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冰［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严歌苓早期作品的“英雄书写”

⊙王雪冰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作家严歌苓由于早年的军旅生涯，在题材内容选择上、主题思想设置上始终与军人精神保持着联系。本文将分析严歌苓笔下英雄人物的特色，从背离“主旋律”、事变性人物、边缘性身份等特征，揭示作家独特的英雄观。

严歌苓 早期作品 英雄书写

严歌苓虽以海外移民作家、好莱坞编剧的身份扬名于世，却不能否认其早期军旅题材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具有的奠基价值，可以说它们已经预示了其创作的基调和向度。由于在青年时期经历过长达十三年的部队集体生活，其作品在题材内容上、主题思想上始终与军人精神保持着若隐若现的联系：“我少年从军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一生创作的选题。十三年的戎马生涯使得我了解士兵，同情他们，因而无意中积累了许多他们的故事。军人有着无穷无尽的故事，这是我的幸运……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英雄不仅具有自身的审美意义，更是时代、社会道德观、历史观变迁的寒暑表，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严歌苓小说中的“英雄书写”，把握作家的英雄观、时代观、社会观的发展脉络，并为作家以后的“人性”写作找寻到经验基础。

一、背离“主旋律”

严歌苓塑造的英雄形象，之所以能够获得独特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时代潮流、一定阶段的制度规范的刻意远离。传统观念以为，英雄是响应时代的召唤而涌现的，是时代精神的代表，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作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辞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辞。”可以说英雄不仅要向主流价值无限靠拢，更应主动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然而，严歌苓却在写作中倾向于把闻风而动的“时代英雄”塑造成“投机分子”，只有那些体现自主意识、具有人性良知、敢于质疑社会、反思时代的人，才有可能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成为真正的英雄。

哈维尔曾深刻分析过捷克的后极权主义是如何导致大众的政治绝望、政治冷漠的。他认为由于政治参与被切断，成为例行公事的表演，造成了人们的冷漠、绝望、得过且过等典型症状，“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印证”。在“文革”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压氛围，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涌现出大量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的人，有的还被褒奖为人民英雄，滋生了大批的“功利主义者”。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严歌苓就展示了女兵陶小童如何从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爱好文学、有点小个性的不谙世事的少女，最终退化为一个趋利避害、投机取巧的冷酷女兵。直属领导团支书的干预、集体的监视排挤和个人在时代风气熏染下的迷醉导致陶小童必得限制个体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必得不断向标准化靠近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当她最终背叛了爱情、辜负了阿爷的养育、眼里只有流动红旗这类象征性物件、不计个人安危但求壮烈牺牲的时候，可以看出严歌苓认为人如果盲目跟从号召亦步亦趋，非但不能抵达光荣的英雄殿堂，反倒会使自己沦为特定时空里无谓的殉道者。

西方人文主义者认为，所谓“英雄”必得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反叛精神。以陶小童为代表的那些在行动和思想上按照群体的计划性协约行事，意图实现个人利益的人，由于缺乏承担苦难、焦虑、空虚的个体美学经验，算不上英雄。反倒是《绿血》中的杨燹、《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的徐北方这些“落后分子”具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英雄精神。比起“主义”、集体、信仰，他们更在乎的是人的生存保障以及个性的彰显。尽管他们在意识先行的时代里显得格格不入、冥顽不化，却坚守住了人的尊严和权利。

二、事变性人物

对“极端环境”的强调是使严歌苓穿越整个中国现当代史甚至更远将重大事件写遍的主要动力，而“特定环境”却是由险象环生、高潮迭起的“突发性事件”的串联构成的。“未知是艺术家最追求的东西，未知得到偶然，艺术的本质就是偶然。”对“偶然”的偏爱，使严歌苓在“英雄书写”中创设了大量的事变性人物。

美国著名哲学家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中把英雄区分为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事变性人物即指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这一行动，事情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相对于事变创造性人物，事变性人物在行动、智慧、意志和性格上没能显出卓越能力，他们的成功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而严歌苓笔下的英雄大体属于事变性人物，他们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天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没有鲜明的个性烙印，他们不过是在善恶是非面前做出一个代表正义的即时性反应，执行了一个常识上的决定就成就了英雄义举。像是在小说《绿血》中，作家就塑造了一批事变性英雄的群像。对越战场上，十三个文艺兵在撤退后方的途中，偶然与运送伤员的车辆狭路相逢。在伤员车发生故障、天色将晚、敌情险峻的种种巧合情况下，青年们选择让伤员先行，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扎进了叵测神秘的深山老林里。这一群以性命相抵的青年英雄作为业余宣传队的成员，既不了解战场也无军事正规训练，只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凭借道德和人格的力量做出“让车”的决定，就成就了“舍己救人”的佳话。然而他们的行为早已超越了对传统英雄定义的范围了，正如大哲学家冯友兰所说，这些青年“只知物性而不知道性，其壮举很可能只是莽夫一时的冲动而非来自心灵的自觉”。但无论如何，在善恶选择的一刹那间，这些人的本性经受住了考验。

从中可以看出，严歌苓对于英雄与机遇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认知和深刻理解，这使她在英雄的身份选择上获得了很高的自由度，不论阶级、地位、财产或是特殊本领的有无，任何人都能在无意中成就了担当，或者带着私利的目的却在客观上起到了担当作用。作家准确地抓住了成就英雄的偶然性契机，随意赋性，在不否认英雄的人文担当的同时，将英雄的崇高性、神圣性消解在了形象转型之中，完成了英雄从神圣到琐屑，从庄严到滑稽的历史进程。

三、边缘化身份

随着“道德完美、品质优秀的形象已经太多太滥，甚至令人厌烦”，大众对英雄的审美趋向发生了偏转，对于英雄的欣赏变得更加多元、宽容、人性化。在这一背景下，严歌苓塑造的英雄形象因具有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等边缘化特点而获得亲和力，这种“弱者不弱”的人物塑造风格，也贯穿她的创作始终。

“边缘”是与主流、中心相对存在的地理空间概念，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索伯尔从文化差异出发，指出“相对于更接近‘核心’社会标准的个体而言，社会对‘边缘人’的态度存在有明显的偏见”。边缘者对于群体来说，有着“多余”的特征，对于整个主流社会来说，暗含“底层”“民间”的含义。严歌苓塑造的英雄形象就具有身份边缘化的特点。比如说在正面描写对越反击战的军旅作品《绿血》中，作家的描写对象不是作战部队，反而是战略地位及贡献价值略逊一筹的“文艺兵”。文艺兵在军队中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演艺、体育工作，起宣传鼓动、振奋军威的作用。《绿血》中的主角是文工团临时组建的业余宣传队的成员，入伍前由于家庭成分被打压，入伍后仍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岗位上，退伍后因为没有学历仍是落后于社会主流，把他们称为“时代的弃儿”一点不为过。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群人身上，严歌苓却发掘出了英雄主义的光环，这光环从战场上一直闪耀到日常生活里。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青年们把车辆让给伤员，只身闯入危机四伏的热带丛林，以寡敌众，多次陷入被越军包围追捕的困境。对被集体抛弃命不久矣的越南老兵，他们不仅没有赶尽杀绝，反而出于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对人的尊重抚慰了老人的生命尾声；在与凶狠毒辣的越南女兵交战后，代替胜利雀跃的是他们缅怀这些与自己同样年轻的、鲜活的生命陨落时的慨叹。除了你死我活的对垒，深厚的战友情谊更加彰显他们人性的光辉。一群毫无作战经验的文艺兵在战场上竭力完成了对他人和自我的拯救，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在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一次次以坚强的意志化解了厄运，表现出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军人精神。而作为随时代沉浮的劳苦大众，在面对社会、时代不公正对待时的宽容大度，面对人生境遇起起落落的坦然淡定，以及在接踵而至的生活困境中表现出的坚强乐观，都使他们蕴藏着生活化英雄的气质。尽管他们与致力于改革创新、历史进步、社会发展、救民于水火传统英雄概念相距甚远，但在磨难中淬炼出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不屈的生命意志使他们也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边缘化英雄的塑造体现出作家对“英雄”内涵的突破。

严歌苓早期作品中独具特色的“英雄书写”，不仅开拓了英雄的审美谱系，在消费文化时代引领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为她以后的写作方式奠定了风格。其独立的思考意识、带有理性色彩的民间历史观、边缘化的关注视角，以及一切根植于人性的写作出发点在早期作品中已初见端倪。

[1]潘天强.论英雄主义——历史观中的光环和阴影[D].中国人民大学，2007.

[2]胡为雄.英雄观的变迁——从卡莱尔到普列汉诺夫再到胡克[J].中国社会科学，1994（1）：157-168.

[3]胡克俭.中国当代文学的英雄主题研究——以长篇小说为中心[D].兰州大学，2008.

[4]严歌苓.绿血[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5]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作 者：王雪冰，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