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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不是潘金莲》看流行文艺电影的改编策略

2017-07-06李占喜

艺术评鉴 2017年9期
关键词:刘震云冯小刚

李占喜

摘要:第五代导演冯小刚以其超凡的编、导、创的能力成功地将我国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搬上了银幕。冯小刚将一部长篇小说文本精简到如此连贯的镜头叙事方式可谓出神入化,但里面也有一些弊病。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对原著的改编策略,探求冯小刚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对原著改编的成功与不足,并提出当下流行文艺电影今后改编的启示性建议。

关键词:冯小刚 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 流行文艺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0-0141-03

成功的影视作品是基于一部优秀的剧本,精彩的故事素材能够为电影的时空叙事增添不少色彩。“贺岁片大师”冯小刚以其超凡的才能在2016年年底推出其新作《我不是潘金莲》,对于其个人艺术创作历程来说可谓是推陈出新,硕果连连,可以说其执导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给人很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对社会的观照。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作家刘震云更是以其独特的编创能力享誉整个中国文坛,并因此获得2017年柏林电影节“亚洲璀璨之星”最佳编剧奖。从1995年电视剧《一地鸡毛》到2003年的电影《手机》,再到2012年的电影《一九四二》,到2016年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二人再次合作成功的创作出这一流行文艺作品,可以说编、创、导和演在这部作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成功之处

(一)冯小刚删繁就简,保留主干的影像叙事

冯小刚更是独具智慧,删繁就简,去掉无关紧要的故事情节和细枝末叶,保留原著主干和重点,结合时代主流趋势通过其独特的风格,突破剧本原来内容框架线索的束缚,很好的将中国文化和为人处世的哲理通过自己独特的诗意圆形构图、唯美的空镜头画面与和耳熟能详的画外音传达到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他并没有将这部长篇小说刻板地还原和复述,而是一种选择和创新。电影的影像叙事是按照原著时间的发展顺序来安排的,但是冯小刚的改编并没有让我们感到那种跨度感和不衔接感,而是一种巧妙和顺畅。整体的故事情节在原著中是按照时间叙事方式和小章节布局的方式展开全文。而作品保留了主要的人物对话、精彩的情节,并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其适当改编,使得整体的影像风格与原著大体相匹配,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原著的魅力和主题。冯小刚删除了次要人物的次要情节,并积极创新,使得主体相连的影像叙事策略,使得观众在最短的时间里理解作品的故事主体。

对于这样的作品需要剪裁出一身私人订制般的影视作品,可谓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二)刘震云原著精妙的故事和简明的章节处理

原著包括三章,分别是【那一年】、【二十年后】和【玩呢】。章节布局简单,简明易懂。每一章又设置若干小节,这样的叙事是对于观众阅读时间和记忆的考虑和关照。从接受主体来看,这样的章节处理更利于读者对这部长篇小说的阅读兴趣和认知,使得人物多而不乱,主次分明,情节有序,叙事连贯。

本书最后一章,看似漫不经心、恪守规矩、离开官场归隐田园的前县长史为民精心于自己的“连骨熟肉”的经营和打牌。实则是从简单的言语对话里道出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当年的冤假错案一直未得到平反昭雪。这样的反讽手法比直接介绍李雪莲的悲剧更能凸显本书的要旨:諷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奔走钻营、私心私欲,明争暗斗以及上传下达的官场唯唯诺诺的不良作风和层层的地位和权利压迫。

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蒋述卓教授认为,“流行文艺为主流价值观提供了积极因素,与主流价值观形成了良好互动”,“在与主旋律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表达中,透露出对主流价值观及传统文化的拥护与热爱”。[1]笔者认为,小说总体是成功的,仅仅从主题上来说是迎合时代主旋律——反贪反腐倡廉而创的经典佳作,是对法律无知者的讽刺和小人物的怜悯,是对诸多人性欲望的描绘,更是对于当今官场社会奔走钻营、尔虞我诈、唯唯诺诺、不作为、戏剧化的虚伪表演、贪污腐败、徇私舞弊、贪污腐败等压迫人民的大小官员的无情批判和教育。

在故事叙事、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处理上,刘震云是将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对比、矛盾、心理、巧合、转折、悬念、冲突等要素的精准设置和布局,是优秀的小说,更是精彩的故事。与此同时,本书也让我们倾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独白。告诉了我们许多圆滑和灵活处理事情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少不了优秀的故事编排,优秀的故事是基于各要素的精彩构成。作品中的最大特色就是人物的名字塑造、心理描写、性格描写、矛盾刻画、环境描写、细节描写、人物出场顺序、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等使故事的起承转合合情合理,贴切地将人物描绘得鲜活生动。

文本人物如刁民、小白菜、潘金莲与李雪莲、丈夫秦玉河、弟弟英勇、省长储清廉、市长蔡富邦、县长史为民、院长荀正义、专委董宪法、法官王公道、拐弯镇杀猪好色的老胡、兽医赵火车、看厕所的妇女与秦玉河和李雪莲、秦玉河的委托律师老孙和李雪莲打官司律师老钱的事务所安排。李雪莲拜菩萨时的心理描写,人家拜佛烧香都是求人好,只有李雪莲求人坏。“菩萨,你大慈大悲,这场官司下来,让秦玉河个龟孙家破人亡吧”。想想又说:“家破人亡也不解恨”。对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董宪法,52岁,人老没有前途,一个位置做了二十年,官职才是“专委”,爱喝酒,闷闷不乐的刻画。李雪莲拿着一包袱棉花和两只老母鸡贿赂董宪法,董宪法没要,骂了李雪莲一顿。看到两只鸡被炖成肉,又骂:“你知道你在干啥?你这叫贪赃枉法。”但第二天早起,董宪法就把这事给忘了。李雪莲和人物的矛盾,市长蔡富邦、副市长刁成信(官场的晋升矛盾);“什么叫腐败?腐败不仅仅是贪赃枉法,贪污受贿和搞女人,最大的腐败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比这更腐败的,是像刁成信这样的人,身在其位在谋反政。更大的腐败是,刁成信明明在反攻,你还奈何不了他……”李雪莲静坐市门口与市长“创建精神文明城市”矛盾冲突,(市长刚从北京汇报完工作回来等着领导小组的到来)赶紧把她弄走——传达——“扰乱社会秩序罪”关进了拘留所。“嫁我的时候,你是处女吗?新婚那天晚上,你都承认,你跟人睡过觉。”秦玉河的话让李雪莲受到了刺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我不是潘金莲,得把潘金莲的帽子摘了,要摘这个帽子得说明离婚是假的,本想说清楚谁对谁错就过去了,没想到和秦玉河一起喝酒的人都把这事当真了,打算离开本地,直接状告北京。

为了一个假官司她打了大半生,不是因为天生的执着,而是因为官场某些官员为了保全自己的官场生涯挖空心思对其步步紧逼、欺骗和层层压迫的现实无奈和尊严。像她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被压迫的小人物,在我们国家不知有多少历经岁月的沧桑、年华的衰老,很多内心的委屈和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二、不足之处

(一)冯小刚改编的不足

冯小刚的删繁就简、抓住主干的影像叙事中,对于次要人物的性格刻画、背景的介绍、细节的安排、人物名字的创新和故事情节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著的味道,不能很好地凸显特定人物主次之间的典型特征。

为了更好地讲清作品的不足,笔者通过反复的观影和思考,简明扼要地将其故事情节整理如下:作品首先通过借助魏东诗意唯美的油画和冯小刚独具特色的画外音对作品展开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潘金莲与武大郎的故事叙事,其后是李雪莲找法官王公道、王公道在法庭审判、荀院长等人和老院长喝酒吃饭、李雪莲拦县长史惟悯的车、县长后门逃走、市长蔡沪邦出现、省长储敬链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冯小刚解说过渡情节、李雪莲被抓关起来、释放后与牛对话、冯小刚解说过渡情节、直接找到正在喝酒的秦玉河、冯小刚解说过渡情节、分别找英勇、老胡帮忙报复、冯小刚解说过渡情节、再次告状、李雪莲、院长王公道、县长郑众让她签协议激化矛盾、空镜头(荷花、雨滴、涟漪、永安市)过渡、市长马文斌美丽乡村会议、找秦玉河的厂长、厂长找秦玉河做工作、去北京告状、拜佛空镜头、找赵大头、旅游、首长人大会议、省长处理人、再次拜菩萨、赵大头帮李雪莲逃出看守、黄山旅游、买衣服、发现欺骗、找到李雪莲、交代秦玉河死去、人大会议顺利结束、上吊、餐馆遇到十年前的史县长、交代多年告状的原因是为了流产的孩子、冯小刚解说过渡情节、结束。

相对原著,冯小刚对于人物名字的改编(委托律师老孙和老钱、董宪法、老贾、老古、老钱、乐小义、安静、史为民、郑重、荀正义)的不成功,不能像原著一样凸显人物的性格和达到反讽的意味。笔者认为小说文本是语言艺术,为了讲清楚必须在人物、动作、语言、心理、情节、细节上加重笔墨,但是对于影视艺术来说,他的一个镜头、画面、景别、声音、色彩、构图、光线等元素就可以很好地实现对故事的连贯叙事,这是文本和影像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具有差异,电影的故事叙事大背景不能改变太多,人物名字也不能为了创新而变动,小情节和次要人物可以适当修剪,但是心理刻画和人物背景未交待清晰,使得所有的情节都是一种必然,而不是悬念和巧合的出人意料。空镜头和画外音的快速过渡难免会让观众感到突兀和不连贯。

此外,导演缩短了时间跨度,将二十年改为十年,但是十年后的李雪莲人物形象设计并不臃肿和衰老,只是对其服装和发型进行了替换。而且,对比反应官场腐败的场面和人物的对话太少,当然这是需要考虑电影的时间性,但是,作品的主题就不显得明显,对于官场的反讽效果不突出。细节描写粗糙,等待的十天李雪莲做了十件事的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洗澡、改發型、买新衣、新鞋、卖猪、托付孩子和拜菩萨)在影像中跨度太大,无法凸显人物心理活动。

(二)刘震云原著的不足

最后一章以【玩呢】,简单的介绍了和前两张不大符合、不太衔接的人物和场景,所以冯小刚的在影像最后并没有采纳原著的结尾叙事,而是在李雪莲上吊未果想开后和表弟在县城开了一家餐馆偶遇前县长史惟悯来凸显一个“冤”字而结束。这是对文本的创新。但原著的结局,反讽的力度虽比不介绍李雪莲的悲剧场景更加有力,但是却让读者感觉到隐隐地杂乱、无序、突兀、不流畅和不衔接。

另外,为了更好的让读者在阅读时不产生疲劳感,所以它的章节布局采取了短篇小说的微叙事,通过三章,细分一、二、三、四……等展开时空叙事,但是对于时间不充分的读者来说,需要做笔记,回头浏览才能想起前几天的故事情节和事件。如果在每一个标题里都有小题目,或关键词或故事梗概,那就一目了然,清晰可见了。

告状的目的不如影像里的更符合社会现实。如今二孩政策已经放开,李雪莲寻找法官王公道时送的礼物(文本是半布袋芝麻和一只老母鸡;影像是香油和腊肉);假离婚的原因(文本为了要二胎躲避罚款和保住工作和电影为了分得单位的房子);十几年来坚持告状的目的(文本是官员们的步步紧逼和不信任激化了二者的矛盾和自尊心;影像最后通过矛盾不解决而解决达到高潮后即刻结束是为了自己流产的孩子而告状。)

另外,稍微谈下文本中的色情部分可以一笔带过。因为作为文学作品,也要学会像影像一样含蓄、空镜头叙事这部分内容一样,干净、纯洁,而非一些淫秽低俗的语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过,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的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所以说,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一定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平衡,使得欲望化得以“合理编码”。而文本中的某些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坏不成熟、年轻读者的思想。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蒋述卓教授认为,“欲望表达是流行文艺生产的重要维度。在视觉时代,影像是欲望最直接、最实用的表达途径,是从物质、生理和精神层次的欲望。”[1]

三、对流行文艺电影改编的建议

蒋述卓教授认为,流行文艺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专指受大众喜欢和追随并且具有广泛影响流行起来(流行音乐、流星电影、青春偶像电视剧)的一种文艺样式和文艺现象。其特性包括“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商业性和高技术性”。[1]

建议今后流行文艺电影的改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迎合时代主旋律,反应社会不良现象和问题,而不是娱乐低俗的笑场;(二)要敢于突破原著的繁杂叙事,积极创新,精确取舍,保留主干叙事并反应时代最新、最热的问题;(三)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对原著中不良的、不正的、黄色淫秽低俗的内容要学会摒弃和空镜头覆盖,切忌传播不符合《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总局》的各项条文规定,不然会造成审查不合格后的人力、财力、资源和时间成本的多重浪费;(四)对于影像的改编,要观察原著的故事叙事是否巧妙,而不是出现现在一些搞笑低级趣味的影视作品,没有内涵,仅仅是类似于韩剧在形式上通过肉体、低俗和制作技术上的短暂的感官刺激;(五)改编后的影像,要视具体情节,合理安排空镜头专场,在叙事中,要注意刻画人物的心理和背景;(六)对于文本的人物名字要学会保留,否则即使保留主干,故事依旧不具有鲜活的人物。人物的姓名起得好,一定要学会保留,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造一些没有任何血肉的同音不同格的人物。

四、结语

优秀的编导是故事创作的核心,优秀的故事是影视作品的灵魂,在今后的文艺生产和创作过程中,对于今后流行文艺电影乃至电视剧对于原著的文本选择、故事编创、影视制作、演员表演等方面,本文详细批评并比较了《我不是潘金莲》的文本和影像的差异、成功和不足,以小见大,对今后的流行文艺电影创作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也希望此拙文能对我国今后的影视编导、文艺研究方面的相关人员能从中启发自己,并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给观众。

参考文献:

[1]蒋述卓.《流行文艺的生产、传播机制及其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专题讲座[R].南宁: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学术报告厅,2016.

[2]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R].新华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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