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小艳［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西安翻译学院， 西安 710105］

藏在“黑暗”背后的美

——爱伦·坡小说的哥特式复兴

⊙鲁小艳［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西安翻译学院， 西安 710105］

哥特式小说的受众基础是人生而有之的恐惧，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与传播空间。爱伦·坡的创作善于发掘人物心理深层动机、营造趋于心理化、内转化的黑暗，制造心灵上的恐怖震感读者，迥异于传统哥特小说的审美体现。本文旨在对爱伦·坡哥特小说的表现手法、叙述技巧等进行研究，运用“崇高”这一美学术语的内涵来分析坡小说中所体现的黑暗之美。

崇高 黑暗 颠覆 心理化 内转化

1764年，英国作家贺拉斯·瓦尔浦尔创作的《奥特朗托城堡》以其独特的背景设置、暴力的残杀情节迅速成为哥特小说的开山之作。埃德加·爱伦·坡就生活在哥特小说迅速发展的时代，自幼接受英国文学熏陶，在场景设置上，沿袭了传统哥特小说的经典模式：“故事往往发生在一个封闭、与世隔绝的空间内，以此淡化与模糊故事的时代背景，使读者能够忘记自己所处的时代，远离日常生活的进入一个理想的美妙世界，从而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故事的主题或氛围上。”正如《厄歇尔府的倒塌》中地处遥远旷野的古堡，《长方形箱子》中独自漂泊在海上的客轮，还有《红死魔面具》中被高大城墙、坚固铁门包围着的城堡；另一方面，作家查尔斯·布朗在1798年推出的美国第一部哥特小说《韦兰》，其对宗教的畔依、变异的心理对传统的哥特小说是一个颠覆，无疑对爱伦·坡的创作指引了新的方向。随之，哥特小说发展的中心已逐步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美国社会和文化中强大的清教徒主义传统为哥特小说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教徒在英国革命失败后，被迫投奔美洲，加大了美洲清教徒的数量，以至于清教徒与异教徒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异教徒被迫害的主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哥特小说家的青睐。爱伦·坡的《陷阱与钟摆》就是这类主题的典型。

一、象征中预设悬念

爱伦·坡小说立足于透过具象的事物来暗射特定的心理，传递出其深邃的寓意，彰显黑暗之美。“象征手法是爱伦·坡的一个突出优点”，是西方评论界的共识。象征能涵盖思想，延伸意义，高明的作家往往借助象征使作品产生一种绵远悠长的意味。

以《黑猫》为例。篇名就给人以无限遐想，坡没有选择狗或者其他的宠物在于其文化背景的特殊性，黑猫与女巫被共同地贴上了黑暗的标签，一如文本中所写到的妻子也同样地默认了这个古老而黑暗的传说。爱伦·坡将这场黑暗赋予了冥王的使命，将猫取名为“普路托”，为故事提前设定了死亡的神秘密码。而当第一只猫惨遭毒手之后，“我”怀着愧疚之心收养的第二只猫，“足有普路托那么大，它近似普路托，最为显眼的就是那大得可怕的胸部白斑”，这白斑日后更是显现出其基督文化的象征性，最终长成了一个近似绞刑架般的可怕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主人公“我”的决定。是继续丧失最后的人性还是回头是岸、善待生命；当然也暗示着“我”的两种结局，是受到惩戒还是得到宽恕。象征手法的运用使黑暗之美的呈现不仅停留在恐怖的表层，更是深入文化内涵层次，也体现了爱伦·坡本人的宗教理念及信仰。悬念手法的使用彰显出作者的机智，随着情节的发展造成的陌生化效应，其结果是富有成效的，它让读者陷入急切的期待视野中。

在哥特小说中，悬念的出现、发展与最终的解释往往是与恐怖、神秘等成分相伴相随的。悬念几乎贯穿在坡的每一部小说里，其中以侦探推理类的小说为最。肖明翰在《爱伦·坡哥特小说集》的序言中提到坡的《莫格路惨案》是世界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而他的四篇侦探推理故事从破案路数、推理方式、情节安排到人物塑造诸方面都为侦探小说这个体裁创下了一百多年来发展的基本模式，福尔摩斯们身上几乎无不闪现着杜宾的影子。《莫格路惨案》可读性之强，不仅在于故事中的恐怖情节，更在于坡极力营造的悬念。坡在开篇就采用了倒叙的结构，用冷静、客观的文字在小说开篇勾勒出一幅“密室作案”的场景——现场门窗紧锁，没有任何凶手出入的痕迹。母女俩平日里也未与人结怨，更离奇的是莱斯巴拉叶夫人头天提取的巨额现款竟搁在现场，分文未动。悬念随之而起，杀人的动机既不是复仇，也不是谋财。案情陷入一片迷雾之中，警方对此毫无头绪。这种强烈的悬念很自然地激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了作者布下的恐怖陷阱。

二、叙述中留出空白

不同于以往的美国作家，坡十分偏爱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这更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让人读起来更加有兴趣，又便于直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故事更加生动形象。美国小说理论家塞米利安对第一人称的叙述大为赞赏，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有着更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将观众带入灵魂的拷问。当读者阅读小说之时，犹如此刻在倾听叙述者娓娓道来，述说昨天发生的事。爱伦·坡对“第一人称叙述”的使用还颇具创新，他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将第一人称作为僵化代言人的形式，而是把“我”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情节的推动者，融入整个故事之中。《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中，“我”利用福尔图纳托喜欢喝酒的弱点，在一个狂欢节的傍晚，谎称自己弄到了一大桶蒙特亚白葡萄酒，以鉴定酒的真伪为由，将福尔图纳托骗到自家地下室的酒窖中，最后用石块和水泥将其封死在墓穴里。多年以后，为了死后能进入天堂，“我”将自己过去的罪恶对牧师和盘托出，但仍然坚持是他屡次伤害“我”在先，“我”只不过是忍无可忍。小说中并无过多描写福尔图纳托给“我”的伤害，但从“我”对福尔图纳托下毒手的过程看来，“我”是多么强悍、凶狠、残忍与诡计多端，而福尔图纳托则比较虚弱，思维也较简单。然而，如此穷凶极恶、不思悔改的“我”却赢得了读者的同情，这就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在这篇小说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小说一开篇“我”就抱怨福尔图纳托对“我”有过无数次的伤害，而且“我”都是尽可能地一忍了之。如此，“我”就先声夺人地博得了读者的同情，并且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继续控制着读者的感情，直到形成思维定式，即福尔图纳托是个衣着邋遢、冒充内行的骗子，他善于品酒的优点在读者眼中也成了致命的缺陷。而“我”在读者眼中则是一个一肚子委屈和无奈的人，这样“我”杀死福尔图纳托在读者看来也就合情合理了。

“开放”即是留有空间，艺术的空白化处理是一种高明的文学创作。当情节升华至顶端，就需要做出审美交代。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对读者的谄媚，艺术表现者有责任给欣赏者更高的审美期待，留出空白，供其思考。开放式的结局也是迎合读者这一审美需要的。爱伦·坡是个颇有智慧的作家，他能创作许多有圆满结局的优秀小说，当然也能创作出一些未完待续式的独特作品。《玛丽·洛热案之谜》，杜宾先生侦破了种种谜团，最后“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读者自己会明白，我所说的这些都仅仅是巧合。进一步来看，在我的叙述里，可以看出，那个不幸的玛丽·洛热在她一生命运——就人所能察知的命运而言——同玛丽·洛热在她一生里某阶段中的命运是那样的相同，以至于理智也给闹懵了。我说，这一切都可以看出。然而绝不能认为，我叙述玛丽生命中那段悲惨故事，把笼罩在她身上的迷雾层层揭开，是为了暗示在更深的程度上两人的命运如何相同，或者甚至为了表明，在巴黎捉拿一个杀害女店员的凶犯而采用的那些方法，或者建立在任何相似推理之上的方法，总会得到相似结果。”小说未明确地告诉读者，玛丽是被谁谋杀的，如何被谋杀的，现在尸体在何处，以至于读者总产生一种未完待续的错觉。与爱伦·坡其他小说的“圆满”结局相比，这种开放性的结局更能让人觉得意犹未尽。读者先前抱有的阅读期待非但没能得到满足，反而更加强烈。先前的悬念因为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进一步加大了读者的精神压力，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重新阅读小说，以期发现任何能够破解悬念的蛛丝马迹。而正因为没有合理的解释，读者会根据自己的期待得出自己的答案，设计出自己独有的所谓“圆满”的真正结局，如同一部精彩的续集。当这种开放性结局出现在爱伦·坡的恐怖、怪诞小说中时，则会让恐怖、怪诞的氛围更加强烈，体现出一种更持久的审美效果。

三、传统中得以超越

传统的哥特小说以夸张的自然表现和奇幻诡异的情节构建取胜，却总是在结构的拖宕上败下阵来。而爱伦·坡小说恰好使用象征和悬念来弥补了这一漏洞，灵活采用倒叙、插叙等叙述手法，将体现黑暗之美的黑色场景、情节、人物做了特殊的处理，把读者引入自己预先设定的圈套。《玛丽·洛热案之谜》中，插叙了外界对案件的种种猜测，让案情显得尤为扑朔迷离，而在最后，疑点逐渐击破之时，主人公严密的逻辑推理，又显示出爱伦·坡炉火纯青的功力和匠心独运的安排，跌宕起伏却又不失流畅的快感。这归功于其一贯的“效果先行”策略。他曾在《评霍桑的〈故事重述〉》中表示预先构思的重要性，力求独一无二，创造出奇幻的效果。而“善恶冲突”是哥特小说“亘古至今最永久的主题”。爱伦·坡在创作哥特小说的过程中，避免不了对传统的继承，然而他不可能是单一的接受。他认为这种陈腐的道德说教已然宣告了其死亡的时效，他强调小说的效果至上理论，刺激性是其追求的实质。推理小说更要注重案件的分析，而这一切与善恶无关。《莫格街谋杀案》中塑造的水手和猩猩都与道德审视无关，其所极力刻画的是内心的杀人动因和招认后的迷茫，表现其本质的趋同，超出观众的期待，制造悖论来达到恐怖的内心转向。哥特小说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后，“恐怖”则出现了“内向化”的趋势。美国第一位职业小说家查尔斯·布洛克敦·布朗所创作的《威廉·威尔逊》等哥特式小说已初见人性的拷问，爱伦·坡继承并改革了这一特征，认为最极致的恐惧来自于对未来的不可把握。将两者稍加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共同致力于人类心理的阴暗面处理，并将其延展到最大化。但爱伦·坡更为高明的一点却在于其处理得更为细腻，其本质是一种“异己”矛盾的激化，“异己性”是难以调和的内心矛盾、内心冲突所造成的人格分裂。所谓恐怖心理的产生，不仅是外物的折磨，爱伦·坡用犀利的眼光发现：一个个体潜在的两种人格的斗争往往使人陷入最深层的恐怖。因为恐怖因子存在体内，恐怖者无处可逃，而两种斗争，两败俱伤的结果却足以摧毁包含它们的这一整体。所以，面对被这两种力量撕裂的威尔逊，读者在“大为惊讶”的表层下，心灵微微震撼了，一种崇高之美油然而生。

爱伦·坡哥特小说情节的推动得益于他对侦探小说手法的借用。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始祖，是第一个将侦探小说手法运用于哥特小说写作的人，所以，他笔下的侦探小说和哥特小说的界限并不明显，有些侦探小说例如《莫格路惨案》《就是你》等本身就是哥特故事。而侦探小说手法主要指的是前文提到的“悬念”“结局设置”等。侦探推理小说手法对哥特故事情节的推动有特殊的作用。其作品中象征有隐喻的意味，往往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埋下伏笔，在结局揭晓之后，读者通常会感到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悬念对情节的推动作用则更为明显、直接。爱伦·坡的哥特小说无不是靠着一个个悬念的产生与化解来完成的，它是引起读者阅读兴趣，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关键。第一人称叙述者则是作者将读者带入自己所预设的文本环境所采用的必要手段，通过此手段的运用，读者无意识地成为情节的推动者。而开放式结局也有诸如此类的效果，不同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强调的是作者有意的引导，而开放式结局强调的是读者自觉的参与。总之，爱伦·坡对于侦探小说手法的娴熟运用，自然巧妙地推动了哥特小说情节的发展。这是对技法单一的传统哥特小说的超越；另一方面，侦探小说推崇理性分析和严密逻辑，情节是要自然写实的。而传统的哥特小说显然偏离了这一原则，玛丽·雪莱的名著《弗朗肯斯坦》中怪诞的人物设置，讲述了人与人的制造物之间的博弈，成为最具典型意义的科幻鼻祖，爱伦·坡在继承的同时更加注重了情节的写实化处理。例如坡的《过早埋葬》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坡在小说里引用了一系列真实发生的活埋事件，字里行间透着一种科学分析的严谨。小说制造的恐怖效果异常真实，以至于很多人看后对土葬产生了恐惧心理，害怕自己也被“过早埋葬”了。他坚定地认为情节材料的获取都必须遵循真实性，这一原则贯穿爱伦·坡创作的始终。他的哥特小说最终以其对侦探小说手法的借用和可信度，从众哥特小说中脱颖而出，经历时代的变迁，经历两个世纪以来读者的层层推敲，仍然备受青睐。今天我们阅读之时，仍感慨于爱伦·坡对小说情节设置的匠心独运。

四、结语

爱伦·坡对传统哥特小说的一大超越在于，在制造恐怖外围时，出于气氛渲染的需要从来不会局限于对某一恐怖事件的单一陈述，而是打入内心深层剖析，挖掘其原始动机，制造心灵的恐怖来面对面地与读者构建起文本，在象征中制造悬念，以埋伏笔、引起阅读兴趣的功用，推动情节的发展，达到情节发展一波三折、阅读审美曲径通幽的效果。而叙述方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和开放式结局，以其生动性和开放性，将读者引入文本环境，让读者成为情节的推动者，并营造了一种阅读的感官刺激。爱伦·坡对传统哥特小说另外两个方面的超越则体现在理念和主题上。理念方面，爱伦·坡的“效果先行”原则在文本创作过程中有意地运用，使其哥特小说情节紧凑，效果统一，避免了传统哥特小说结构的散漫和笨拙；主题方面，其有意避开了哥特小说史上老生常谈的道德探索之途，实现了恐怖的内质化，强调人类的变态心理，使恐怖更恐怖。哥特文学在当今社会已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但因其与生俱来的黑色气质，在学术界一直难入主流。在中国，受到文化传统及以往既定的政治标准的影响，哥特小说一度被冠以边缘性文学的称号，这恰恰是因为忽略了藏在黑暗之后的“美”。

注释

①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②陈宁：《论爱伦·坡心理恐怖小说中的恐怖美》，黑龙江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③[美]爱伦·坡：《爱伦·坡哥特小说集》，肖明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韩加明：《简论哥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

[1]【古罗马】朗吉努斯.论崇高[M].马文婷，雷雪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婧琛.爱伦坡神秘小说中的现代主义主题分析[J].海外英语，2012（5）.

[4]张自娟，刘甜甜.浅析爱伦·坡的哥特小说《黑猫》和《泄密的心》中的心理冲突[J].文教资料，2007（33）.

作 者：

鲁小艳，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西戏剧比较、比较文学。

编 辑：

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