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马臻

毫无疑问，孙绍振先生的文本解读，是近年来语文教育改革中涌现出的一个奇迹。其汲取中西学术资源、苦心孤诣所独创的孙氏文本解读学，以及数量庞大、涵盖了几乎所有文类的文本解读文章，全面刷新了中学文本解读的水准，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了一座数量惊人的解读宝库，在语文界影响巨大。

然而，当下对孙氏文本解读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操作层面乃至搬用层面，能提出问题、加以分析的还很少。本文试图按照孙先生所提倡的寻找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从两个层面对孙氏文本解读学加以审思，以期深化我们对孙氏文本解读学的理解，为学习孙氏文本解读学探寻一些必要的“津渡”。

源流何在，中国还是西方？

首先，我们必须探寻孙氏文本解读学的根源，找到它所形成的立足之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它、学习它，并分析它的特殊之处。关于这一点，孙先生自己在2012年出版的《月迷津渡》自序中有一段经典陈述：

从根本上来说，我的细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我的追求，是中国式的微观解读诗学，根本不在西方文论的演绎。其实践源头在中国的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师承了中国文论的文本中心传统。其哲学基础是对立统一、辨证二分法，辅之以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的三分法。价值系统来自经过朱光潜先生阐释的康德的审美情感（或译“情趣判断”）论。方法结合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细胞”形态的分析，从逻辑上升到历史的具体分析，从而扬弃了新批评细读的封闭性。从逻辑上来说，我对西方文论盛行的演绎法保持着高度警惕，更多依仗直接归纳，在归纳和演绎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的建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我这里，既是观念（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又具有形而下的操作性。

这差不多就是先生对自己多年研究的一个总结。孙先生致力于创建中国式的微观解诗学，认为自己的文本解读（即“细读”），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但在具体的陈述中，所包含的中国成分，只有两条，一是“实践源头在中国的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师承了中国文论的文本中心传统”，二是师承了“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的三分法”。其中第二点颇让人疑惑。首先，老子如此简约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否就是一种哲学上的“三分法”，是有很大争议的。不少学者认为所谓一、二、三以至万物，无非是表示“道生万物，愈生愈多之意”，如“必以一为太极，二为天地，三为天地相合之和气，则凿矣”（蒋锡昌：《老子校诂》）。其次，老子玄妙的三分法与孙氏文本解读学有什么联系，孙先生并没有阐明，似乎也从未在此前孙先生的论文中出现过。在我看来，上述对于中国传统的继承，可能是孙先生出于创建中国式微观解诗学而有意进行的事后建构，为自己的学术体系补建中国传统地基。至少在此之前，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也缺乏这种自觉。比较此前孙先生对自己所进行的学术总结，不难看出其中端倪。在更早的《名作细读·自序》中，他如此总结自己的文本解读学：

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不下百篇的文本，在分析的过程中，自然贯彻着我的宏观理念，如与机械反映论相对立的审美价值论，与真善美统一相对立的真善美三维“错位”理论，在方法论上，用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的内部矛盾转化的模式，还有结构主义的层次（表层和深层）分析法。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普遍方法……我还提出了还原（与现象学的还原不尽相同）和比较（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历史比较和逻辑比较）。

这一陈述，尚未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和老子的“三分法”，而对自己的学术基础概括，基本取自西方学术系统而加以消化和扬弃。在写于2000年而修改于2006年的一篇学术自述中，这种表述更加鲜明扼要：

我的全部理论其实只有四种成分：第一，是作为美学观念基础的康德的审美价值论；第二，是作为具体方法的结构主义；第三，是作为内容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层次分析；第四，将这一切综合起来使之成为系统的，是黑格尔的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法模式。

在这四种成分的基础上，孙先生还补充了一种，即“经典文本的阅读经验的直接归纳”，并认为对于经典文本解读经验的直接归纳，是自己理论上进行创新的基础和原动力。这一总结中，依然没有看到孙先生对于中国文本解读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孙先生的文本解读学，其核心恰恰不是对于中国传统文本解读（诗话词话、小说点评）的继承与创新，其哲学基础，也不可能是老子的“三分法”。这有孙先生自己的表述为证。在《月迷津渡·自序》中，孙先生总结全书的写作过程，曾经感慨：

从全书看来，宏观体系仍然不足。原因在于对我国古典诗歌理论宝库，特别是与微观分析有直接联系的诗词评点，资源相当薄弱。正当无奈，余友陈一琴君自天而降……

孙绍振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散文家。但古典文学包括古典的诗话词话、小说点评，一直不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虽然他在这一领域也有突出的见解，比如对“诗酒米饭”“痴而入妙”等古典诗词批评理论的高度表彰与阐发。也因此，他才有这样一种“无奈”——“对我国古典诗歌理论宝库，特别是与微观分析有直接联系的诗词评点，资源相当薄弱”。正是因为孙先生的学术基础、学术路径与一般的古典文学学者迥异，他的孙氏文本解读学，才有着与前人不一样的思路与神采，开拓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事实上，拿孙先生的文本解读（以古典诗词为主）和现当代一些著名的诗词专家之解读进行对比，其理论基础、思维方式、言语形式之迥异，一目了然。很难想象顾随、程千帆、沈祖棻、林庚、唐圭璋、周汝昌等古典诗词权威会有孙先生式的解读论文，而这些古典诗词研究界的权威，对中国古典诗话词话的继承，比孙先生恐怕更加直接和深厚，更多带有古典印象式批评的痕迹。

孙先生之解读学，来源于西方哲学、文艺学的精深造诣，并融化在自己多年的审美阅读经验之中。其特点有二：一是每每有着迥异于人的理论资源，因为他在吸收消化西方美学、文艺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以之衡文析理，十分锋利；二是他的思路特别具有逻辑性，层次清晰、鞭辟入里，学术化、体系化倾向明显，显然经过多年的西方哲学的训练和陶冶，非同一般。试看孙先生如何分析李白《早发白帝城》之第三句：

前面两句，“白帝”“彩云”“千里江陵”都是画面，都是视觉形象，第三句超越了视觉形象，转化为听觉。这种变化是感觉的交替。此为第一层次。听觉中之猿声，从悲转变为美，显示高度凝神，以致因听之声而忽略视之景，由五官感觉深化为凝神观照的美感。此为第二层次。第三句的听觉凝神，特点是持续性（“啼不住”），到第四句转化为突然终结，美妙的听觉变为发现已到江陵的欣喜，转入感情深入获得解脱的安宁，安宁中有欢欣。此为第三层次。猿啼是有声的，而欣喜是默默的，舟行是动的，视觉是应接不暇的，安宁是静的，欢欣是持续不断的，到达江陵是突然发现的：构成的张力是多重的。此为第四层。这才深入到李白此诗感情纵深的最底层。古典诗话注意到了李白此诗写舟之迅捷，但却忽略了感觉和情感的层次的深化。迅捷、安全只是表层感觉，其深层中隐藏着无声的喜悦。这种无声的喜悦是诗人从有声的凝神中反衬出来的。通篇无一“喜”字，喜悦之情却尽在感知、情绪的多重而又凝聚于瞬间的动态结构之中。

孙先生在自述时，曾论及自己多年研读黑格尔和康德，有“刻骨铭心的影响”（《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序》），这一点不容忽视。他的自认为早年所作“《文学创作论》乃奠定学术基础”（《孙绍振自述》），而《文学创作论》基本上是在对西方美学、文艺理论进行学习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文艺理论的。孙先生之文本解读，能够跳出古典诗话词话、小说点评之窠臼，一反印象式批评的模糊漫漶，运用辩证法和结构主义，抓住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精妙朦胧的审美感受加以层层分析、层层突破，组织成条理明晰学术化语言，其最基础、最根本的“内功”，正是来源于西方哲学、文艺学的长期研读、批判、融汇与创新。虽然后来孙先生“已经不再满足于就诗论诗，转而注重学术文献的梳理和历史成果的吸收，以中国传统细读的理论扬弃西方当代诗歌理论，进行中西接轨”，但这种对于古典诗歌批评资源的自觉吸取和扬弃，是在他已经有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之后才开始的。其文本解读中的理论体系早已成型，古典资源只是一种参照、阐发而已。因此，我以为，西方哲学和文艺学的深厚根底，才是孙氏文本解读学最独特、最基础的地方。许多诗词研究权威在对古典诗的微妙感受上未必输给孙先生，但却写不来他那样鞭辟入里、层层突破的论文，根源正在此处。研究和学习孙氏文本解读学，这一点不容忽视。

孙先生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向中学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哲学化”。在为一位中学青年教师的文本解读作品集写序时，孙先生专门提出，应该“把层层深入地提出问题，步步紧逼地具体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自觉化”， 即“哲学化”，因为“要使吉光片羽的感想达到高度抽象的、层层深入彻底的一元化，没有理论的自觉和逻辑的严密，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历史的接力”。

如何“授之以渔”

但是，即使是提出了“哲学化”这样一个文本解读的学习“门径”，孙先生依然对如何有效地传授文本解读的方法怀有困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月迷津渡》的自序中，孙先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文本解读“比之《名作细读》中之大部分质量有所提高”，颇感欣慰。但另一方面，却又不乏困惑和无奈：

编辑此书时，心情颇为复杂，一则以喜，乃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甚具难度的微观分析上颇有进展；一则以忧，因为在根本上，个案分析的局限不可讳言。毕竟是解剖麻雀，虽然五脏俱全，但是，宏观理念和方法全为隐性。虽于个案可在月迷之中寻觅津渡，然在方法论上难免雾失楼台之叹。授其鱼不能授其渔，其憾何如！

孙先生慨叹“授其鱼而不能授其渔”，这个“渔”，照前文的意思，应该指的是隐性的“宏观理念和方法”。但是，孙先生不是已经写过大量的文章，从艺术感觉的还原、多种形式的比较、情感逻辑的还原、价值的还原、历史的还原和比较、流派的还原和比较、风格的还原和比较等方面，非常透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还原比较法”，并用鲜活的文本解读实践来展示了，为何还有如此之感叹？

我以为，孙先生有如此之感叹，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如上所述，孙先生致力于在对西方文论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式的文本解密流派”，这是一个系统而长远的工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资源并不能给孙先生以足够的支撑，故与自己的追求尚有一定差距。

二是孙先生认为以“个案分析”为特征的文本解读只能授其以鱼，而不能授其以渔。这个“渔”，不仅仅是指孙先生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核心，影响很大的“还原”解读法，更是指宏观的理论体系。对“打破形象天衣无缝的统一，进入形象深层的、内在的矛盾”为旨归的还原解读法，孙先生的自我评价是“这样还原的局限是偏重于形而下的操作”，他的追求是：

不是从定义开始，从概念到概念兜圈子，妄图一揽子解决文本解读的课题，而是从经验开始，进行第一手的直接概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图原创地归出文本唯一的、不可重复的特殊性，再辅之以演绎法。

在还原比较、个案分析、归纳文本特殊性的基础上，辅之以演绎法，从形而下的操作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提炼出新的理论与方法，并形成一个相对完备自足、可资使用的体系，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学术任务，能否成功，无法预料。虽然孙先生已经通过多年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独创的真善美三维“错位”论、情感价值论、“审丑”“审智”美学以及“打出常规”“心理错位”等小说理论，但并没有穷尽这一目标本身的可能性。而广大中学教师往往只注目于孙先生所提供的“鱼”，即现成的文本解读，而往往忽略“渔”，即孙先生立足于期间的理论。孙先生曾指出：“许多一线的教师，很喜欢我的文本解读，却忽略了我的解读的理论基础。”他的以《文学创作论》《文学性讲演录》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才是其文本解读的“道”和“体”，而还原比较法只是“用”，文本解读的成品则是“器”。

事实上，从现有的语文界常见的文本解读方法来看，即使是“还原比较法”，真正能够自觉学习并运用的老师都很少。因为没有良好的西方哲学思维训练，没有精深的理论修养，想将还原比较法发挥到精彩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是真正的文本解读，不是按照现成的哪怕是很精辟的理论进行演绎，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方法进行演练。这首先要求的是读者要有极其优异敏锐的文学审美能力。这牵涉一个人的悟性、修养、智慧和能力。而这些东西不像具体的知识和方法，是无法传授的。孙先生曾说：“能力不同于知识，在于反复才能习得。几乎每一文本的分析都是对能力的一次挑战，而挑战需多次反复方能真正奏效。”也就是说，面对文本，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与方法，只有反复的“挑战”与“习得”。他在形容一往无前的文本分析时还说：“一日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这正是智慧的尖端，生命的高峰体验。”这种智慧乃是才情焕发之笔，携多年积累之功、顿悟通透之妙，方能达成 “生命的高峰体验”，不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操练所必然能够达到的。孙先生形容自己写作批评文章时，有“胸罗锦绣，笔落惊风”之感，此种才华洋溢的状态，往往让他的文本分析在理论的精辟之上，有了一种洋溢的智慧和斐然的情采，读起来是一种享受。知识可以积累，才华则难以学习，更加难以传授。

此外，孙氏文本解读学体现出的两种精神，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

一是强烈的批判精神。孙先生多次在文中说过，自己以突破现成话语、颠覆已有成见、挑战原有权威为乐，甚至几次在文中提及自己“孙大炮”的名号，言下不无得意：“蓄养胸中浩然之气，作少年不平之鸣。于斗室中，发出‘孙大炮’的呐喊”；在文本解读学中，他多次提及要站在作者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作品，因为只有不满足于做被动状态的读者，才能发挥出积极而主动的批判精神。也因此，即使对鲁迅《故乡》、伍尔夫《墙上的斑点》这样的名作，他也能指出其“疏漏”之处，发人之所不能发、不敢发。

二是对文本解读锲而不舍、全身心投入的献身精神。自言“虽然年过古稀，还是决意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文本的微观解读”，这些年来，他已经对近六百篇经典文本进行了解读，涵盖范围之广，涉及文类之多，实在惊人。也因此，孙先生的文本解读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座大山，给后来者以巨大的鼓励，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与压力。不过，这前赴后继的对话与挑战，可能正是孙先生想要的，因为“在这前赴后继的过程中，经典文本才成为每一个时代智慧的祭坛，通过这个祭坛，人类文明以创新的图示向固有的图示挑战。每一个经典文本的阅读史，都是一种在崎岖的险峰上永不停息的智慧的长征”。

①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1页。

②⑨孙绍振：《月迷津渡》，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第2页。

③孙绍振：《黄华伟新作·序》，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ce5fd01018u45.html.

④孙绍振：《序：新著〈文本中心的突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ce5fd0100ybk5.html.

⑤⑥⑦⑧⑫⑬孙绍振：《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与建构》，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第5页,第59页,第4页,第38页。

⑩⑪孙绍振：《愧对书斋》，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d9ce5fd010009p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