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在《食事》里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所以，在上海面館搬到昆明的1965年，那一碗撒着葱花、飘着冬菜，架着大排的汤面成了昆明人争相去品尝的味道。

“不辣，带点甜。”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的那碗汤面，老昆明周鑑青的心头还是微微一颤。

原先的上海面馆在现在的东风西路，艺术剧院附近。那是一个大约80、90平方米的大通间，厨房和店面一分两半，压面机就堂堂正正地放在厨房里，新鲜的面条就从那里出来。

店里整齐地放着二十多张木桌，墙上还挂着两大幅油画，一是上海外滩，一是上海街景，它们像在宣示，“看，我是血统纯正的上海货”。昆明人一拨一拨地来，从昆明城的东西南北来，他们坐在店里东看看、西瞅瞅，仿佛真要在这个面馆里看出点上海的样子来。

他们一边吃面，一边看着墙上的上海外滩，心里大概着，“要是我能去上海出差该多好。”随即，再吃一口面，细细品尝，“原来，上海的味道是这样。”去不了上海怎么办，吃一碗海派面吧，于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上海面馆在昆明的东风西路出尽了风头。

“一提起上海面馆，没有一个昆明人不知道的。” 周鑑青印象里，每次去上海面馆吃面都要排队，“站着，等上一拨人吃完你再坐下来吃。”那时是大锅煮面，面条煮熟后，一次捞起来就分出十多碗，排队的人一下子就抬光了。

对于昆明本地人来说，上海面馆可能是一种“新口味”，而对于在昆明的上海人来说，上海面馆就“家乡味”。

在国家三线建设背景下的1966年，上千的上海人来到昆明支援昆明钢铁厂建设。因此，在距昆明数十公里的昆钢厂里就出现了一种夹杂着上海话、昆明话、普通话的口音——“昆钢话”。老昆明人记得，那时的周日，只要在上海面馆门前的队伍里听见这种口音，就知道是昆钢的人进城了。

在还使用粮票的年代，大排面和馄饨一类的“荤食”只能偶尔解馋，但7、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往往能为当时的吃惯了米线的昆明人带来满满的饱足感和幸福感。

“阳春面”是上海面馆的招牌面，一碗清水面线撒上些许葱花，汤汁清澈，回味悠长。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面馆里是看不见辣椒油的，吃惯了滇味的昆明人怎么办呢？他们带着辣椒面到上海面馆吃面！现在细想，周鑑青认为，当时上海面馆之所以能够在昆明城火爆二三十年而不衰落，证明这不是一场刮之即走的“沪式风潮”——以阳春面、大排面为代表的上海面馆所带来的饮食文化已经与昆明城市文化交融在一起，成为昆明饮食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1999年后，东风西路街道改扩建，上海面馆不见了。昆明人悄悄按下了暂停键，把对上海面馆的那份怀念装裱好并束之高阁，等待有朝一日的解封。

汤、浇头、面，甚至是青花镶边的碗，相互映衬，才决定了一碗面的格局。

4年之后，来云南上大学的山西人小孟偶然在小菜园发现了一家面馆。店里的服务员统一身着白衣白帽，“老国营的年代感”吸引了他，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大排面、阳春面、葱油拌面……终于到把店里的面条吃了一个遍，他开始记住了这家店的名字——上海面馆。

毕业后的小孟，生活圈从那边迁到了另一边。关于小菜园上海面馆的未来，他不得而知。

陈晓卿说，“关于食物的记忆总是绵长的。”所以，怀念着某一种味道的人，总能在这个城市中与记忆里的味道相遇，一旦遇见，欢喜自来。包括周鑑青，包括小孟，包括和他们一样和1965年上海面馆有过交集的昆明人。

就是这么巧，位于南强街与护国路交叉口的这家上海面馆，正为这群人找回了这份念想。

22㎡的小店当然没有上世纪60年代国营饭店的规模，但是“上海面馆”四个大字能让人联想到当年黑底金字的招牌。前不久，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走进这家上海面馆，他们说，想起了年轻时候去东风西路排队吃阳春面的场景。据当时在场的店员回忆，老两口点单、拍照、吃面，然后很满足地离开。

从面相上看，地道的上海面，应该透着一份精致，白的白，绿的绿，还有琥珀色的汤汁。

繁忙的城市中有一家带着历史印记的面馆是多么有趣啊。像与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街角打了个照面，然后，那些美好的回忆包裹着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