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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塔洛》:仪式诉求与现实关照

2017-07-14陈旗赵鑫

艺苑 2017年3期
关键词:仪式

陈旗+赵鑫

【摘要】 在商业电影充斥着电影银幕的当下,万玛才旦导演的艺术电影《塔洛》如一股清流为中国电影带来久违的感动。电影《塔洛》在镜头语言、人物设置、言语设计、场面调度和黑白影调等方面都极具仪式性,也因此为本片创造了极具导演个性化的艺术风格。文章主要从仪式感的彰显和仪式感的表达两个维度,具体分析电影《塔洛》的仪式诉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它对藏民族和藏文化的现实关照。

【关键词】 《塔洛》;仪式;现实关照;艺术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让人“振奋”的阶段,其所涉题材广泛,所用技术创造的影像效果让人惊愕。但是,纵观整个电影发展的生态,市场仍是其首要导向,由于一味迎合观众,很多影片都流于表面而缺乏内涵,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讲好”故事和讲“好故事”、深刻挖掘有价值题材的电影人屈指可数。在这些屈指可数的电影人中,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今天各路人马都在抢IP、蹭热度、纸醉金迷的时候,年过半百的他仍然默默坚守在自己心灵的净土之上。最近上映的《塔洛》无疑是他坚持自我、尊重电影艺术本身的最好写照。影片一上映,便引发人们热议,然而所谈论的更多停留在故事表层。笔者则尝试从仪式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这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仪式表达和对现实的关照。

一、仪式感的彰显

通常意义上,“仪式”多指典礼上的某种秩序形式。它虽然是一种带有特殊意味的形式化的象征,但它不单是“记号”,还是某种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物化式体现。很多传统形式的祭祀活动中都有仪式的最直观展示,其一颦一动或“唱念做打”都极其考究,而且常常是固定的、不得随意改变,出现不同也是由于同一活动在不同地域的差异。仪式化与仪式紧密联系,它借助仪式,通过象征和隐喻,建立起言说世界的方式。《塔洛》是一部电影,但它更像一个仪式感的集合场。其中的仪式感主要体现在人物状态、语言、影像色彩等层面上。它们共同呈现了一个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和尘世百态。

(一)人物状态

简单来讲,仪式化其实就是一种类型化的并且重复的姿势和姿态,这些姿势和姿态都是具有表现性的,当把它们被赋予一定意义时,俨然成为发生主体间相互交流的手段或表演形式。影片中塔洛的一系列状态,包括神态表情、姿势等都有导演精心雕琢的痕迹,都被赋予了一定意义,具有相应的仪式性。

主人公塔洛正对镜头犹如机器人一样连续地、长时间地且毫无表情地背《毛主席语录》,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全程基本上都是半闭着眼睛,这一状态类似宗教仪式中的冥想过程。导演花了近十分钟来展示这种机械而又无味的背书过程,这在之前的很多电影里难以见到,也是难以想象的。塔洛背着在他看来成为人生准则的信条,其实观众对这种人物状态越是反感、越是不适,导演的意图就愈发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这也是极为另类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处理方式。其实,纵观整部影片可以发现,在塔洛正对着镜头的画面中,人物状态几乎都是严肃而又庄重的。在他看来,目前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不能亵渎的,就如同在进行一项特殊的仪式活动。

(二)人物语言

在社会生活中,仪式形式多种多样,但不管每种仪式形式面貌如何,它们都有一种共性,即象征性。而这一特征往往需要特殊的符号去展示或代替,这些符号往往作为象征物出现,例如语言和声音符号。这类符号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各种仪式场合中仪式主持者口中的祷词或咒语,在本片中呈现的是塔洛在派出所两次面对民警利用藏式颂经般的普通话背诵的《毛主席语录》,画面持续的时间之长与发音的模糊不清共同呈现了一幅极具仪式感的画面。最为难得的设计,是把这个语言量极大的场景作为影片的开场,导演不由分说地给观众来个措手不及,观众对人物的声音越是不解,越容易引起解读欲。试想,如果这个片段作为中间段落,人们对其是否会拥有同样强烈的好奇心?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第二次安排塔洛背诵时以一个失败的方式早早结束,这除了对应叙事外,笔者认为导演也有前面所提到的考虑。当这种形式感极强的设置强势入驻观众意识里时,稍不注意可能就给人一种错觉——主人公是否正在进行一场庄严的祷告或正在主持一个诵经仪式呢?

因为需要办理身份证来到了县城,在这期间塔洛产生了诸多疑问,如“别人都认识我了我为什么还要需要办理身份证”“什么人才算好人”“什么人才算坏人”等等,这些疑问归根结底还是对自己身份的模糊。从开始背《毛主席语录》把“为人民服务,重于泰山”理解为“好人重于泰山”,把“破坏人民事业,轻于鸿毛”理解为“坏人轻如鸿毛”,抹掉了中间状态,形成了一种极端观念即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定位是“自己就是一个好人,因为我是为别人放羊,为别人做事”。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背诵语录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记忆了,它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伟人形象被神化,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群体的膜拜对象。而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把这一过程神圣化,此时他们围绕这一过程所做的都变得愈发仪式化,哪怕是背诵一小段语录。

(三)影像色彩

“艺术和仪式本出一源。仪式的重要在于它是一种非个体性的体认形式,它构成了艺术活动的重要心理功能。真正有感召力的艺术作品具有有力的仪式化的形式结构并把处于闲散和互不融通的個体变成一种心心相印的群体。”[1]5《塔洛》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在仪式感的表现上是独到而精准的。仪式活动是庄重的,而用影视画面去再现这种活动的庄严性,并使影视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画面色彩是重要的表现手段。

黑白影调、镜像构图,都赋予本片很多仪式感的力量。黑白而又富含质感的画面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画面张力,在这种环境下塔洛对着镜头所背出的《毛主席语录》以及与他人的对话,与其说是语录和回复,倒不如说是主人公通过伟人的话来诉说自己的内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看似滑稽可笑,却直面大众、直面现实,针针见血。这一幕其实刚好对应了片尾——为人民服务的民警因为塔洛剃光了头发而驱使他立即去重新办理身份证,对于塔洛来说,他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做出牺牲后换来的形象和重新获得的身份,这种情节上的极度反差再次对应了画面色彩上的两极化即黑与白的二元对立。当这一系列诉求遭到现实的碾压后,人物内心也随之崩溃,最后,这个卑微的个体便如一只爆竹一样,在发出最后一声闷响后烟消云散。

二、仪式感的表达

如上所述的几种彰显仪式感的元素都在潜移默化地作用着观者的内心,从不同层面展示着人物内心、状态处境,但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影视表达技巧予以呈现。这部影片主要从长镜头、演员调度、人物身份设置等方面进行仪式感的表达。

(一)长镜头的辅助

电影《塔洛》将万玛才旦的纪实美学与长镜头叙事结合得非常紧密,长镜头成为该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较长的镜头时间里,人物状态的仪式感表达得更加全面、更加传神;语言的仪式感在人物长时间的诉说下也较为清晰地营造出一个人物心灵的愿景图;同样的,长时间的固定黑白影像也在观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记。在这些层面的相互作用下,各个元素的仪式感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表达。

当然,人物状态、人物语言和影像色彩三者之间的仪式表达也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很多情况下,主人公都是庄严肃穆的状态,并任人支配,在这种状态下喃喃不清的诉说。由于黑白影像自身具备极强的张力,当这样的画面以长镜头的形式呈现在观者面前时,其效果可能更加震撼,影片几处极具仪式感的固定长镜头将人物表演和画面的表现力二者结合到了极致。当塔洛来到照相馆等待拍证件照之前,有两位新婚夫妇正在拍摄结婚照,而拍结婚照本身就是一个仪式感极强的事件。镜头中,一对夫妇正襟危坐、神情庄严、不拘言笑,哪怕摄影师提醒过微笑。展示这种“毫无喜感”的喜庆画面时,导演用了两个长镜头,这一情节设置看起来与剧情、与塔洛毫无关联,然而当我们将其与塔洛爱情梦破灭这一情节联系,就会发现导演的良苦用心,一合一分的矛盾对立式设计同黑与白两极色调共同呼应,当这种残酷的现实用一系列仪式感的长镜头对接起来时,其穿透力倍增,宛如长时间直视一场内科手术,看着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切开肌体。

(二)演员调度的配合

影片中,演员之间位置的设计对仪式感的表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最为经典的场景,便是塔洛为了办证三次踏入的派出所(一次送照片、两次背诵语录)。塔洛身后的墙上赫然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而这个场景中的一个道具可谓神来之笔,出现在画面中间的暖气管自然地将塔洛与身穿制服的民警分开,这样一来,塔洛每次与民警对话的站位都是隔绝的、对立的,画面中的人物都是侧身对着镜头,形成一种间离感,塔洛始终置于“人”之下,而民警则始终置于“民”之下。塔洛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身份的转换、获得社会的承认,即由“人”向“民”的转换,但事与愿违,而且导演也提前多次暗示了这一结果。除了这一空间中的演员调度外,在其他与塔洛有对立关系的人物出现的场景中,塔洛与他们的站位也有惊人的相似。如,在羊群被狼袭击之后,羊主人责骂塔洛时,他们的站位也是侧身相对,而且身旁土墙上的那道裂缝也刚好将二人撕裂开来。以上提到的这些演员调度的设计,都在很大程度上配合着人物状态、语言和色调等仪式感元素进行着由浅入深的仪式性的表达。

(三)人物身份的设置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把人类的社会关系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的社会关系保持着一种模式,即相对固定或稳定的结构模式,特纳称之为“位置结构”。“位置”主要指的是包括法权地位、职业、职务、等级等社会常数,个人被社会所承认的成熟状况(是否成年或成家等)以及人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生理、心理状态。塔洛的“位置”则是处于社会底层、毫无存在感的单身牧羊人,长期以来他的社会关系是固定的,他的身份地位、生活模式都是一成不变的,是一种稳定的结构模式。另一种则与第一种状态对立,此时的仪式状态是处于原始状态或正常状态结构交界处的“反结构”,与之相反的两端则是“结构”,简单理解就是“结构—反结构—结构”[2]14-96,只不过前后的两个“结构”已经发生质变,它们在各自所处的时空中是一种原始状态或正常状态,而仪式过程就是对仪式前和仪式后两种状态的承接或转换的过程,这一仪式的过程称为“阈限期”[2]14-96,可以理解为“反结构”现象所经历的阶段。因而,自塔洛进入民警办公室那一刻,似乎他的状态就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进入仪式状态即阈限期。在这个“阈限期”,塔洛第一次来到照相馆、第一次正对相机拍登记照、为了拍照第一次洗头,等等。

塔洛的这一系列尝试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性的表达,这使得他庄重、认真地去对待在别人看来极为无趣的事情。然而,故事发展至此,塔洛仍然还在仪式状态之中,而且这一状态还将持续下去,乃至第一次抽女式的香烟、KTV唱歌、学拉伊、卖羊出走等等,都是构成“阈限期”的重要部分。而影片中最为关键的是塔洛卖羊之后将头发全部剃光,这标志着他“好人”身份的彻底自我否定和重获新生。但是没想到女孩卷款逃走了,此时他对自己的定位为“自己是一个坏人,因为我做了有害于别人的事”,他已经再也不是那个能流利背出毛主席语录的“小辫子”了。这时也预示着他的个人信条彻底崩裂,再到后来由于剪掉了辫子被要求重办身份证时他已经陷入了崩溃的深渊,很难想象当他被揭穿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而至此,预示着塔洛“仪式状态”的完结即“阈限期”的结束,他也即将迎来仪式后的生活。其实,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塔洛正是通过这些小仪式事件组合成仪式过程,来重新構造和强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但结果让人唏嘘。

三、现实观照

真正意义上的“看电影”其实是一种群体式的活动,而对于相对较为闭塞和落后的藏区来说更是如此,它是有别于当前社会上流行的集体活动——发呆、睡觉、接吻,后者更像是一种病态的集体疗伤。对于藏民而言,这种特殊的集体活动近似精神式的洗礼,电影所传递的价值观和符号信息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种集体观影活动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仪式。因而,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纪实性画面语言及其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倒不如说是导演所营造的极其出色的仪式效果,是其运用《塔洛》这个艺术形式所进行的一个空前浩大的藏式仪式活动,以及通过种极富仪式感的举措对藏区进行刻画,利用影像画面为世人展现一个个不为人知的藏区现实,其中,包括藏区民众的生活状态、藏区的文化状态以及整个藏区群体的精神状态,甚至他本人想借这种特殊的仪式来警醒藏族群体,并试图探索藏区文化的未来之路。

(一)藏族群体境况的窘迫

这部电影取名为“塔洛”,这个词语在藏语中是“逃離”的意思,主人公塔洛代替的其实是身后的庞大群体。逃离其实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反击,是作为人的一种自主性的体现。这种对新事物、新生活的追寻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自身的突破、一种自我成长的转折,而这一点对于恪守传统的牧羊人来说更显弥足珍贵。塔洛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他在面对新事物时的局促不安与本能的抗拒,无不是对他身后庞大群体的高度概括。他个人的迷离也代表着一个群体的迷离,在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之中,这个群体似乎与他人的距离越拉越远,逐渐消弥。

万玛才旦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受主流文化甚至西式文化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但他作为一个藏人,对本民族文化仍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并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对藏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他拍藏族题材电影这一举措本身,其实就是想借助电影开拓整个民族的视野和认知,让更多人了解藏文化、吸纳藏文化,为更好地传承藏文化创造环境,只不过他将其仪式化处理了。

(二)藏区文化传统的没落

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之一,它是千年雪域高原中孕育出来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本土苯教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汇融合后形成的当今的藏传佛教文化,成为藏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对藏人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发展至今,藏区文化呈现着怎样的面貌,从电影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斑。主人公塔洛无疑是最为传统的受藏文化熏陶的代表,而杨措则是一个被高度世俗化了的藏族女性,她抽烟、喝酒、理短发,对民族传统持有排斥的态度,而且在她的浸染下,塔洛也一步步“失去自我”:抽女式香烟、唱KTV、剔去符号性的“小辫子”。除了在人物身上的展现外,片中的某些场景也有一定的寓意,如德吉照相馆旁边的超人广告牌、理发店里的SHE成员的海报,这些都代表着外来流行文化对传统藏文化的大举入侵。这些画面元素的设置体现了导演对本民族文化现状的担忧与焦虑。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主流汉民族文化中的民众来说,通过对万玛才旦电影的观看,了解了藏族文化的现实处境、藏族人的精神状态和藏传佛教的文化精髓。因而,在今天一些电影人纷纷迎合市场的时候,万玛才旦仍然默默坚守在自己心灵的净土之上,这种精神不能不让我们敬佩。

四、结语

万玛才旦用高度的纪实风格对藏区的描摹,为局外者展现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关于藏民族生存境域的图景,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藏区文化的现实形态,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对少数族群文化传统延续的担忧,也彰显出他细腻而娴熟的叙事技巧和恰到好处的情感表达。万玛才旦的艺术电影实践,用实际行动表明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电影人发自内心地为一个群体发声的渴望,以及充满人性关怀的艺术创作欲求,这对于产业化浪潮中大步发展的中国电影来说,对于亟需提升艺术创作质量的中国电影人来说,极具启示和警醒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晴.视觉艺术中的仪式精神[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5.

[2]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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