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7日，中山大学多个校区开始实行“限制校外人员入校”的规定，想要入校必须出示校园卡或学生证。4月11日晚，中山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根據学校相关规定，从2017年4月10日起加强校园出入管理。校友可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正常出入校园，母校欢迎您常回来看看。”

据悉，中山大学推行“限外令”的导火索，是近期校园内发生的几起校外人员冲击课堂的事件，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和师生安全。而且中山大学一向苦恼于校内密集的校外人员，游客过多也常导致草坪被破坏、乱扔垃圾等情况出现。

对于此次“限外令”，网友们褒贬不一。而中山大学2015届校友陈伟祥对此却颇为不满，因为他在学校图书馆复习考研，新规定让他出入校门平添了许多障碍。虽然他是校友，但中山大学南校区5个校门中有3个校门都只接受凭学校证件和学生证入校。4月11日，他向中山大学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表》，希望学校公开“限外令”的相关行政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

大学“限外令”不妨两面看

大学发布“限外令”确有其合理之处。高校毕竟是进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地方，不是每个社会人都可以随意随时进出的、纯粹的公共场所，也不是人人可以争而往之的旅游胜地。比如在中山大学，校园人流量很大，周末更是人满为患，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玩，草地上甚至没有一点空位，非常吵闹。发布“限外令”，是保障师生安全、维护正常教学秩序、营造良好的宜教宜学环境的需要。诚然，从社会人角度来看，他们也有进入大学校园参观休闲游览的权利。因为高校建设基于公共财政，是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重要的知识源泉和思想高地，具有服务社会、回馈社会、教化民众的职能和责任。知名学府的文化氛围、人文精神，亦能对人们的思想起到激发与净化作用。

由此一来，大学校园到底要清静还是要开放，似乎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但实际上，只要“限外令”不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矛盾就可迎刃而解。比如，可采取预约和检查身份证的形式，控制适量的人流进入校园；校园的室外区域如道路、操场、运动场可以向公众开放，教学楼、科研楼、宿舍楼、图书馆等则可严格限制，专人把守；对进入校园者，禁止大声喧哗、嬉戏打闹、践踏草坪、衣衫不整。如此便既能保证高校开放，又能避免扰乱秩序。对于对外开放，高校应该积极探索更多、更好的治理思路，“一刀切”地限外，只能暴露出自己管理水平的不足。

中大“限外令”折射大学开放之难

对于国内高校“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开放，常有人以欧美大学的“不设防”为参照，对国内高校尽情嘲讽。但是，欣赏欧美大学开放包容、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国内高校可以简单复制。因为欧美没有围墙的大学，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以美国耶鲁大学为例，它最初只在市中心的某个街角买下了一小块土地，在上面建造了学校的第一栋教学和宿舍合一的大楼。此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耶鲁大学就这样以东买一块地、西买一栋楼的方式进行扩张，导致校园建筑在空间上非常分散，与城市街区相互交错，无法合并成一个独立的完整校园。基于和城镇社区融为一体的校情，自然只能秉承“开放式”的管理思路。

相比之下，中国的高校既缺乏美国大学的历史基因，也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而且长期秉承“封闭式”的管理理念，习惯于“躲进围墙成一统”，要想遽然实现“敞开大门”的常态化，无疑是在“挑战不可能”。换言之，基于国情，有限制的开放应当是相对现实的管理策略。罔顾实际大喊开放固然不足取，但同样以“现实问题”为借口发布“限外令”同样不应该。要知道，学校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有传承文化、影响社会的教化功能，其承担的社会职能、社会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远超老师和学生所营造出的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