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静雯 本刊编辑

农业供给侧改革自2015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以来，已经连续2年成为我国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号）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标题中，可以说2017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年，未来几年内，农业供给侧改革将成为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主题。之后发布的《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农发〔2017〕1号）明确指出，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工作主线，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重点，着力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业态、扶持新主体、拓宽新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工作部署方面，重点强调了调整种植业结构和加快现代种业创新，将在粮食生产和蔬菜供应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品种、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这意味着在这场农业供给侧改革浪潮中，蔬菜种业是重要的改革环节之一，其发展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整个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进程。

对于当前种业形势来说，不仅仅是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去库存的问题比较突出，蔬菜种业也存在着供应不均衡、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农业供给侧改革无疑为蔬菜种业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机遇，而如何实现蔬菜种业的调整、转型与升级，在国际竞争中成功逆袭必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1 蔬菜种业供给侧改革是确保蔬菜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据农业部统计，中国蔬菜产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15年中国蔬菜 种植面积为2.2×107hm2，总产量为7.85×108t，分别占世界的34.47%和62.3%。蔬菜是全国人均消费量最大的食品，其年产值已经超过粮食位于农作物第一，同时也是全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顺差最大的产品，2016年蔬菜出口147.2亿美元，贸易顺差141.9亿美元，同比增11.5%。蔬菜产供销是全国从业人员最多的产业，是对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种植业，在农民人均年收入中的贡献约为1 000元。因此，蔬菜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蔬菜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是保民生、惠民生、保稳定和促和谐的重大民心工程。

育种创新是实现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育种在影响蔬菜产业发展的诸多科技因素中占至40%。种子是蔬菜产业链的源头，处于至关重要的环节，种子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蔬菜的产量、品质及价值，优秀的品种能够提高蔬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成为企业品牌塑造的核心力量，帮助企业占领市场制高点。据统计，我国每年蔬菜用种量在4万～5万t，市场总价值超过120亿元人民币[1]，预测到2020年将达到16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蔬菜种业市场，中国只有占领育种技术和资源的主导权，才能为蔬菜产业提供坚实的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确保国家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近年来，随着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蔬菜种业得以迅速成长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蔬菜种植业正处于关键的变革时期，蔬菜种业必须与其相适应，才能相辅相成。根据《全国蔬菜产业规划（2011—2020年）》，我国蔬菜产业将朝着稳面积、调结构、改布局、提单产、降损耗、增效益、绿色型、生态化、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支撑与引领蔬菜产业发展的蔬菜种业面临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供给品种过剩与短缺并存，集中度畸高；生产供给区域之间低水平过度竞争，生产主体多而小；原创性产品研发周期长，研发成本高；种业资源配置与农业产业发展和研发需求结构变化不协调等方面，长期制约着蔬菜产业的发展[2]。因此，蔬菜种业的供给侧改革无疑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而找准蔬菜种业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是顺利实施改革的基础，下面将从品种选育、体制改革及国际竞争等角度分析我国蔬菜种业供给侧改革之路。

2 蔬菜种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2.1 调整育种方向，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对接

2.1.1 当前品种选育情况

我国蔬菜育种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六五”开始将蔬菜育种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通过60多年的技术攻关，已取得一系列的重大成就。目前国家种质库、种质圃已搜集、保存属于27科、67属、130多个种的蔬菜种质资源3.6万余份[3]。通过地方种质资源发掘利用、提纯复壮、引进改良以及杂种优势育种等育种途径和方法，培育了一大批优质的突破性品种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蔬菜育种技术体系，并在一些领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据统计，1978—2013年我国审定（认定、鉴定或登记）的新品种为5 234个（表1），其中，杂交种4 152个，占79.28%[3]。从表1可见，我国蔬菜育种的力量和优势集中在十字花科、茄科和葫芦科作物上。值得一提的是，设施红果番茄、彩椒、西葫芦、白萝卜、春白菜、娃娃菜、菠菜、胡萝卜、洋葱等蔬菜品种育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打破了之前国外品种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然而从整体上来看，自主选育的突破性品种仍较缺乏，如温室长季节栽培的茄果类蔬菜、抗病菠菜、耐寒甘蓝等方面品质优良的品种仍被国外种子企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表1 我国蔬菜作物 1978—2013年品种审（认）定、登记、鉴定情况[3]

2.1.2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育种方向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之下，深化调整蔬菜种植的结构与布局将是产业未来的主攻方向，蔬菜种业的育种目标将与之适应并继续保持多元化的特征。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育种技术与新兴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融合的趋势将更为突显。

2.1.2.1 未来蔬菜产业将进一步向优势产区聚集，专业化的单品生产将进一步稳定发展，大城市城郊的蔬菜生产将朝着精细化、观光采摘、不耐贮运的叶菜类蔬菜及应急性生产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适合优势产区生产的蔬菜品种将是未来蔬菜育种的主流方向[4]。

2.1.2.2 为了促进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蔬菜产量与质量，在注重蔬菜品种丰产性、抗病性，特别是新流行病害的抗性的同时，研究节水、省肥品种的选育是育种急需加强的重点工作。

2.1.2.3 随着土改深化和农村人口的转移，蔬菜种植将进一步向规模化生产发展，与此同时机械化生产与省工栽培技术将得到有力推广，因此适合规模化生产、机械化作业、省工省力的品种将是主要的育种目标。

2.1.2.4 随着设施蔬菜和蔬菜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蔬菜品种的专用性能对蔬菜生产效益的提高作用愈发明显，因此必须加强专用品种的选育，包括设施栽培专用品种、加工专用品种以及功能性专用品种等。

2.1.2.5 拓宽蔬菜作物育种的种类，加强十字花科、茄科和葫芦科以外的其他蔬菜作物的育种，特别是国外在中国占有率较高的蔬菜品种，如菠菜、洋葱、胡萝卜、芹菜、菊苣等品种。

2.1.2.6 随着观赏园艺的不断发展，具有新奇、特色观赏性的蔬菜品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近年来，随着都市阳台蔬菜热潮的不断升温，可食用、观赏性佳的蔬菜品种大受追捧、供不应求，一盆小棵的朝天椒售价可达20元。同时，在田园综合体、都市农场、生态园区等项目中，观赏性蔬菜已成为流行的新鲜元素。因此，加快选育多彩、异型、美观的观赏性蔬菜品种具有较大的市场前景，目前观赏性蔬菜主要分为观叶型、观花型、观果型及观株型4种类型，如观叶型品种有观赏羽衣甘蓝、结球甘蓝、薄荷以及色彩多样的莴苣、生菜、菠菜、苋菜等；观花型品种有黄花菜、百合花、扁豆、四棱豆、桔梗、菊芋以及国外引进的翡翠塔花椰菜和彩色花椰菜等；观果型品种有七姊妹椒、樱桃番茄、鸡蛋茄、飞碟瓜、金皮西葫芦等；观株型品种有红花菜豆、观赏南瓜、落葵、红秋葵、细腰葫芦等。

2.1.3 加强学科融合，提升育种技术

近年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技术在植物育种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基因编辑、分子标记、基因克隆、染色体工程和原生质体融合等技术均在蔬菜育种方面引起了研究热潮。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催生出了表型信息采集系统、基因排序器、基因芯片及生物大数据等生物信息技术，成为植物育种研究领域的高效工具，其打破了传统的育种模式，简化了育种程序，提高了数据分析效率，缩短了育种周期，节省了育种用地和资源，为育种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通过生物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有效地整合现有种质资源的生物信息，进一步挖掘有潜力的优异基因资源。因此，基因编辑、分子标记等分子生物技术与基因芯片、生物大数据分析技术等生物信息技术将成为蔬菜育种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大这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使其成为加速我国蔬菜育种进程的动力，为我国蔬菜种业供给侧改革提供技术支撑。

2.2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助力种业供给侧改革

2.2.1 种业运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从事蔬菜育种研究的科研、教学单位有179个，其中科研单位143个（国家级1个、省级33个、地市级109个），高等院校36个；从事育种的科技人员共有2 046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有988人（约占48.3%）。我国蔬菜育种领域相关科研平台有47个[5]。由于缺乏市场信息的指导以及完善的育种目标转化开发体系，科研单位的育种成果难以有效地实现其市场价值，当前科研单位的育种成果转化效率仍较低。同时，我国蔬菜育种机构在作物研究上的分布不均衡，从事番茄、辣椒等茄果类蔬菜育种工作的单位比较多，黄瓜、西瓜、甜瓜等瓜类蔬菜次之，从事菠菜、芹菜、莴苣、芥菜、菜薹（心）、菜用大豆等一些特色蔬菜作物工作的单位少，仅为1～3个[5]。

近年来，我国蔬菜种子企业迅速发展，2014年已达到5 000家，但整体上存在“多、小、杂、散、乱、弱”等缺点。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可分为农业科研院校（所）背景的蔬菜种子企业、民营育种型蔬菜种子企业和代理经营型种子企业。其中，农业科研院校（所）背景的蔬菜种子企业的育种实力较强，营业额最多的已达到1亿元，但该类企业运行机制不灵活，无法真正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育种，正处于“事企脱钩”改革的过渡时期。民营育种型企业大部分规模很小，一批企业正在快速成长。目前，育种型企业年销售额在5 000万元左右的有5～8家，这类企业的育种工作大多数集中于几种甚至是一两种作物，如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主要做黄瓜育种，西安金鹏种苗有限公司主要进行番茄育种。代理经营型企业通过与国内外制种或育种的公司或科研单位合作，代理销售符合市场需求的种子产品，目前该类企业占我国种子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且其中多数为个体、夫妻店形式的小微种企，经营手段多样，市场较难监管，偷取亲本、假冒品种等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种业市场的秩序；同时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代理经营型企业容易受制于种子选育公司的发展步伐，无法真正引领蔬菜种业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蔬菜种子企业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主要限制因素在于研发投入缺乏，我国年销售额超过1 000万元的种子企业的年均研发投入在营业额中所占的比例只有3%左右。大部分民营蔬菜种业几乎得不到科研项目支持，育种资源匮乏，急缺高层次人才。同时部分育种企业的育种技术仍停留在常规筛选阶段，较少采用先进的生物育种技术，如基因编辑、分子标记、细胞工程等。大部分蔬菜种子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难以依靠自身的科技力量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导致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处于被动，非常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2.2 种业体制的改革方向

2.2.2.1 明确分工，合作发展

国务院2011年的“8号文件”、2012年的《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以及2013年的“109号文件”均强调了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主体，企业是商业化育种的主体，要建立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骨干种子企业，建立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紧密结合、资源集中、运行高效的育种新机制。按照文件要求，到2015年年底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基本完成与其所办种子企业“事企脱钩”，而事实证明企业转变为育种主体的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漫长的工程，由于蔬菜种质资源、育种人才、育种设施等大部分育种资源集中于科研单位，现有的种子企业育种力量较为薄弱，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角色的转变。

因此，要发展民族种业，必须要加快实现育种资源的有效转移，需要国家持续扶持具有育种潜力的种子企业，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团队，建立开放共享的种子科技创新平台，创建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育种资源和科研成果顺畅转移、高效互惠机制，进而提升种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企业对市场灵活应变的优势，加快蔬菜种业的供给侧改革。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解除育种科研单位的后顾之忧，处理好科研单位、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利益，充分调动三方面的积极性，吸引部分育种技术人员向企业流动，为企业育种增加技术力量[6]。

2.2.2.2 加强平台建设，完善创新体系

在建筑造型方面，余荫山房的主要建筑遵循对称的传统语法规则。深柳堂的明间是过厅，东西次间分别是过厅和书房。尽管两次间的使用功能不一样，外立面仍然以对称的手法处理了墙裙与窗户（图4）。临池别馆的明间东边是庭园大门，西边是房间，虽然无法以对称的手法处理檐墙的立面，但是通过把西边房间的屋顶降低，与庭园大门的屋顶形成对称的关系，配合檐柱、花牙子和拦河等元素，使得立面的总体感觉仍然是对称的（图5）。

加强建设一系列开放共享的蔬菜育种科技创新研究平台，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主导建设，种子企业协助补充。充分利用科研单位的基础研究优势，构建国家级单核苷酸多态性和全基因组研究平台等生物技术研究新平台[6]，完善蔬菜种质资源信息和实物平台等现有的育种资源信息平台，建立良好的平台运行机制，加强各个平台对种子企业的开放功能，促进育种资源在不同育种主体间得到高效利用，加强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交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科学相结合，利用研究成果解决产业问题，充分发挥平台的规模优势和作用，使之成为蔬菜种业创新发展的引擎。

2.2.2.3 完善法律法规，优化育种环境

尽管《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为蔬菜种业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配套的法律法规仍较为缺乏，导致实际管理和执法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无证生产、抢购套购、套牌侵权和制售假劣种子等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均严重破坏了蔬菜种业的市场秩序。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和加强执法力度，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品种推广且便于操作的蔬菜品种登记制度，在借鉴国际相关的品种保护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修订和完善我国的品种知识产权鉴定、评价、保护体系。同时，提高品种评价、登记的相关技术和设施、设备的水平，如建立开展主要蔬菜作物品种脱氧核糖核酸指纹图谱检测技术研究，并构建生产上主栽品种的指纹图谱，建立分子身份证；汇集各品种的脱氧核糖核酸指纹图谱数据，建立共享的指纹图谱数据库，为蔬菜新品种的保护提供有力依据[6]。

2.3 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推进蔬菜种业供给侧改革

2.3.1 中国蔬菜种业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

目前，我国蔬菜品种约占全国80%的播种面积，每年新审（鉴、认）定的品种超过300个，主要产区主要蔬菜的良种覆盖率90%以上[6]。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多家国外蔬菜种业快速进入国内种子市场，并在一些主要蔬菜作物如设施栽培的茄果类蔬菜、春白菜、春萝卜、洋葱、胡萝卜、耐寒甘蓝等品种方面占据了较大的市场比例，给我国的民族种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据统计，在市场份额方面，我国蔬菜种子的年用量为4万～5万t，2014年进口蔬菜种子量约1万t，进口金额1.52亿美元，加上外资公司在国内繁种销售的部分，估算“洋种子”的消费量在1万t左右，市场占比为20%～25%，在部分中高端蔬菜作物领域，外资供种所占比例甚至高达40%～50%[7]。由此可见，国外种子企业正在瓜分中国种业市场，对本土种子企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已经敲响我国蔬菜种业安全的警钟。

在市场价值方面，外资企业以20%的市场份额占据了50%以上的厂商环节利润，主要控制了中高端的蔬菜种子市场，在某些作物上曾一度控制了种子的定价权，种子零售价格是同类国产种子的3～20倍。在市场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天价种子”：海泽拉的夏日阳光樱桃番茄种子售价15元/粒；SAKATA的316胡萝卜卖到12 000元/罐；瑞克斯旺的茄子接近2 000元/袋[7]。种业同行对“洋种子”的评价为虽然价格高昂，但品质有保障，目前国内相应的品种质量和稳定性相差较远，购买国外品种也是无奈的选择。由此可见，加强中高端种子的育种及推广是我国种业站稳本国种子市场的重要举措。

2.3.2 在国际竞争中学习成长

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工作会议指出，“农业要有竞争力，必须种子有竞争力。”如何提升我国蔬菜种业竞争力赢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是我国蔬菜种业发展必须完成和破解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难题。在优化供给、提质增效、改革创新、资源调配等方面借鉴国际先进种业的发展经验，将有力推进我国蔬菜种业供给侧改革，促进我国蔬菜种业的快速成长。

2.3.2.1 打造精品种子，加强品牌建设

“洋种子”之所以能够高价获胜，关键在于其种子具有无可替代的高质量优势，主要表现为种子纯度、出芽率、发芽势极高，均基本达到96%以上；同时品种多抗、高产、性状稳定，降低了企业的生产风险。另一方面，国外种子企业凭借自身优势，通过品牌建设，大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我国必须要加强中高端种子的研发工作，着重选育一批市场较缺乏的、性状优良且稳定的蔬菜品种；提升蔬菜种子生产和精加工的科技水平：提高蔬菜种子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水平，建立简单、快速、稳定和低成本的高通量品种纯度快速检测技术和蔬菜种子健康检测中心，完善蔬菜种子采后加工技术、种子安全储藏与质量控制技术，提高批量种子引发技术水平，并逐步应用于商品种子处理；明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2.3.2.2 鼓励企业重组，提升种业实力

从发达国家蔬菜种业的发展情况来看，种业市场的重新洗牌、种子企业的兼并重组是实现种业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的种业集团的必经之路，如孟山都、利玛格兰、先正达、瑞克斯旺等种业巨头都是经过多次企业兼并与扩张而成长起来的。要改变我国蔬菜种业当前“多、小、散、弱”、泥沙俱下、恶性竞争的形势，必须要建立严格、高效、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在企业注册资金、固定资产、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对种子企业育种的投入，对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大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提供利好政策，鼓励科技资源向种子企业流动，支持企业建立育种基地等，促进企业建立完善的产业链；建立规范、高效、透明的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机制，为具备兼并重组条件的种子企业提供有利条件，促进兼并后企业资源的高效整合及利用；重视和加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的引导作用，通过媒体、协会、培训等途径宣传种子企业兼并重组在产业中的战略性意义，转变种子企业家的管理观念，引导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2.3.2.3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发达国家的政府及大型的种业集团非常重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每年对企业研发工作的投入都非常大。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私人企业育种研发投入增长220%以上，自1976年开始超过公共机构研究投入，占美国种业研发投入的60%以上[8]。而我国种业前10强企业的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只有国外种子企业的30%左右或更少，因此，必须加大我国种子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加大国家对种子企业研发工作的资金投入，建立公平公正的种业研发项目竞争机制，避免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其次，为种子企业融资开展研发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如减免税收、提供专项贷款等措施；第三，充分发挥种业平台、种业联盟、种业协会的集合力量，建设高效、先进、互惠、共享的科技创新平台，利用规模效应和杠杆作用，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大的科技创新支持，有力促进种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争取到2020年真正实现蔬菜良种覆盖率90%以上的科研目标，做大做强民族种业。

[1] 刘伟.我国蔬菜种业概况及发展策略[J].中国种业,2010(11):17-19.

[2] 于战平.用“五大理念”引领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J/OL].中国种业,2017(8):1-6.[2017-08-1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4413.S.20170803.0948.054.html.DOI：10.19462/j.cnki.1671-895x.20170803.027.

[3] 张扬勇,方智远,刘泽洲,等.中国蔬菜育成品种概况[J].中国蔬菜,2013(23):1-4.

[4] 丁海凤,于拴仓,王德欣,等.中国蔬菜种业创新趋势分析[J].中国蔬菜,2015(8):1-7.

[5] 徐东辉,方智远.中国蔬菜育种科研机构及平台建设概况[J].中国蔬菜,2013(21):1-5.

[6] 王立浩,方智远,杜永臣,等.我国蔬菜种业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16,18(1):123-136.

[7] 黄山松,田伟红,李子昂,等.外资蔬菜种子企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国蔬菜,2014(1):2-6.

[8] 中国种子协会赴美考察团.关于美国农作物种业的考察报告[J].中国种业,201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