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89）

关于规训的寓言
——对《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与《看上去很美》的文化解读

刘若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89）

之所以选择《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与《看上去很美》进行分析，首先因为这两部影片都是优秀的儿童题材影片，并且可以提炼出一个相同的主题：规训。规训源自法语“discipline”，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戒等多种释义，也可译为“纪律”、“戒律”或“训戒”。福柯正是利用这个词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两部影片进行文化解读，同时围绕这一主题比较“规训”在两部电影中的体现，影片对此所持的态度，以及背后的文化来源。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看上去很美；规训；福柯

一、少年何愁

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以下简称“何处”）中的小主人公阿默德为什么总是皱着眉头？《看上去很美》（以下简称“看上”）中的小主人公方枪枪为什么总是撅着小嘴？少年不识愁滋味， 这两部电影里的两个小小少年究竟在愁什么？

在《何处》中，阿默德愁的是如何才能把作业本还给同学，在《看上》里，方枪枪愁的是如何才能得到一朵小红花。于是，那本始终颠簸在路上，却未能到达目的地的作业本和那朵永远被渴望，却不曾被拥有的小红花，便成为了电影中孩子们天真美好却遥不可及的愿望。

《何处》开篇，阿默德的同桌内马扎迪因为没有将作业写在作业本上，遭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和被退的威胁，作业被当众撕毁。在他伤心痛哭的时候，老师强调“我让你们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是因为这是规定。”并且说明这项规定的首要原因是“培养你们的纪律性”。“纪律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型法庭模式。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都属于惩罚之列。”1影片中内马扎迪因为其行为偏离了规训而被老师质问、批评、惩罚，这一过程即是一个小型法庭的模拟，而老师以则审判者的姿态用强硬的话语和粗暴的行为为规训树立了权威，从而使他们学会服从、驯顺、正确地履行职责和遵守各种纪律。导演用长达五分钟的篇幅记录了这场惩罚：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说教与训斥中，受训者内马扎迪始终不敢抬起头看老师，默罕默德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和畏惧，那个背痛的小男孩躲到了桌子底下……最后，在内马扎迪低着头小声说出的“是，老师”中，孩子们明白了不遵守规训的代价。

同样，《看上》中，进入幼儿园第一天就被李老师剪掉小辫的方枪枪，得到了第一朵小红花作为补偿和奖励，这是规训对他的第一次召唤。此时，初来乍到的方枪枪还不懂小红花的意义，将它一把仍在地上。这时，一个“懂规矩”的小女孩赶忙捡起小红花，宝贝似的捧在手中。在幼儿园中，老师将小红花作为一种奖惩手段来约束和规范孩子们的行为、思想，培养的是对体系的认同和服从。孩子们只有安安分分生活在规训的界限里，才有资格获得象征着荣誉的“小红花”。在这一段落中，细小柔软的辫子象征着自由与个性，冰冷锋利的剪刀象征着权力，执行的是一切高高在上的规矩和制度。规训的冷酷强大与个体自由的渺小无力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杜威认为，权力所涉及的行为是不公平的，并且试图加强给个人的愿望并对他人发号施令，权力只包含了个人观点，而不代表社会利益。2在方枪枪的哭声中，小辫被一刀剪断，自由与个性就这样被抹杀了。

归根结底，阿默德和方枪枪愁的是规训，想的是自由。规训源自法语“discipline”，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戒等多种释义，也可译为“纪律”、“戒律”或“训戒”。福柯正是利用这个词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3于是，象征“规训”的作业本和小红花在影片中成为了束住儿童手脚的绑带和围困儿童天性的藩篱。而它不仅仅只局限于成人为儿童制定的种种纪律和规矩，也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对个体思想的压制和对行为的规范。两部影片所要表达的共同主题，便是规训之下的自由与反叛。

二、规训下的博弈与互动

在福柯的哲学体系里，“规训作用于身体，但它并不是作为附属或为其服务来占用身体。规训是一种高压政治，是一种政治的解构; 是权力的一个机制，它定义了一个人如何对他人身体使用权力，以使他人按照自己的希望或期望的那样有益地、顺从地，有效率地发挥作用。身体的权力与力量转化为受过训练的能力或才能，反抗变成了顺从”。4

在这两部影片中，“规训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控制性”的烙印，象征着权力的老师和家长用束缚、奖惩甚至威胁等手段构建了一套充满等级色彩的规训制度，孩子们不敢也不被允许质疑这套规训制度的合理性。”当方枪枪为自己辩护：“我今天早上自己穿衣服，还使劲拉屎，我还自己洗的手，为什么没有小红花？”时，李老师的回答很简单：“你要好好努力听老师的话。”幼儿园中的方枪枪作为受训者的一方，他的全部活动都是由规训教师的命令来表示和维系的。在福柯看来 “命令是无须解释的。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无须废话。”5于是，幼儿园里的孩子逐渐在强制性的命令下成为了规训的驯从者。正如影片里李老师提问“为什么我们要学会自己穿衣服？”时，获得小红花最多的“模范生”于倩倩回答“小朋友应该学会自己穿衣服。”以及在《何处》中，母亲反复声明 “先做完作业再去玩”，阿默德与哥哥的对话 “你去玩吗？”“我必须做作业。”“你不去？”“我还有三行没写完”在这里，哥哥和于倩倩与规训者李老师和母亲的关系，在福柯看来 “是一种传递信号的关系。这里不存在理解命令的问题，所需要的仅仅是根据某种人为的、预先编排的符码，接受信号和立即做出反应。肉体被置于一个小小的信号世界，每一个信号都联系着一个必须做出的反应。这是一种训练技巧，它从一切事物中专横地排除任何观念、任何低语”。6

面对规训对自由的压制，两部电影持有不完全相同的态度。《何处》中，影片用大量的篇幅展示了几项具体的规训：例如作业要写在本上、写完作业才能出去玩、脱了鞋才能上楼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规训将人们牢牢地锁住，使大人们刻板冷漠、不知变通，使孩子们丧失天性，畏手畏脚，这些剧情无一不对规训进行了无声的批判。然而，影片并没有一以贯之这种一边倒的反对态度，而是客观的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当阿默德回家帮祖父取烟时，摄影机不再对准小主人公的视角，而是停留在了祖父——这个最具权威的规训的捍卫者身上，这时祖父变为叙述者，并且通过对自身经历的诉说解释了规训存在的合理性。使影片富有了内在张力，也给观众以反思的空间。

而影片的主要视角阿默德，导演并没有将他塑造成对规训完全驯从或坚决反抗的单薄形象来表明对规训的态度，而让他在顺从的同时抵抗，且二者达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我们可以将此看做是小主人公对规训展开的一场博弈。一方面，他的作业本被老师拿来做示范，他为了不让同桌受到惩罚而想方设法还作业本这两件事能够证明他在遵守规训。而另一方面，他在没有完成作业的情况下出门、没有买面包、没有按时回家、替同桌写作业欺骗老师的行为则破坏了规训。他的骗人小把戏和作业本里的小野花，既是顺从规训的产物，也是反抗规训的证据，他的顺从体现了规训对个体的压制，他的反叛却让人看到了希望。在规训下，他既没有一味顺从，更没有一味反抗，而是同规训互动。由此，二者间矛盾的关系得到了调和而富有趣味，电影结尾变得明快灵动，而影片本身对规训的批判，也少了些许尖锐而显得柔和。

如果说《何处》对规训的批判是温和而不动声色的，那么《看上》则是猛烈而显而易见的。《何处》里的阿默德同规训展开了一场精彩博弈，原本矛盾的两方在对立中相互制衡，而《看上》展现的是方枪枪由努力遵守规训——在规训中彷徨——反叛规训——对规训全面失落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中他的驯从程度逐渐减弱，而反抗心理却逐步加强，最后反抗完全取代了顺从，此时影片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对规训的批判力度也达到了顶峰。影片即将结束时，被解除禁闭的枪枪非但没有听话地归队，反而朝小朋友们大声喊道“快点告诉老师我出队了！”，这是对规训彻底的反叛，宣告了他对权力的蔑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 “反叛的能力是对人类尊严和精神的保护”，“反叛指的是一个人与自己的自主性和谐一致的行为，学会尊重自己说‘不’的行为。这样反叛的能力就是独立的基础和人类精神的护卫者。反叛保护的是生命的核心，是将其存在作为自我而意识到的自我”。7此时，他不再是一个权力机制下“温驯而有用的肉体”8。

三、规训背后

无论是阿默德还是方枪枪，电影中的孩子们都为成人所制定的规训所压迫，而现实中，电影人的创作也被文化政策下的条条框框所束缚。阿尔都塞在探讨社会规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指出： “社会规训是政治无意识所依附的真正的物质基础，是对个体进行规训化规训和合法化生产的领地，是一套看似温和却弥漫着神秘暴力的社会调控工具”9。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限制，伊朗和中国的导演很难将自身想要传达的思想完整而真实地倾注于作品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电影中所表现的在成人世界里处于弱势的孩子，可以映射为现实中严苛的文化制度下的艺术工作者。

从1983年开始, 伊朗前首相霍梅尼(K ho m ie in ) 就提出建立“ 伊斯兰电影”。一是对非伊斯兰艺术和娱乐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二是提倡并扶持拍摄那些遵守伊斯兰宗教道德准则的国产影片。这类电影的主题基本上侧重于表现宗教奇迹, 从而达到强化宗教道德的作用; 同时也侧重于揭示伊斯兰宗教的教义,比如“ 牺牲的意义、死亡观、人世的苦痛、生的痛苦与来世的欢乐” 等。在伊斯兰宣传学院的直接监督下, 伊朗所制作的绝大多数电影现在依然是这种形式的作品。10

体制限制下，导演们只能采取疏离主流政治的策略，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因此，他们的创作多以儿童电影为题材，并将儿童世界开拓为一种“敞开的并成为隐喻的富饶花园”11。电影关注儿童的同时，也对严苛权力人物进行了间接控诉、对现代伊朗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曲折关照与反思。孩子们的生存困境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政治意识，儿童电影由此成了伊朗弱势群体的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引发人们对人性善恶的反省与思考。尽管伊朗电影的主人公多是儿童，实际上却侧面展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涉及话语权的问题，其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早已远远超越了儿童电影的范畴。

由此看来，与其说伊朗电影人是在以温和而婉转的手段反抗着文化政治制度的规训，不如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与权力和规训博弈。依据福柯的理论，在言语对象的禁忌，言语环境的仪规以及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上，有三种禁律相互交叉、加强或互补，构成了一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而这张网络交织最严密处，便是性和政治的领域。显然，伊朗电影人并未在作品中公然描绘性和政治来反叛制度，而以婉转曲折的方式运用隐喻手段，将影片中一些与主流政治、文化观念相悖的部分包装成更“健康”，更“安全”的儿童片，电影背后的深层内涵由此被安全的包裹起来，巧妙地避开了禁忌领域。

中国的电影审查同样严苛。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主题是对国家政治前途的选择，电影由于具有表达意识形态的功能，曾一度成为政治宣传工具。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时期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高度重视，电影作为强有力的大众传媒成为政党和国家的价值取向、社会理想传播的重要载体。主流电影都贯穿着主流文化的突出导向特征，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精神。这类电影题材被纳入了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塑造工程中。直到90年代，以张元、贾樟柯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导演的作品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市场上游走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独特存在。这些新生代导演作为高等艺术院校“不包分配”政策的首批承当者，毕业后很难获得拍片机会和投资，只能以低成本、独立制片的方式拍摄一些“地下电影”。这种漂泊无依的经历使他们在电影的创作中力图还原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真实而无奈的生活，更加着力表现生命个体多舛的命运，而非以大时代为背景、大事件为题材，传播社会理想、弘扬时代主旋律，因此他们的影片大多呈现一种粗粝的质感和叛逆的精神。在政治限制和文化反抗中，他们选择了后者。

与伊朗儿童片导演做法不同的是，中国新生代导演大多没有采取温和的规避拍摄禁区的策略，而是毫不迟疑地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这就注定了他们游走于禁锢边缘的宿命。比如《看上》的导演张元，他的电影被称为“边缘与中心”的对抗和逃离，也因为“体制”代表着官方，进而隐喻了一种压抑的力量 ，独立于“体制”之外，代表了非体制、非官方、非禁锢的立场，表达着自由和颠覆体制的思想。对于《看上》，张元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单纯拍给孩子看的电影，相反，它的思想内涵是复杂而多层次的，有教育、自由、规定和个人独立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幼儿园可以折射出一个成人社会的影子。12

当然，也有人质疑或担忧，中伊两国的电影人想方设法逃离本国规训后是否会落入新的规训？中国新生代导演的大量作品中所展现的落后乡镇、愚昧、保守、刻板甚至缺乏人性的国人形象是否会落入东方主义的窠臼，成为讨好外国观众的手段？实际上，作为文化与体制的东方主义，其实质是西方的东方主义，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逻辑与策略。在这套西方主宰的话语体系下，东方被置于西方文化权力话语之下，成了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一个以西方话语所制造的集原始、野蛮、荒诞和落后于一身的“东方神话”。13由此看来，不得不让人担忧国际视野是否会以此对中国社会造成非客观的模式化误读。而与中国新生代电影相比，伊朗电影虽然也描绘了贫穷、落后、被宗教所束缚的社会，但并非以“他者”的话语去描述，而更注重其本身作为主体的存在。另外，伊朗电影长于运用层叠的隐喻，建构蕴含独特民族文化气质的文本世界，并通过深沉的情感结构及其所达到的诗性的艺术高度，最终完成审美超越，以对抗来自东方主义的文化想象。14这些地方也是值得中国电影人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方面。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P202

2.[英]詹姆斯·D·马歇尔,米歇尔·福柯：个人自主与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01，P72

3.[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P375

4.[英]詹姆斯·D·马歇尔,米歇尔·福柯：个人自主与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01，P115

5.[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P187

6.[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P187

7.[美]罗洛·梅著，自由与命运,杨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P90

8.[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

9.马海良，孟登迎,《文化研究关键词之四》,《读书》2006年第4期.P165

10.[伊朗]阿里·穆罕玛德,谢晓燕,邓鹏译,《全球化对伊朗电影的影响》,《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3年03期,P59

11.[美] 戈达弗雷·切西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提出问题的电影》，林茜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7 年第1 期，P64

12.高力，任晓楠著 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10月1日,P65

13.顾晓乐 王松，“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他者”镜像——解读当代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形象《文艺评论》2013年9期,P51

14.华艳红，东方主义与伊朗电影中的文化抵抗，《当代电影》 2013年04期,P194

[1][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

[2][美]罗洛·梅著，《自由与命运》,杨韵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05

[4]陈颖，一个关于“小红花”的寓言——《看上去很美》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群文天地》 2011年14期

[5]许爱珠,周宏亮,《规训的叛逆与守护——电影，〈看上去很美〉》的文化解读,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06期

[6]向悦，《小中容大 似浅实深——经典教育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赏析，《写作》，2010年19期

刘若冰，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