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

1936年的6月25日——我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日子，那是日本导演小川绅介（1936—1992）的生日。那天，我们完成了小川的遗作《满山红柿》，我和他的夫人白石洋子，还有第二期摄影师林良忠一起去为他扫墓。在献上我们的海报时，我看见了他刻在墓碑上的出生年月，心里顿时充满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在那一刻，我发现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当一个人离开后，他常常留下了比他生命更长远的东西。而那东西里面包含着他的精神和灵魂。我们不仅会在银幕上看见栩栩如生的小川，听见他急速又敏锐的提问，更加让我们激动的是，他的思考、他对人生的认识，连同他的电影一起，融入进我们的生活，这——就成为永恒。世界原來是神奇和丰富的，在生和死面前，小川让我超越了恐惧。

记得2000年在山形的小村子里剪片子的时候，外面开始下雪，屋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洋子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暖风机，白天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剪接室的门口，对着小屋不停地吹着。但是，不知是从母亲身上遗传到了先天性毛病，还是插队时落下的病根，反正一到寒冷的冬天，即使穿着大棉裤，关节炎还是会发作。膝关节疼得不能弯曲，常常是坐下来以后就很难再站立起来，我似乎都能听见骨头与骨头之间发出的摩擦声。那时候，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早晨起来，还没有明白一天将会如何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坐在剪接台前了。小川当年的副导演见角先生，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只需要将小川拍过的胶片放在转盘上，拧动开关就可以工作。时间，突然就在那个瞬间消失，一切都不存于我的意识和记忆之中。来来回回地看着小川拍摄的东西，我体验到一种难以表达的快乐，那种着迷和享受，至今回想起来我都会有一份激动。我似乎感觉到小川的存在，尤其从那流畅的电影语言里感觉到小川的生命，以及他对人、对情感、对村子的热爱。在一点一点渐变的灯光里，我还读到了日本文化中的一种人文气质，闻到村间柴草的香味。

小川拍得那么完美，以至于我不知道从哪里下刀子，总觉得他拍的所有素材都可以用上去。但是，电影还是受限制的，我必须来来回回地在机器上回放，审视着，找到最准确下刀的地方。记得刚到山形的时候，林良忠就再三关照我：“一定要好好剪，不然人家会说，这么好的一部电影让一个中国女导演给糟蹋了！”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感到一份压力和责任。

2002年初，影片在柏林电影节放映的时候，五六百人的科达剧场坐满了观众。当最后响起热烈的掌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向小川交作业了，我完成了他的作品，无愧于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二期导演出现在银幕上。

2005年2月，我在纽约SteIla教授的办公室里，在回答她的提问时，我不停地说到小川。我发现，完成了小川的《满山红柿》以后，我拍的《假装没感觉》和《美丽上海》突然都沉静下来了，在捕抓细节的时候多了一点灵气，不再是那么愣头愣脑。似乎对人物的刻画，我也有了一份含混，渐渐地看明白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人的悲观并不是由于发现了恶，而是由于发现了含混，怀疑之后穷追不舍，宇宙往往讳莫如深，把人引向悲观的最后一个层次。它比痛苦更甚，那就是开始了恐怖。

但是，小川在自己一生的追求中，在他同样充满了茫然和困苦寻求的作品里，为我们还是留下了希望，留下了一份真诚。他说：“拍电影是来描写人的心灵的。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分享活下去的幸福、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力量。再进一步讲，是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