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秋

战争考验人性，战争也考验“大节”。在面对远超自己实力的敌人时，有的人奋勇杀敌，以身报国，有的人虽摇摆不定，但最终也走上抗战道路，还有的人则放弃了抗争，助纣为虐，成为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宋哲元和他的将领们

早在“七七事变”数年前的1933年，宋哲元的29军已经和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于喜峰口交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最初的直接作战还是在1933年1月2日“榆关事件”后。奉张学良令，宋哲元率刚改编成中央军的29军移驻北平以东驻防。这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刚刚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进攻。

由于装备落后，29军甚至以冷兵器作为主战武器之一，以3个师的伤亡换来的“喜峰口大捷”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來未有之侮辱。”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对此宋哲元曾自问：“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虽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战，但1935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却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