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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瑛（以下简称“王”）：

硅谷给人以高科技、全球化、现代化的联想，你的长篇小说《无穷镜》，以女主人公珊映从北京飞到硅谷，参加友人生日派对，连线北京公司不停工作开始，最后写到她在硅谷的家中想象着黑暗中的灿烂烟花和危险雪崩这两个场景。小说到此结束，暗喻女主人公人生之旅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你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深入女主人公珊映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她走在新技术的前沿，研发和设计“二代谷歌眼镜”芯片，要接受新技术的挑战，解决研发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让谷歌眼镜的芯片获得更加逼真和稳定的3DX虚拟效果；另一方面，她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问题：专注于探讨人生选择和自我实现。这也是你过了若干年之后，重新书写硅谷的重要原因吗？

陈 谦（以下简称“陈”）：

我在21世纪初写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那时我刚完成在美国的学业来到硅谷，成为了科技公司的一名年轻白领。硅谷当时正处于互联网经济第一轮泡沫期，到处都是公司上市后人们一夜暴富的传说。物欲横流的现象令初出校园的我很困惑，便试图在小说里探讨人在“成功”之后应该追求什么。我没有获得答案，这令我焦虑。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我背对硅谷写作，内心对硅谷文化中追求物质化成功的一面持批判态度。

硅谷在21世纪初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后，无论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技术领域的更新上，都遇到瓶颈，发展停滞。硅谷各界一直在反思中。到了2007年，苹果在乔布斯的引领下重拾山河，智能手机横空出世，革命性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引领硅谷进入新盛期。我们能明显地感到硅谷开始成熟，功利性的物质主义追求不再似20世纪90年代那么狂热，创业者的理想更多地落在造福人类，让世界变得更好这类理念上。特别是谷歌这类有明确人文追求企业的出现，令人兴奋，直接刺激我产生了再次正面书写硅谷的兴趣。

通过塑造《无穷镜》的女主角珊映，我想探寻新一代硅谷创业者的心路历程，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选择创业和创新，需要面对什么？得失如何？未来又会怎样？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意识到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新问题，这里面包括人类社交行为的改变，对传统社会伦理的颠覆，给人类作为生物种类的前途带来的潜在影响。这些都让我很有兴趣探讨。

王：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珊映研发和设计二代谷歌眼镜就涉及3D虚拟技术，这也是目前现代科技攻坚的前沿阵地。小说的题材直面了现代高科技，这是你在小说中探索现代科技与我们之间关系的开始吗？

陈：《

无穷镜》写的是高科技创业题材，女主角珊映是硅谷新创高科技公司“红珊”的CEO，公司的产品在小说里无法被绕过。人们常说，只要你能想到的创新点子，就已经有硅谷人在尝试将它做成产品。这当然跟硅谷独特的风险投资环境密切相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作为一个曾经长年工作在芯片设计领域的人，我选择了芯片作为“红珊”公司的拳头产品。小说的可读性非常重要，因为它毕竟不是产品技术手册。它面对的大多数读者并不具备科技专业的背景知识，所以我选择了比较有表现力的图像处理芯片作为“红珊”公司的攻关主体。

其时，硅谷最热门的高科技产品——“谷歌眼镜”正处于研发后期。作为与移动互联网紧密相关的可视产品，谷歌眼镜技术超前，而且非常神秘，让珊映公司的产品与之关联，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王：《

无穷镜》里珊映公司设计的“裸眼3D”芯片，是目前正在探索中的科技项目吗？它和VR技术有什么关系？

陈：

有趣的是，在动笔写《无穷镜》之后不久，脸书宣布大手笔收购硅谷新兴的VR（虚拟现实）穿戴设备公司Oculus，一时间，VR技术成为硅谷的最热门的焦点话题，并一直持续发烧到眼下。我认识的一位美国老科学家当时刚去给一家VR新创公司当顾问，我不时会向他请教前沿高科技问题，他给我介绍了VR技术，并带我去看一些非常前卫的VR产品展。我那时看到的很多VR产品都还处于概念阶段，很难在小说里表达出来。所以《无穷镜》里珊映公司的创新产品，并没有直接涉及VR技术领域，主要还是移动互联网的前沿方向，这在技术上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很多产品指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达成，这是为什么后来“谷歌眼镜”项目被叫停的重要原因。

《无穷镜》里珊映公司设计的产品带着些许科幻色彩，我为她们设计了现实中还未出现的“裸眼3D”芯片，它让人不再需要辅助设备就能看到投射到眼前的图像，并合成3D效果。

VR技术进步很快，我不久前还专门到脸书的VR部门体验他们最新的VR产品，真是令人感慨。如果VR产品在我写作《无穷镜》时能达到今天的水平，我肯定就让珊映她们直接做VR设备了，那样会更易做视觉表达，更炫，更能吸引人。小说也是遗憾的艺术。

王：

在小说中，“No Evidence”是硅谷软件研究院尼克院长的常用语，也是你塑造这个人物的关键词。“No Evidence”在小说的不同场景中出现，蕴含着你对于科技不断发展影响着人的意义与伦理的思索。高科技不断突破我们日常生活疆域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个人生活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和保护，互联网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与冲击，这不仅仅是自由和欣悦，也是隐忧。“No Evidence”是整部小说中，你对现代人的社会关系、人文伦理，受到无所不在的网络影响的另一个层面的思索吗？

陈：

尼克的原型来自我生活中的一个忘年交。“No Evidence”就是那位老科学家的口头禅。每当大家在一起，遇到什么有趣的事物，只要人们一拿出手机拍照，他都会敏感地摆手拒绝。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对高科技太“知其所以然”，所以绝不盲目信任一切高科技手段。在他看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但从理论上讲，我们已无隐私可言，且难以遁迹。当然，“知其所以然”也会导致另外的问题。比如每次到海外出差，为了防止被骇客攻击，让电脑免于病毒感染，他会带上特别的电脑和手机，使用后做处理或扔掉。在我看来，这就矫枉过正了，如果对“度”把握不好，会画地为牢。如何寻找新的平衡点，是科技时代的新课题。

在《无穷镜》里，珊映和她周围的人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创业失败，这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表面的。当下更前卫的技术，如虚拟现实、人功智能等，将会给人类带来更为根本性的挑战和改变，甚至可能对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存都会有影响。所以发展并不总是好的。

王：

是的，韩少功就提出过“进步的回退”理念。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现代生物技术和深空探索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认知和行动的疆域，但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对人性提出了疑问和挑战，会引发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人文伦理的冲突。在现代科学主导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我们应该以人文精神来审视我们的发展，思索我们的前途。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一个有着理工科知识结构，有着硅谷创作背景的作家，你是不是特别关注这些问题？你认为当代作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不能回避的吗？

陈：

我相信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倾向于同意韩少功所说的“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但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人类能够自觉地做这样的回退。贪婪是人类的天性，让人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就像让人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几乎不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范畴，到了宗教层面。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真可谓日新月异。这在许多方面对人类提出了新挑战，引发很多新问题。作家不需要，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但一个好作家，要对人类生存困境敏感并关注，能通过自己的作品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反省，从而寻找解决之道。我个人对这类问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并不觉得所有的作家都会关心这类问题。当下的社会如此多元，作家兴趣点也很分散，面对的读者群也大不相同，大家关心不同的问题也是正常的。

王：

现代科学的新发展、新知识影响着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对当代中国作家的知识结构也提出了新挑战，而新的知识结构会影响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认识，从而影响作家的创作，同时影响读者的阅读。刘慈欣与郝景芳相继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引发了读者对科幻文学的关注，你对科幻作品或者高科技含量的文学作品很关注吗？

陈：

现代科技的新发展，肯定会对部分作家的知识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引发他们进行思考。而对那些仍对表现传统乡村生活有兴趣的作家，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也注意到科幻文学目前在中国成了写作新热点。这跟刘欣慈、郝景芳的获奖显然有密切关系。这应该算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收获之一，值得祝贺。

在美国，科幻小说通常被归为类型小说。它拥有特定的作者和读者群。科幻作家需要有相当的科技知识，并有出色的想象力。好的科幻作品甚至能启发人们对未来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多年来，一些重要的科幻作品通过好来坞的影视传播，成为当代美国文化中有一定影响的生态形式。同为类型小说，科幻小说与美国拥有大量读者的犯罪小说、罗曼司小说、惊悚小说和悬疑小说等其他类型小说，甚至与奇幻小说相比，还是比较小众的。这个“小众”主要是从读者覆盖面来讲的。

类型小说到底算不算文学，这在西方学界一直有争议。这里说的“文学”，是指传统定义上的所谓严肃文学——它关注人类生存困境，作品对人物性格要有挖掘，并能看到性格的发展，对人物关系有精心的构建，并具有高质量的文学语言等。一部优秀的类型小说也应该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争论的焦点常在这里。遗憾的是，大部分的类型小说因为总有套路，对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以及小说语言的关注不足，所以不易被认可为文学小说。

王：

科幻文学，或者是高科技题材文学创作的前景如何？在高科技不断刷新我们生活方式的时代，这类作品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新的生长空间吗？

陈：

如今科幻小说看上去在中国确实成了文学圈的热点话题之一，但它能否成为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空间，这要由时间来回答，是要看科幻作家们能否持续地写出有质量的作品。说句题外话，其实中国最有特色、最热门的类型小说是武侠小说，它与美国曾长期拥有大量读者的西部小说类似，西部小说是“路见不平，拔枪相助”，武侠小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应该说，中国武侠小说的成果是很可观的。在美国的大众阅读领域，近年比较流行的是反乌托邦类型的作品，同时波及影视，形成新潮流。

高科技题材与科幻题材则是不同的概念。高科技题材作品还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范畴，它关注的是高科技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现实挑战。随着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我相信这类题材的作品会多起来。

王：

“80后”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拓宽了科幻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有人指出这是一个披着科幻外衣的关注社会现实的小说。她自己直言写的就是“无类型”小说，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她表示自己想写的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关心的是在不同社会中，人是如何生活的，这也是她未来写作的核心。你关注这类创作吗？是什么吸引你的关注？你未来的写作核心是什么？和探索这些问题有关吗？

陈：

《北京折叠》的写法相当有想象力，关注的社会问题当然也很有意义。如果她表达得好，是否是科幻小说，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并不那么重要。

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关注人类生存困境的作品。这个困境不仅是性别的、环境的、政治的，还更多的是人类生物性基因和文化性基因所导致的；还有人类在自然和超自然力量面前的乏力感。好的小说，还应该尽可能地探究人性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表现，让人读过之后能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从这个角度讲，我关注有质量的文学作品。我未来的写作核心仍是通过写作来实践我的小说观。至于题材的选择则是开放性的，没要特别的圈定，只要是打动我的人和故事，令我有表达冲动，又能引人思考，哪怕技术上有挑战，我都很有兴趣尝试。我正在着手写的新小说，也是与高科技有关的，这应该算是巧合。

王：

我们的境遇和《无穷镜》中的主人公一样，一方面要面临新技术的挑战，一方面要回答人生永远的命题：人的自我实现。这也是当代作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小说依然要面对人类生存困境，探究复杂的人性。文学要探究高新技术发展对人性的挑战，人性在高新技术中的裂变，揭示新的人性奥秘，这也是文学创造力的体现。文学的创造力体现在文学关注人当下人所面临的困境，关注人性面对的新挑战，这是当代文学发展不容忽视的新维度和新层面。

陈：

科技时代带来的新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我们如何自处，如何与他人相处，与外部世界相处，如何面对生、老、病、死、爱，这些永恒的追问在科技时代也许会带上新的向度，但任凭科技如何发达，人类掌握的武器和工具如何强大，还是无法超越生命最根本的意识存在，还是要面对人何以为人、何以至此这类拷问。文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不会改变。

王：

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指出：每当有新的技术发展出现，人们就沉浸在一种怀旧式的伤感中，这是有问题的。诸如有人感叹我们正在失去传统的社群。我认为问题出在了“人性”这个词身上。我们为这个词赋予的含义有相当程度的限制。仿佛过去的人性就是人的天性。正如我一直强调的，过去的人性仅仅是因过去的技术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性，它绝不是天生的。其实只要是人类能力之所及的都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不管是过去的（如农耕技术）、现在的（如社交媒体），还是未来的（如虚拟现实）。这个全新的关于人性的概念，我称之为“获得理论”。

我们怀旧式的伤感中除了丹尼尔·米勒所说的感性层面，还有理性层面，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上，反思我们对待新技术发展做出的反应，你同意他的看法吗？

陈：

丹尼尔的看法和理论挺有意思。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样的忧虑在硅谷科技人中间却很罕见。我想，原因之一是硅谷主要从业者是理工科背景的人。他们知识结构里的人文素养有所缺失，很少会自觉思考高科技产品对人类文明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类问题。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乔布斯，这也是为什么他生前主导设计的苹果产品能有那么出色的用户体验。

相比之下，谷歌则是个典型的工程师造就的公司，他们的产品就很“硬”：在功能性的研发上下大工夫，对产品的用户体验却欠思考，这也是导致“谷歌眼镜”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硅谷人多为理工科出身，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使得他们对新兴科技的动态很敏感，很有激情，学习新技术的热情很高，接受能力也强，这就是丹尼·米勒在“获得理论”里提到的。他们因为了解，所以接受得快，较少有负面的看法。

王：

怀旧式的伤感，是人类情感的本能，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人有丰富的情感，人有强大的理性，往往情感和理性还会发生冲突，这是人性的真实，也是人类的特征。科学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拓展了人类认知和行动的疆域，但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和人文是人类前行的双足。人类的进步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人文和艺术给我们提供不同的价值体系来审视科学的发展，给人类的未来提供更多元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比如我们可以审视人工智能、大数据对个人情感和意志的替代；VR虚拟技术对现代伦理的冲击，对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冲击，我们还要思索如何防止技术反过来限制人类，把人变成技术的工具。

陈：

人类对陌生事物因为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更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这是由人类基因所决定的，而不仅仅是出于感伤。怀旧式感情的产生，说到底主要还是对现实的不满意、不满足，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忧虑。新移民的生活经验就很有代表性。当我们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一个新的国度，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有文化的、生活习惯的、语言的、环境的等。这个时候，人最容易感伤。所谓思乡、怀旧，甚至自我否定、自我怀疑，通常在移民生活中的前期感觉最强烈，以泪洗面的人也不少。我总是对有这类问题的新移民说，你努力学习和适应，顶过前三年，基本就能云开日出。当适应期过了，生活重点会转移到当下，越来越能接收和欣赏新的文化环境，享受新生活。这在本质上与人们面对新型科学技术的态度是一样的。

至于说对新科技可能带来的新问题，我个人也有疑惑。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已面临这类问题，比如年轻的网络一代里已有人出现了人际交往障碍，需要心理学家们指导他们如何在生活中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在网上浏览过的网站内容，都被后台的机器掌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被用于定向广告推送，隐私以这种形式泄露所引发的联想，令人担忧。而VR技术可能带来伦理和法理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对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存产生威胁等，都已隐现。

王：

最近戴锦华在题为《在未来的维度》的发言中指出：“我提出，想象未来，其实是一个‘对抗末日’的命题。这个命题的不乐观在于，如果真的是末日的话，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对抗。”我对未来的想象还没有这样严峻，但是我们对高科技、新技术应该有审视、反思和选择。

陈：

戴锦华作为人文学者，提出“想象未来”进而“对抗未来”，这完全可以理解。从工业革命开始，关于文明进程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和担忧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都说了两百多年了。但是，人类发展进程可能带来什么问题，未日何时到来，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也难以预测，抵抗从何谈起？比如大家都知道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老有所养是好事，但就没有想到它会带来人类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过去人类多生育是为了“养儿防老”，当养老不靠儿女后，人的生育意愿就下降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实现自我、享受生活。但这会导致新的问题，当人口红利下降，养老系统就会面临危机，当前欧洲就面临这种困境。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后，经济独立了，这也是出现人类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女性的经济能力提高后，男女婚姻强强结合的比例也增加了，会扩大社会的贫富分化，这也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所以美好的愿望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现实结果，作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人类的社会问题保持关注，不断质疑，提出问题，从而引发人们思考，是很值得赞赏的。

科学家在面对人类的物理性“末日”时，就是努力将它推远，如果推延到近于无穷远，对人类来讲就是胜利了。科学家们努力的另一个方向是开辟人类的新疆域，比如去外太空。

作为一个有理工科背景的写作者，我对新兴科技将给人类未来带来的影响确实有忧虑，但回顾历史，我也意识到人类自我修正、适应和修复创伤的能力是很强的。作家的任务就是努力提出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同时对人类前途抱谨慎乐观的态度。

王：

高新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向我们敞开了巨大的空间，真是兴奋与惶恐交织，未来的明亮和温暖需要我们用情感和理性去寻找和构建。美国人玛蒂娜·罗斯布拉特提出“思维克隆人”方案。他和妻子碧娜建立了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人类不朽的研究基地，以人们留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中的数字痕迹，即所谓的“思维文件”，包括聊天记录、照片和视频等数据为基础，通过与人类大脑功能相同的复制品——“思维软件”产生和本人相近的人类意识。

博尔赫斯说过，科学是我们今天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运动之一，任何试图不去对这场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是将自己和人类历史事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发展隔绝开来。我们必须将人文和科学有机地联系起来，面对正在发生的变化，面对现实的问题，思索历史的路径，选择未来的方向。科学的发展，科幻文学的发展也是人文科学生长的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