大解脱、大轻松,这是大割、大舍、大离、大弃,也是大结束、大开始。”

最后,作者还不忘幽默地写道:“我想躺在地上打个滚儿恐怕也不能够,空气会把我浮起来。”显然,是在模仿“落蛋变飞鸟”的故事,带有那么一点搞怪的味道。

知人论世

当然,名作《脚印》中还有不少棘手之处,并不被轻易破解,由此可见解读上的难度。

可能因为缺少了时代背景,以及海外游子心路历程的充分介绍,同时还因为缺少了对作者散文风格的足够认知,致使文本解读起来非常不顺。事实正是如此。不少教师在教授时都深感头痛。如此美文,却无法“下手”,只得干瞪眼而仅获一点肤浅的印象,这对编入教科书的名作来说,显得颇为尴尬。

现在看来,“捡拾脚印”的故事,说白了,是一个死后的人化身为鬼魂,以“一次回顾式的旅行”,将人间的所有痕迹及自己的全部历史都消抹掉。想来,拾脚印的鬼魂一定感慨万千,怕也多半感伤不已,可能是这个浪漫故事的底本。所以,作者显然不想简单“就范”于此,而是力图挣脱出来。他说:“古圣先贤创设神话,今圣后贤修正神话,我们只有拆开那个森严的故事结构,容纳新的传奇。”对于饱经沧桑、从风浪里顽强生存下来,“把人放在历史风云激荡的漩涡里加以表现”的作者来说,其足迹所触及之处,人生所经所行,却要艰险、壮观和复杂得多。因而王氏发痴愿,捡脚印,同时一并重拾歌声和“化为铁浆”“凝成铁心钢肠”“钢铁还原成浆”的冷泪老泪。又说:“我一一仔细收拾,如同向夜光杯中仔细斟满葡萄美酒。”以老道之眼看沧桑之往,发透自然更为充分。但是,这种行为仍然属于“个人主义式”,甚至一厢情愿而过于浪漫了。

在作者冷静的理性看来,人生实际上要客观和无情得多,严峻和冰冷的现实常常将一切击碎。在另一篇“答记者问”里,他说:“我是赤着脚走路的那种人,路上没有红毯,只有荆棘。中年以后整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发生了一个疑问,当年走在路上,前面明明有荆棘,为什么走在前面的人不告诉我呢?前面有陷阱,为什么没有人做个标记呢?前面有甘泉,为什么去喝水的人不邀我同行呢?经过一番研究,我知道一般人在这方面是很吝啬的。于是我又衍生出一个想法:我一边赤脚行走,一边把什么地方有荆棘、什么地方有甘泉写下来,放在路旁让后面走过来的人拾去看看。”尽管如此,作者与人为善的心田,还是为良善培育了新的种子。作者否定了一个过于烂漫的还乡的幻想,可能还由于更深的善的因素,也许与当时整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处境不无关系;所以捡拾的“歌声”与“热泪”里,以及门外、窗外、墙外等所到的脚印,就并非如某些参考书上所言为“情人的印记”。此外,正如作者在《生命对话》一文中所说:“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忆录不等于回忆。”对于作者来说,他痴迷于还乡,不拒斥于回忆,就在于他敢于面对和内心的真诚。当然,这也还含着王氏自身的一份使命。

王氏虽以基督教为信仰,佛家的观念也不少,而儒家文化始终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与生命对话》里说:“作家的遭际、见闻、思考,都是上天给他的讯息。作家接收信息,‘译’成文学,纵不能参化育也要尽善美,纵不能尽善美也要求善求美,在有限的善美中表现无限的天机。世缘可得可失,恩怨可了可忘,利益可有可无,吾生有涯,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以说,求善求美,直至“参化育”,显示了他在为人与为文上的自觉追求。

王氏前半生颠沛流离,小学尚未读完,对日抗战开始,这一场在千万中国人心头上烙下难以磨灭伤痕的战争,同样也影响了他的一生。战争中,他被迫与家人分离,离开故乡,冲破封锁线,成了流亡学生。这种非常的生活,迫使他从无忧的童年,骤然经受人生的苦难,又成了一个无依的少年。但是,对此惊天巨变,深执善念和家国情怀的作者,回记这段时期,曾如是写道:“流亡期间,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和大地有了亲密的关系,祖国大地,我一寸一寸地看过,一缕一缕地数过,相逢不易,再见为难,连牛蹄坑印里的积水都美丽,地上飘过的一片云彩都是永恒的。我的家国情怀这才牢不可破。”

这些又都促成了作者对往日的充满不舍之情的回忆。他谈苦难,很多时候则刻意避忌,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春风少年,一个好奇的少年,一个仍然怀揣理想的少年,仍然透过时代的浓烟,站在河山的高处向着我们招手微笑。这就是《脚印》里所写的:“我若站在江头、江尾想当年名士过江成鲫,我觉得我20岁。我若坐在水穷处、云起时看虹,看上帝在秦岭为中国人立的约,看虹怎样照着皇宫的颜色给山化妆,我15岁。”这每一段的往日都是真切的,要强的,乃至坚强的。而其时,山河残破,人民流离,悲惨连连啊。

然而,抗战虽然胜利了,但现实的艰难依旧。国共分裂,内战惨烈,海峡对峙,同是中国人却被无形地分隔开来。稍稍回顾一下1949年及以后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就都知道,有多少人民与士子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抗战之后辗转去了台湾。而在所谓“光复”之念无望后,有多人在绝望中消沉,又有多少人终老客死他乡,都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故乡,成了多少人魂牵梦绕而无法触及的所在,故乡之念,因为生死难及而成灰念,并最终成了畏惧与禁忌。而王氏1949年以宪兵之身来到台北,笔耕于文艺,又曾听命于时局政治,当然也与所有赴台的人们一道,经受了异乡游子无数轮灵魂辗转和挣扎之痛。1978年,王鼎钧应美国西东大学的邀请,赴美编写华文教材,两年期满之后西东大学继续聘他,从此,定居美国纽约,离开生命中的第二家乡台湾。对王氏来说,与其说是一个选择,倒不如说是一个残酷的逃遁,有如遁入空门。王氏每当回忆这一段,心中似乎有说不出的痛。他说:“美国是我的空门啊!当我踏入美国机场,喝着饮水机中的水,我就告诉接机的朋友,这水,是忘魂水,从此要我忘记以往的一切。”这,似乎就是《脚印》里所提到的“是喝孟婆汤,是投胎转世”。对此,王鼎钧还在《海水天涯中国人》一书中说过:“时代用挤牙膏的方法把我挤出来,从此无家,有走不完的路。”事实上,从十四岁那年离开家乡,当起流亡学生,王鼎钧就已无可奈何地走向人生的空门。而赴美之后的生活是否也要写?王氏摇摇头,淡淡地说:“我在美国就等于死了!到了美国以后就没有生活了!没什么好写。”他还说,“我也不知道,大陆开放后,我曾向老家查问过,但老家的亲人都不在了,资料也没了”,“说(生日)是1925年4月4日,也是在台湾报户口时随便说的”。而这一日,是王氏当年做流亡学生,学校承办人员帮他填写的,而这天是学校的校庆。正因为如此,即使能够倒着回忆,渐渐逼近故乡,最终难免沉浸在伤悲之中不能自拔。

但是,这与作者的写作风格,与做人的良知是相违的。含有《脚印》在内,出版于1988年的《左心房漩涡》一书,所写所记均为故国之念,虽有刻骨相思,却幽而不怨,伤而不滥,潜气内转,愈见沉郁。有评论说:“令每个或年长,或年少的读者,都能感到一股思念大中国的情怀,热滚滚的流动在心房心室中,形成漩涡,越漩越深,难以自拔。”所以,不愿意说的,作者最终都不会说。多少回忆,在这些文字里,都仅仅是一笔带过,浮现一下,然后转入水底,化而为无形的漩涡,渐渐地消逝而去。

正因为种种客观与情势所限,人事已非,与故乡所有的联系又都中断,所以作者人到中年之后心中突涌的思乡与还乡的冲动,与因政治等因素而回不了故乡的事实之间产生了冲突,激烈而难消。而最为诡异的是,“四十年万籁无声,忽然满耳都是还乡”。是啊,政治气候一旦出现变化,于是人人竞相赴陆“回巢”,还乡成了巨大的冲压。那么多人都拥挤着回乡,从他身边挤过去,然而,作者却不能,他仍然有很多惊怕。也难怪,他对于故土上的政权仍然无法有更多的了解,因而最终,彼时的他只好再度回到一个虚拟的故事情境之中。正如台湾翰林出版社所做的一个阅读专题里所揭示的:“最后以传说刻画大解脱的境界,离乡如从故乡般的高楼落地,四十年流离苦难的岁月,化为刹那,一切都不曾发生,一切都可割舍抛弃,让一切从头开始吧。”在这一份刻意的解脱里,所有的过程都消失,所有的不顺都被铲平,所有的苦痛都淡隐而去,于是,《脚印》行文以另外一种荒诞的方式,回到了开头由自己所否定的那个传说之中。以传说对传说的方式,以浪漫而解嘲的方式,将痛苦和尴尬都深埋后结束了行文。

当然,对于作者来说,所谓浪漫与解嘲,都是他真实灵魂、真实情感的披露。

作者曾接受台北世界新闻大学教授廖玉蕙女士的访问,自述在文学创作途中摸索成长,有这样一段话:“1980年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观望了一阵子,确定海外关系不致伤害亲友,就歇心悔过大索天下,向故旧印证传记材料。当时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动,这种类似死而复活的激动,类似前生再现的激动,必须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而且迫不及待。所以《左心房漩涡》在自传《昨天的云》之前写成,面目腔调和《昨天的云》不同。”这也大致可以解答作者在写作《脚印》时的一个情因。

作者又说:“1982年,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讯搜索,向‘隔世’寻找我‘前生’的旧识。”“五十年了,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旧人怎会仍在原处?不错,内战期间的大迁徙,战争停止后的大清洗,他们劫数难逃。他们的星球爆炸了,他们散落在黑龙江、内蒙……做旧世界的碎片。谢天谢地,他们还活着。种种磨难都是事实,可是他们活了过来。谢天谢地,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不了解这一段,就无法读懂他在《脚印》中何以绝望到要毁灭“脚印”的地步。

①—⑯均引自王鼎钧《脚印》原文。

⑰引自楼肇明:《谈王鼎钧的散文》,见《王鼎钧散文·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⑱王鼎钧:《答〈幼狮少年〉读者问·十》,王鼎钧《作文三书·作文七巧》,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9—100页。

⑲王鼎钧:《脚印·课文说明》:“而‘在你家门外、窗外……恐怕高过你家的房顶’一句,显然是他对爱人的宣告,是他的青春舞曲中的华彩乐章。”见《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语文基础模块上册教师用书》,语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⑳㉑㉙㉚王鼎钧:《与生命的对话》,《昨天的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第251页,第252页,第252页。

㉒㉓㉔㉕㉖转引自李宜涯:《文路无尽誓愿行——力求突破的作家王鼎钧先生》,王鼎钧《作文三书·作文七巧》,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8—129页,第130页,第130页,第128页,第131页。

㉗见名为“一方阳光王鼎钧——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网文http://www.docin.com/p-714318671.html。

㉘廖玉蕙:《纽约访问捕蝶人》,见王鼎钧《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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