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学正

王蒙写作于1956年5月至7月，发表于1956年9月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下简称《年轻人》），距今已整整六十年了。《年轻人》发表后，引起文学界与社会上的热烈讨论与巨大争议，王蒙同他塑造的人物刘世吾的名字因这场讨论和争议而传遍全国。当时我们大学生也争相传阅，小说的题材、人物、写作手法都使我们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后来，《年轻人》被批判为“毒草”，王蒙也因这篇作品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王蒙同他的《年轻人》销声匿迹。二十二年后，王蒙平反，复出文坛，《年轻人》也作为“重放的鲜花”重新面世。似乎历史已告一段落。然而《年轻人》不是一篇普通的作品，它是一部走过一个甲子，跨越两个世纪而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官司已结，而由作品引起的思考并未止息。今天重读，仍感到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刘世吾还活着

刘世吾这个人物写得非同一般，即使今天来看，也是能在世界文学殿堂中站得住的一个文学典型。

刘世吾是北京市某区委组织部的第一副部长。他是一位老革命，20世纪40年代，曾在学运中被敌人打伤过腿。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要职，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他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平时，他工作上麻木、拖延、官气十足，然而“一下决心”，又“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他相当成熟和老练，简直成熟老练得有点“油”了。“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并不浅薄。

刘世吾有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当刚到组织部的林震向他请教如何工作时，他开导说：“我们的工作并不难做，学习学习就会做的。就那么回事。”他还向林震炫耀自己快速阅读的本领：“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星期。就那么回事。”当赵慧文向他诉说自己婚姻的苦恼时，他劝她不要相信苏联电影中的那些爱情故事，“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当林震对区委会的死气沉沉表示不满意，对一些问题久拖不决感到困惑不解时，他批评林震：“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他甚至教训林震，“一到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是一种虚妄”。

刘世吾的“就那么回事”，实际上就是不要把“事”当回“事”：对“事”不要要求太高，不要太较真。不论是工作上、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感情上，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就行了。这正是刘世吾的处世哲学。

刘世吾身上有一种对信仰，对工作，对同志的“可怕的冷漠”。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患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症和生命萎缩症——一种能致人死亡的精神癌症。

王蒙不仅写出了刘世吾正在发霉的灵魂，同时也写了他内心的痛苦、搏斗以及短暂的良心发现。他很冷漠，但有时对同志也能表示出某种关切；平时，他强调“条件不成熟”而放弃责任，但时机一到，他也能大刀阔斧地干它一番；面对着像林震这样朝气蓬勃又敏感多思的新人，他有加以栽培的善良愿望与予以压制的卑劣欲念相交织的复杂心理。刘世吾这个人物完全不同于此前文学创作中普遍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人物。他不是脸谱化的“死官僚”，而是一个从生活中走出来的多面立体的活生生的真人，是唯一的“这一个”。

问题在于不仅仅是一个刘世吾。

那个以下棋、打扑克为业的麻袋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清泉的问题为何久拖不决？那位整天关注自己的仪表、着装时髦，只靠训人推动工作的韩常新为何能“带病提拔”，步步高升？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李宗秦只挂名而不做具体工作为何可以长期稳居高位？这一切“党不管党”的不正常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当然不纯粹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恐怕应当从干部体制、政治体制上找找病根。

一次，林震与刘世吾在一个小饭铺里进餐，刘世吾要了白酒，呷了几口酒后对林震说：“我们，党的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他为什么在激情燃烧的时代却泯灭了激情？刘世吾对生活的“感悟”发人深省。

刘世吾这一类人的出现，向人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并变为执政者以后，如何继续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从而继续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在新政权刚刚建立的50年代，能及时、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富于远见的。这也正是《年轻人》的不同凡响之处。

王蒙是位补天的人

王蒙以为写《年轻人》这篇小说，善意地提出了党组织、党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定会受到党的表彰和奖励，不料却被指责为“影射”“歪曲”“攻击”党，被扣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位十四岁破格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一位忠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党的工作者，一位十九岁就充满对新生活的激情写出了《青春万岁》的作家，竟一夜之间变成了“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成了人人害怕的“一撮结核菌”，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

尽管当时大量读者、作家、文学评论家对《年轻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未能改变《年轻人》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结论。连与王蒙“不沾亲、不带故”的毛泽东主席也亲自出来为王蒙“解围”，他说：不能指责作家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嘛，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可惜，领袖的意见也未能扭转王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命运。被错误理论与政策鼓动起来的社会狂潮，像海啸般席卷中国大地，王蒙连同他的《年轻人》以及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均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刊发王蒙《年轻人》同一期的《人民文学》上，有一篇著名文学批评家黄秋耘先生写的文章《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文章说：“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王蒙正是秋耘先生所称赞的那种“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

1956年，国家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各行各业热火朝天，全国上下高歌猛进。在组织部的大院里同样春光明媚，槐花飘香，人声嘈杂，人影交错，电话铃不断，办公室灯火通明。正是在这样一个既崇高严肃又紧张忙碌的党的领导机关中，王蒙敏锐地嗅到一种霉烂之气，看到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松懈倦怠的身影和呆滞空虚的眼神：韩常新无动于衷地拍着人的肩膀，打着官腔，听汇报时打着哈欠，在《发展工作简况》的报告上做着手脚；刘世吾对部里的大事，正经事不怎么抓，却热心于看小说、学汉语拼音方案，并在会上用拼音字做记录，传阅文件时，他只看一下题目与结尾就签名送走；李宗秦更是每天不见踪影，只是在会上能听到他“规律性与能动性”的高论……

面对这一系列令人失望、令人气愤的状况，王蒙心急如焚。受到当时苏联“干预生活”文学思潮的鼓励，也有感于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娜斯嘉同官僚主义做斗争的不成熟性，于是他写了《年轻人》，写了刘世吾、林震与赵慧文。作品正面揭露了我们党内，而且是党的心脏——党的领导机关，又是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市的一个区党委中所发生的病变。这在讽刺一个科长、局长都会有风险的5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非凡之举。

“文革”后，王蒙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时说：在一些鼠目寸光的庸人眼里，“似乎不是火星和火灾引起了报警，而是消防队的警笛引起了火灾；不是礁石和台风威胁着航船，而是气象预报和航海地图引起了翻船的危险；不是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破坏着健康和生命，倒是听诊器、X光机威胁着人体的健康。这真是一种古怪而又愚蠢的偏见！”（王蒙：《文学与安定团结》）

正是这种“古怪而又愚蠢的偏见”不仅害苦了王蒙，害苦了一大批作家，也害苦了党和国家。

1956年曾有人预言：十二年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会有忧愁”“不会有眼泪”。那么，1956年后的十二年（1956—196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呢？择其要者有：“反右斗争”“大跃进”与紧随其后的大饥荒，之后便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是没有“忧愁”，没有“眼泪”，而是有太多的“忧愁”，太多的“眼泪”。所以黄秋耘先生指出：“廉价的乐观主义”与“病态的悲观主义”同样是有害的，可怕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巴金老人痛感于作家写真实、讲真话之难，在1962年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说：“大跃进”时，“要是当时大家站出来讲真话，我们国家的损失便可以减少许多”（《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当代中国，“揭露”“暴露”似乎有一种原罪的性质，一直名声不佳，现在应当为其正名。

为了光明而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为爱而勇敢地站出来“报火警”。王蒙们是真正的补天人，而我们却常常误读他们。

当代中国仍需要鲁迅倡导的“直面人生”的文学。期盼有更多的像王蒙一样始终不忘初心的作家和既是诗又有刺，既“干预心灵”，又“干预生活”的作品涌现。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年轻人》发表六十周年时我们对它的最好纪念。

①《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刊于1956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者对作品的内容及题目做了重要修改。“文革”后重新发表时，小说题目改为作者所用原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②转引自老马：《我所知道的王蒙》，载《传记文学》1988年第3期；亦可参见《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31节《我喜欢这样》，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