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琼

（1.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北京 100091；2.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文史部，贵阳 550025）

摘 要：尊重传统，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精神，其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而世代流传下来的智慧具有永恒普遍的价值。国家是世代沿袭的有机连续体，是历史和人民共同缔造的契约，要在充分考量和权衡之后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理性、传统和变革。埃德蒙·伯克作为保守主义的开创者，其思想不仅对英国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革也不失启示。

关键词：伯克；传统；审慎；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B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109-03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他也被誉为西方保守主义的鼻祖。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对英国的政治传统、英国的各种思潮、美国的政治传统、美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的对于传统的尊崇意识、对于变革的审慎态度的保守主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不无启迪意义。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y）曾这样评价伯克，说他的思想是永恒的政治智慧宝典，没有这一宝典，政治家们不过是在没有航标的海面上航行的水手。在今天全新的時代环境下，再次阅读伯克的著作，反思我国自近代以来文化上保守与激进的争论，以及当前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

“保守”一词在中文中具有保护看守之意，态度倾向于旧有制度或习惯，无意开拓创新，带有“守旧”“落后”等贬义内涵，而在英文中，“保守”一词conservative意为使保持在安全、完好的状态[1]，有稳健的、谨慎的、传统标准的等义项，可见英文中的“保守”一词并无贬义指向，反而具有一定的价值肯定意义。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作为一种思潮可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由其思想家伯克所开创，是英国社会的思想遗产。保守主义发展到今天，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释和界定的思潮之一，但不管怎么界定，基本共同一致的看法是对于文化传统的珍视和审慎变革的思想。

19世纪末，英国保守党成员塞西尔在其《保守主义》中强调保守主义是人们先天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保守是人的天性，是厌恶变化的气质[2]。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不追求进步和变革，而是要谨慎而周全，塞西尔强调进步和守旧应该呈现为一种调和折中的状态。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承袭了韦伯的理性化概念，认为保守主义的哲学观念是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社会理性化的对抗物存在的，尤其是从阶级层面来看：“在农民、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里，古老的胚胎和传统仍然在起着创造作用。”[3]他认为保守主义是防守性的反抗理性化的惯性，这是对理性化在人类情感方面的补充。而伯克则是从社会风尚的贯彻和国家的认同两方面强调传统的历史性、连续性、契约性、实践性，高度认可传统的重要价值。

伯克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受到家庭强烈的宗教意识的影响，他天然地对传统和秩序有着强烈的好感，而对革命、动荡则深恶痛绝。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这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对当时英国的冲击非常大，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推动了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流行。第二年，伯克的保守主义力作《法国革命论》随即问世，对其后英国的政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部著作以政论家的雄辩而富于激情的文风以及文学家的浪漫而饱含深情的笔触，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评判。伯克始终认为国家的治理不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倒重来，一定要在祖先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土壤中进行。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其以一种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摧毁了传统，破坏了社会的道德根基，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4]他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强调了对于传统的珍视和敬重，以及对于激进变革的审慎态度，这些无疑是伯克保守主义思想极具精华的部分，

二

尊崇和珍视本土的一切固有传统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保守”并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意思，而是对于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怀着一种敬畏和尊重的态度。这种可以流传下来的文化，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历练，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价值，蕴含着永恒的、普遍的意义，不能轻易否定和彻底抛弃。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借助于这种传统的智慧，因为他经历了漫长的检验，比起个人智慧来，传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更靠得住的智慧。伯克有句名言“个人可能是愚蠢的，但是人整个物种却是聪明智慧的”。他相信经过累积和筛选而成的传统正是智慧的宝库。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摧毁了，它以迷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的秩序，使得社会一盘散沙，并处于混乱动荡的状态。伯克在书中痛陈法国大革命的危害，认为这种彻底摧毁传统的做法让法兰西买下的是“不折不扣的灾难”，“用罪行买来了贫困”必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出现。不久之后，拿破仑建立的欧洲政治霸权似乎完全证实了伯克的预言。在伯克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是深刻的：“法兰西的新鲜的废墟只要我们放眼望去，就会震撼我们的感情的，它绝不是内战的蹂躏；它们乃是深远的和平时期的粗暴无知的谋划之可悲的但富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纪念碑。”[4]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就在于其破坏了传统，并用了一种激进的暴力方式推翻王权统治，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崩溃，这成为他的《法国革命论》整部著作的立论基础。

传统蕴含着现成的智慧，是从现实境况出发的历史经验主义智慧，经得起时间和现实的检验。保守主义者重视传统，是经验主义者和实践派，他们认为传统的智慧是最现成的，可以立刻拿来使用的智慧。而那些建立在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冥想基础上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往往要花巨大的代价。伯克有着长期从政的丰富阅历，就是一位务实而重经验的政治实践家，而不是闭门造车的文人和哲学家。在伯克看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后果严重，就在于卢梭和伏尔泰将纯粹的抽象人权理论和理性观念用到实际生活中，是以空想或以哲理的概念为依据，如人的自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自由、平等、博爱等。伯克坚持从现实出发，反对抽象理论运用于实践，因为现实往往比理论更为复杂，有很多需要不断调和平衡的因素，有时候甚至是妥协，一场彻底的、激进的革命并非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伯克极力拥护英国革命，是因为其以维护传统中的美好的价值为目的，以现实为依据，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以破坏传统为目的，从概念出发。

伯克反思启蒙理性，强调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在理性精神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启蒙时代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乃是具有天然的情感的人们；我们不是抛弃我们所有的那些旧的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我们便越发珍视它们。”[4]可以看出，伯克非常重视非理性的因素，如道德、情感、宗教等，他认为传统越是悠久，就越有魅力，对于人类美好情感、原初意识、原生德性的珍视，可以唤醒人类心底潜藏的一种情感，一种最为素朴的情怀。在理性高扬的时代，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以理性为依归，以理性作为人类的最高法庭，伯克却对理性持批判立场，坚持传统的德性，甚至将传统的血缘、亲情等非理性因素融入政策和法律制定中，“在这种对遗产的选择中，我们就赋予了我们的政策结构以一种血缘的形象，用我们最亲密的家庭纽带约束我国的宪法，把我们的基本法律纳入我们家庭亲情的怀抱之中。”[4]

伯克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但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复古崇古的守旧迷信之人，在他对传统的认知中，也充满着革故鼎新和与时偕行的深刻的辩证法因素。他说“由于一种巨大的智慧的安排，人类的伟大神秘的结合一旦铸成一个整体，它便永远既无年老，也无中年或青年，而是处于一种不变的永恒状态，经历着永恒的衰落、沦亡、新生与进步的不同进程而在前进着。”[4]伯克认为对于传统的尊崇不是崇古的迷信，而是一种哲学类比的精神，传统并不是故步自封，它随时都在变化，但在不断更迭的变化中又有一种恒定的永久的价值存在。因此，可以说伯克的保守传统的思想具有超越历史、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普遍主义因素，可以被后世不断吸取其养分，继续前行。

三

对传统的珍视并不排斥对变革的诉求，保守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保守和变革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把握好一个合适的度，正如《中庸》中所说的，这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在保守中进步，在变革中维持，这是伯克的又一个辩证法。在伯克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审慎”，与之相应的还有“深思熟虑”“小心翼翼”“戒惧”等词汇，充满了伯克对于社会变革慎之又慎的保守心态。保守主义并不是不要改革，反对改革，而是更加主张一种更加务实的、渐进式的、温和的、张弛有度的改革，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改革的成功，从而避免传统的断裂和贫富差距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双重负面后果。美国学者凯纳文指出，伯克所主张的是一种实践的政治理性（Practice political reason），这是一种强调包容性、平衡性和妥协性的智慧。审慎的原则来自于哲学上的怀疑主义，伯克继承了休谟的经验论怀疑主义，强调人的知识的局限性，人的知识不仅有限，而且容易出错，因此审慎变得必要。保守主义者继承了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审慎是政治家所应具备的主要美德，任何政治行动都必须顾及其长远后果，而不仅仅只考虑民众要求的一时痛快。相比之下，激进主义者则缺乏审慎眼光和深层智慧，希望一步到位地实现目标。

对于审慎原则，伯克认为国家是由历史和人民缔结的契约关系，不可以随意更改，任何的变革或创新都必须用慎重戒惧的心态尊重这种延续性。“国家不可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一些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不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协定。”[4]国家是一种历史的契约，是人民世代所选择的一种契约关系，是非常神圣的，不可被怀疑的，因为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著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4]基于这样的一种契约关系，伯克认为只有最初的和至高无上的必要性才能达到理性、秩序、和平和完美的境地。契约缔结的是有生灵的人类，会涉及无数的普通人的利益，更加要慎之又慎，他说：“如果说当我们是对无生命的物体进行工作时，周密与审慎乃是智慧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当我们所要拆除和建造的主体并非是砖石木材，而是有知觉的生物时——由于他们的处境、条件和习惯的突然改变，大批的人就可能沦于悲惨的境地——周密和审慎就确乎成了责任的一部分。”[4]所以，审慎地面对改革就成了一个必备原则，因为这关乎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个体生命，和一个国家长远的发展，这就需要“立法者有一颗富于敏感的心灵，要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良好的政策就是需要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整个社会和其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用一种激进的、颠覆式的方式来撬动整个社会的链条，使之陷入动荡和混乱。英国伯明翰学派奠基人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社会》中分析伯克的审慎“来自于从根本上认识到了人类事物的复杂和困难，所以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合作式的控制和改革过程。”[5]威廉斯认为伯克反对的并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改革的方式，“他最猛烈的火力是针对所有的全盘革新和激进的重建而发。”在雷蒙斯看来，政治是实际权益，而不是理论观念，因此，需要权衡各种利弊，以更加审慎敬畏的态度对待改革和进步。

四

自近代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冲突不断，新旧、古今、中西的纷争至今依然没有停息，文化上的保守与激进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看待传统、如何应对改革，也许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能够给我们诸多有益启迪。

首先，伯克尊崇传统、信任祖先的思想，对于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将有纠正和调整的作用。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被动地走进了近代化的历程，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矛盾心态，到“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西化浪潮。在高举启蒙精神的旗帜下，以理性文化对待传统的大肆鞭挞和破坏中，我们的传统链条几近丧失，传统所承载的美好德性以及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一切秩序和规则统统被打破，社会曾一度陷入混乱的状态，这一点正如伯克所预言的那样，传统的破坏会导致社会出现混乱。传统的伦常体系被解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忠义孝悌、礼义廉耻的传统价值观也随之碎片化，整个国家的道德体系和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早年属于激进派的梁启超，后来深受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启示，逐渐转为缓和，在他看来，近代的这一空前的变故，会导致“国性”出问题，会产生伯克笔下的“世代衔接”问题，“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奇圣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6]梁启超对“国性”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而审慎却是伯克最为推崇的政治家应具有的美德。由此可见，传统对树立“国性”是非常重要的，“国性”被抛弃、旧的道德体系被彻底破坏，而新的东西又尚未完全建立，在中国人的心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家园失落感，心灵无法找到依归，精神无法找到慰藉，古与今没有做到很好的“衔接”和过度，在激烈的冲突中普遍泛化为一种严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意识。

因此，今天再读伯克，会发现他思想的深邃的洞察力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对我们认识过去的100多年的历史有发人深省的意义。正如伯克所言，传统是历史传承的遗产，是世代祖先积累下来的智慧，是社会有机体的连续性产物，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它，要充满敬意和尊崇地看待它，它不仅为我们当下的问题提供了现成的解决方案，而且是指导我们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是根源于自己的本土文化，任何一个制度的落地实施也必须充分考量自己的文化环境和历史土壤。

其次，审慎变革对于我们当前的政治建设也有一定启示。尊崇传统是为了继续前进，而审慎变革是为了前进步伐更加稳健。新中国建立后，改革和革命的争论依然没有平息，革命化的叙事方式一度成为主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机。“攻守易势”、时代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还延续暴力革命的思维模式，必将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时也命也”，一定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策略。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领域的改革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治理等层面，而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必定关切到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改革也更加艰巨和艰辛，因此，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也要辩证吸取保守主义的渐进式的、审慎的改革思想，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正如伯克所言，我们需要立法者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和智慧的头脑，来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以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王同亿.英汉辞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

[2]塞西尔.保守主义[M].杜汝楫，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曼海姆.保守主义[M].李朝晖，牟建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梁启超.国性篇[J].庸言，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