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最难忘的一个时刻，就是看着英国的国旗降下来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了。那是一直盼望着的时刻，香港回归祖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 回忆起20年前深夜的那场交接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说，一个60岁的人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很感动、很感动。”20年后，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依然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操劳奔波。

“‘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举世瞩目下，年届六十的董建华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董建华依然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感动”。而作为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兴奋、感动之余，更体会到了“责任重大”。“当时心里面只记挂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确保一国两制的贯彻落实。那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一国两制，一国，我们回家去了，这个一国两制，要落实它，就是确保这个一国两制能够在香港立足起来了，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了。”“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努力工作。”

如今，香港经济竞争力有增无减，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讲起香港这20年来取得的成就，董建华充满自豪。“毫无疑问，‘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他肯定地说，回归20年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变，法律基本不变，经济社会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他特别指出，法治作为香港重要的核心价值依然牢固，这也是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并且坚决维护的。

董建华表示，无论以什么标准看，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都是成功的。香港的法治、自由市场经济、国际化特点和生活方式全部得以保留，由于这20年里经济以平均每年3.3%的速度增长，香港的繁荣也得以保持。

在这方面，董建华引用了2016年10月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报告中的一些数据。这份报告评估了215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指标，香港1996-2015年这20年里在很多关键领域的排名都上升了。法治一项，香港从第60位上升到第12位。政府效率，香港从第28位上升到第3位。腐败控制方面，香港从第20位上升到第17位。最后，在规管质量上，香港从第4位上升到第2位。事实上，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成功是人人看得到的。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还为香港提供了巨大竞争优势，去推动经济与社会计划。事实上，“一国两制”带给香港的一系列竞争优势是任何一个亚洲城市都比不上的。

董建華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件有意思的事，“香港回归前几个月，我见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我们私下经常见面。他对我说，香港实在是太幸运了，他希望新加坡也能享受到“一国两制”的特权。那以后，不少内地大城市的负责人也告诉我香港有多幸运，他们非常羡慕香港因为两制而享有的竞争优势。”

从国家角度看，香港过去20年“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让人民深感自豪，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尝试，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壮举。

董建华还注意到，回归之后，香港与内地民众间的往来、沟通越来越密切了，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能讲普通话了。“在人员交流、经济互动中，港人对国家的了解更多了，认识到国家发展很快很好。”他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依赖同美国、欧洲的贸易，而今香港越来越紧密地与内地融合，越来越多的港人到内地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持续”。

董建华指出，中央自始至终着眼大局，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得到全面准确的落实。从国家层面上看，香港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坚定不移地站在国家的立场；而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则由港人来处理，体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认为，绝大多数港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国两制”对于国家、对于香港的重要意义，衷心支持“一国两制”，“有了‘一国，才有‘两制，这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每当香港遇到困难都有国家做后盾

回归20年，“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为香港带来许多新变化，董建华深有体会的是：“回到祖国的怀抱，每当香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有国家做强大的后盾。”

特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从成立之初就面临巨大考验。董建华回忆说，就在我们还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爆发，并迅速席卷亚洲，冲击香港。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到1997年10月，香港利率升得很高，有人在炒与美元挂钩、实施联系汇率的港币。1998年8月，国际炒家针对港元联系汇率进行攻击，希望冲破联系汇率获利；同时，他们在股票市场抛售，有许多都是很好的股票，目的就是为了冲破联系汇率图利。这是一开始没有预想到的结果。

在这场危机中，中央坚持货币稳定政策，为香港化解危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8月我们看清楚后，启动反击，将抛出来的股票买进来，实力斗实力，结果我们斗赢了，好像做了英雄一样。”董建华回忆道。

仅仅过了几年，更恐怖的“非典”让香港陷入恐慌，董建华对记者说：“假如问我什么事最难忘，那就是‘非典，非典”时期，香港街道上人很少，出来都是戴口罩，楼价跌了很多，经济严重下滑。让我觉得最难过的是‘非典时期香港死亡约300人。那年4月份时，中央问我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我的要求真的很多，那时香港医院里面防护服不够，街上的口罩不够，着急得不得了。我同中央讲了，大概三四天就送来了。我们很感动。”董建华说，国家的关心和照顾，香港都能亲身感受到。

谈香港“一国两制”优势：向中央“要自由行”

在董建华看来，“一国两制”给了香港很多优势，他向记者讲了一段2003开放内地游客赴港自由行时的插曲：“因为刚战胜‘非典，经济停下来了，游客可以帮我们忙。那时我想要内地赶快开放个人游（指自由行）给香港，温总理同意了，但又提醒我‘董特首啊，你吃得消吗？假如很多游客来，你吃不消怎么办？为此我还特别回香港和大家开会，第二次我同他讲时，他还是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下。我说，‘不要再考虑了，应该来了。”

20年过去，董建华认为，内地民众来香港个人游，整体来说对香港还是好的。

董建华又以电影为例，“回归前，大家说香港是东方的好莱坞。那时我们拍了很多电影，但是，拍给谁看？香港600万人，台湾2000多万人，还有国外华侨，加起来只有4000万人左右。现在我的天啊，有14亿的人口要看电影！”他认为，香港还没好好地将电影重新发展起来，但相信是有机会的。

香港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助力，离不开“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绝大多数的香港人知道‘一国两制的落实对香港太重要了。”董建华说，在这个过程中，经常要提醒自己的是，有了“一国”才可以有“两制”，不能只关心“两制”。如何把握中央与香港的关系？董建华强调，中央从头到尾就是看大局的，确保“一国两制”能够落实。在国家安全方面，香港一定要支持国家的立场，在主權、领土方面一定要很清楚地站在国家的立场。

心的回归要有一个过程

近日，董建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表示，香港不少年轻人在殖民地长大，“心的回归”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的，需要一个过程，但他对此一点也不担心。他又称，“港独”不是年轻人搞出来的，只是部分年轻人受到误导，大多数都不接受“港独”。

董建华说，香港有些人觉得“一国两制”就是“两制”的问题，对“一国”不够重视，其实“有了‘一国，才可以有‘两制。”他又说，维护“两制”也是中央的初心，“其实中央领导人真是不干预香港，香港自己具体的事，你们自己去做去，但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问题，牵涉到国家利益的问题，那当然国家要出来讲话，对不对？”

对于去年青年新政梁颂恆和游蕙祯在立法会宣誓时宣扬“港独”，董建华说，“每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是受到误导，香港搞‘独立的话，香港生存不下去的。经济方面生存不下去，国际的地位方面根本没有了，全世界都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怎么生存？香港人都了解这一点，所以不支持这件事情。”他认为，“港独”不是年轻人自己搞出来的事，而是有些人在鼓吹，年轻人就去响应，强调“港独”在香港并非“一个很大的力量”。他又指，自己经常与年轻人见面，他们都不接受“港独”。

董建华忆述当年父母向他表示，自己是在卢沟桥事变当日，即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出生，所以长大后要做个好的中国人，但现在香港不少的青年人，都是在殖民地时期长大，成长的过程不同，因此需要有人心回归的过程，“我们（香港）离开了祖国156年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过程回归了，心的回归有一段时间的，一步一步地要去做的，但这是有个过程的，我一点也不担心。”

“我对香港的将来很有信心”

当大家提到董建华时，会有很多人会想到他说的“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名言。再次谈到这句话时，他告诉记者，“香港好，国家好”是自己实实在在看到的过程，“我们祖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到80年代的时候，香港大量参与到改革开放里，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因此我说，香港繁荣，香港好的话，国家就好。”

至于“国家好，香港会更好”，董建华说，当时自己根本没想到，今天国家已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好了，能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为香港百姓创造新的天地。那时就感觉到国家一步步地，一定会很成功，但没想到走得这样快”。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且这种增长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因此，董建华认为必须更好地利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竞争优势，使香港的经济基础多样化。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它在亚洲就相当于美国的纽约、欧洲的伦敦。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以及亚洲经济因此也不断增长，香港金融服务业将迎来扩展机遇。

例如，中国目前是世界各地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香港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商品交易金融中心，而现在这类交易都是在伦敦和芝加哥进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在这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其他像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这样的机会也会出现。香港应当贴近中国未来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坚持“一国两制”使香港在法治上保持了极高声望，并延续了严格的监管制度，这是国际金融界对香港的信心所在。

接下来，“一带一路”倡议为香港提供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一个例子就是，沿线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巨大的资本需求。在融资的初期阶段很可能要靠政策性银行，但随着项目开始成熟，作为高水准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IPO融资或帮助筹集长期债务方面就会处于有利地位。

中国另一个新的伟大创举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它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消费市场因中产阶层崛起而快速增长，并且它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随着这一规划的进展，香港面临的机遇是无比巨大的。

以上提到的经济活动将促进香港的经济增长，并创造新的就业，其中许多是高端服务岗位。董建华坚信，凭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竞争优势，香港会在所有这些经济活动中竞争成功。

此外，当谈到香港近几年发展的波折，作为“过来人”，董建华指出香港面临的三大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土地的供应，房屋的供应，因为楼价涨得很高；第二是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三是年轻人上游机会的问题。这些都是很迫切的事，也是将来候任特首林郑月娥必须要面对的。”同时他也表示，林郑月娥非常出色，“我认为她可以做好这件事情。”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是这个乐观是有基础的。”董建华说，香港很有条件在国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不但对国家好而且对香港好”的角色。

关于未来，董建华还有一个愿望：希望香港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说，香港中西文化荟萃，应当承担起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而这对世界不同民族的融合会有很大借鉴、帮助作用”。讲到这里，老人的脸上流露出期盼之情。“希望香港能够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一个80岁老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