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嚴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生态赤字大、生态欠账多、生态问题突出，必须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谋划科学思路、建立健全制度、夯实社会基础，建立立体交叉的“生态安全网”。

[关键词] 资源环境； 生态文明； 生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 X2； X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7）06-0033-05

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生态破坏将使人们丧失大量适于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条件，并由此可能摧垮政权、击溃经济、荼毒生灵、毁灭文明。因此，保障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切实保障生态安全。

资源环境问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

当人类文明发展逐渐挣脱了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缰绳之后，生态安全就呈现出不断下降和恶化的态势，甚至面临崩溃的威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生态安全正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把生态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对生态问题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战略选择。

人类文明发展所面对的共同历史难题。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自然为中心的“原始文明”，它反映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依顺。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狭隘单向的形式，人类主要是以利用而不是改造的方式与自然界相连接，所以生态系统基本处于自我运转的良性状态。第二个阶段是农业文明。人类开始由依附自然到摆脱自然，进而积极地干预自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增长，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初步对抗，出现了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局面。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代，人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尚未超出自然环境的容量，环境可以不同程度地得到恢复。生态安全虽偶有下降，但总体较好。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文明时代。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近代科学技术应运而生。在大机器工业的直接驱动下，通过三次技术革命及相应的工业或产业革命，人类从太空、海洋、地表及地壳深处开发、改造和征服自然，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人类对自然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利用”变为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生态安全呈现不断下降甚至恶化的态势。

面对迫在眉睫的生态问题，深处工业文明“风险时代”的人们不会无动于衷。西方发达国家是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也先期咀嚼到自然界报复的苦果。如果再不踩住“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谋求发展”的刹车，最后形成的毁灭性结果无法预期和控制，而且这个结果一旦爆发，便无可挽回。各种反思生态危机的思潮风起云涌，各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运动如火如荼。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为推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了很大努力，也见了一定的成效，但总的说来效果有限。全球生态退化、环境危机依然如故。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环境问题根深蒂固，生态修复、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

我国资源环境引发多元安全风险提出的时代课题。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曾有所表现，但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严重地凸显出来。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资源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

首先，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秉持着两个前提，即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源供给是无限的，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废弃物的吸纳和净化能力是无限的。在这两个“无限的”条件下，经济活动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日益凸显，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粗放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其次，资源环境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隐患。保障生态安全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2

再次，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诱因。人民群众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希望生活的环境优美宜居，能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不断产生的生态危机既是对当下我国民生工程的巨大破坏，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隐忧。如果不对生态环境建设加以重视，任其持续恶化蔓延，即使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种物质财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很可能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最后，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深层的文化隐忧。生态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人类在尊重和爱护自然的前提下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然而，西方近代思想强调主客二分，基于此种文化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从根本上呼吁征服自然，一味追求物质欲望，致使生态危机成为一种必然。这种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背道而驰的文化观念对我国产生重大冲击，在导致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同时，也显现出了深层的文化隐忧，突出表现为机械主义自然观、个人主义价值观 、工具主义科技观、物质主义发展观、消费主义生活观。

我们党对生态问题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一直把“地大物博”写在中小学的课本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曾让我们引以为豪，充满自信。然而，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我们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也不断得以深化。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3的32字环保方针。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强调要在资源开发利用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环境与发展统筹考虑，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明确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把生态安全纳入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成立生态文明建设专项领导小组，在多次重要的会议讲话中都专门强调生态安全问题，不断深化对生态安全的认识和实践。

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欲治之必先知之，全面认识我国生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生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才能激发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制定科学有效的安全举措。

主要资源能源的匮乏、枯竭制约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加之各种奢侈浪费行为，致使资源能源约束不断强化，水、粮食等多种资源能源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保障安全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当前，水资源短缺严重，用水浪费现象严重。在一些地区地下水超采，造成地下漏斗，水位下降又导致地面沉降，部分区域已经出现水危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两者有效结合才能实现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后备耕地资源少的问题严重，局部地区土地退化和破坏严重。能源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的血液。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尽管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借势而为，找到顺应能源发展大势之道。

生态系统退化致使生态危机易发多发。生态系统本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生命躯体中，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以水生态为例，水稀缺的直接原因是气候变化导致的降水变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涵养水源的生态空间大面积减少，盛水的“盆”越来越小，降水存不下、留不住。森林、湖泊、湿地都是盛水的“盆”，是天然水库，具有涵养水量、蓄洪防涝、净化水质和空气的功能。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树，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耕地荒芜、城市塌陷。所以，解决水生态问题，要从涵养水源入手，从修复破损的生态入手，要采取系统论的思维方法，采取工程性措施，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地上地下、城市乡村。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由于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利用强度不断加大，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受挤占、被破坏的情况不容忽视，生态系统的链条变得日益脆弱，生态危机易发多发。

生态治理矛盾凸显导致遏止生态恶化趋势难度加大。发达国家工业化之路，多则二三百年，少则一百多年，其生态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我国的工业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发展则是近30多年，生态问题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大气质量、生活和居住环境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对旧的问題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机理更加复杂。所以会面临复杂多样的矛盾，掣肘生态安全。突出表现为理想与现实背离、局部与全局扯皮、政策与执行脱钩、利益与生态两难。比如，生态问题往往跨越几个区域，各地为了获得各种资源以实现其增长目标，很容易展开诸多无序竞争，最终，生态治理主体理性的微观选择导致了非理性的宏观后果。

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对策思考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只有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尽快扭转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状况恶化的趋势，我国才能达到生态安全线以上。因此，必须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出发，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谋划科学思路、建立健全制度、夯实社会基础，建立立体交叉的“生态安全网”。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好资源、治理好环境、保护好生态。

贯彻和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在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前提下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是否美好、能否尽享绿色，与人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近些年由环境事件引起的“邻避效应”和群体抗争屡次出现，既表明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增强，也影响着社会秩序稳定。因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绿色发展，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表明绿色发展已成为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表明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大举措：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系统谋划保障生态安全的科学思路。首先，要把积极利用国际资源与立足自身保安全有机结合起来。当前，完全凭借自身资源已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应当积极稳妥地利用好国际资源。应该看到，利用国际资源容易被人卡住脖子，在安全上陷于被动。所以一些基本的安全问题，必须立足自身来解决。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其次，要把世界生态发展大势与我国实际生态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当代世界能源发展大势，就是在技术进步带动下，可再生能源、非常规能源迅猛发展。我们要顺应这一大势，着力发展天然气、核能、风能、太阳能，尽可能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比重。同时，在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还要做好煤炭这篇文章，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再次，要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之路。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治理之路，我们要把握主动权，要改革创新，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来进行综合治理，发挥体制和制度优势，尽量缩短污染治理进程，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走出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安全保护制度。实现生态安全必然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必须依靠制度。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才能为生态安全提供可靠保障。制度是纲，纲举目张。有了制度体系，生态安全才能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制定了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中包括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从生态安全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按照中央精神，加紧构建一套合理可行的制度体系，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真正织出一张确保生态安全的天罗地网。

从政府监管性制度来看，它主要解决整个社会宏观领域的问题，通过政府主导进行监管，以此达到保护自然和生态的目标。其内容包括从源头抓起的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这是国家出于公共利益，使用国家权力，超越产权规定，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的制度。其次是保障监管过程有效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使监管有效实施。再次是从监管结果层面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对资源环境造成了既定的损害和破坏必须追究责任，还要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以市场主体交易的形式来实施的制度。消耗资源不是没有代价的，是要付钱的，这方面要进一步规范。通过经济手段来促进环保是一种有效途径，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打牢生态安全的坚实社会基础。生态安全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设计谋划，更需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如果仅靠单纯的行政措施，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弊端。建设生态安全，我们每个人都是责任承担者、智慧贡献者、建设实践者。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维护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激发全社会保护环境的热情，形成推动生态安全巨大动力，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要信息公开。公开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以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和环境风险行为的监督作用。其次，要广拓渠道。公众参与过程中利益表达和博弈涉及多方利益，应该由各方进行自身利益的表达与维护。最后，要培塑生态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生态文化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原生力量。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全社会的意识自觉和行为自觉，这是生态安全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文化基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3][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4]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Z].2013-09-10.

[5]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Z].2015-04-02.

（作者简介：孙经国，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 梁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