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流行文化示范着一种新的文艺形态，那么，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成为中国电影崛起的参与者，尤其是在商业电影的类型化和主流电影的商业化方面贡献良多。

从“双城记”到北望神州

从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开始，香港文化的核心关切就是寻找“香港人”的主体身份，借用成龙电影《我是谁》（1998）的名字，这种主体身份的焦虑是香港身处殖民、冷战双重背景之下的文化症候。

在1842年、1997年所标识的“大历史”中，香港人所体认到的是一种没有主体、无处抗争的宿命感（如银河映像所出品的《暗战》《枪火》《黑社会》《神探》等黑帮片）。于是，寻找历史、重建记忆就成为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基本主题。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与上海的双城记故事开始浮现出来，30年代夜上海成为当下香港的“前世”，而80年代的国际之都香港正是“大上海”的今生，如1988年电影《胭脂扣》中30年代的青楼女鬼来到80年代的香港寻找情夫；还如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双城故事被香港导演改编为电影《倾城之恋》（1984）、《红玫瑰和白玫瑰》（1994）、《半生缘》（1997），以及30年代的电影明星阮玲玉也成为香港人怀旧的对象（《阮玲玉》1992年）。这些文化想象为香港这艘大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到合适的停泊点。

9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工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韩流、好莱坞的冲击之下逐渐走向衰落，再加上创造香港80年代“黄金十年”的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