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延炜

亲情观是指一个人对亲情的看法，具体表现为其对待父母、子女、亲属的基本态度。对于身处领导岗位，负有领导职责的党员干部来说，亲情观除了关系其个人的家庭和睦、生活幸福外，也意味着其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手中的权力，以什么样的态度为官从政。

谢觉哉基于对人类社会自然规律的分析，认为父母子女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情感纽带。他将孝老爱亲看做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和共同美德，“奉侍老人不是封建，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人类的美德，是共产主义社会崇高的美德”，指出“那些不养父母的人要父母去合作社找‘五保或者索性推出门不管，那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后退到丧失人类庄严的本质，他们不只是应当受到社会的指责，而且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给亲属的家书中，他反复教导后辈敬老爱老：“父母对儿女是爱的，你们在外的，应该把你们的生活情况，进步情况，所看到的事情，告诉父母、祖父母，既可以练习文字，又可开发家里人的脑筋。老人们知道你们过的快活，他们也会随着快活的。”

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职责，用纪律规范亲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谢觉哉离开湖南，从此与亲人音讯不通，直到10年后的1937年才得以再次通信。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湖南家乡的妻子儿女一直感到十分愧疚。1939年9月，在写给何敦秀夫人的家信中，谢觉哉说：“四十一年当中，我在外的日子占多半，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天南地北，热海冰山，一个信没有也不能有……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付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女儿霭英，谢觉哉离家时才10岁，后去重庆。1945年曾有信盼其去渝聚首，未料不久即病亡，父女二人终未能再见。消息传来，谢觉哉悲痛地写下一首《哭蔼英》：“欲哭无从哭，十九年前貌恍惚。欲哭苦無泪，丧乱重重乡里隔。我离家，汝尚雏。惭我拙，教养疏。依母朝朝事劳作，望父年年消息恶。”对女儿的愧疚和自责，跃然纸上。

需要注意的是，谢觉哉虽然一直对家乡和亲人怀有浓浓的眷恋之情，却也十分注意以党的纪律和规定来约束自己的这种情感，不将个人感情掺杂到工作中。1949年10月，当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家人们也想到北京去找个好前程。当两个久未谋面的儿子提出想搭便车来北京看父亲时，谢觉哉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他同时又委婉地拒绝道：“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1960年，当外孙姜忠提出调动工作，想请外祖父帮忙时，谢觉哉回信说：“姜忠调工作的问题，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并告诫家人“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

谢觉哉之所以如此近乎“不近人情”地对待家人与亲属，是因为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职责。在1950年的一封家信中，他曾对家人说：“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在他看来，共产党员的宗旨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他曾说：“人民革命，替人民造下一发展机会，并不能也不应给人或一部分人以不费力的好处。”

谢觉哉前后有过两段婚姻，共育子女10余人，其中不少是在他年过半百后所生。对于这些孩子，谢觉哉在疼惜之余却也没有丝毫溺爱，一直教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身份观和价值观。1962年3月，在一封给子女们的信中，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他经常教育子女，“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不能因为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就搞特殊。“不论做甚么，自己总要出力、用心，是人家信任你，组织上需要你；绝不可依靠人家照顾你。”谢觉哉主张子女们凡事“看过去，看别人”“工作应该向胜过自己的比，生活应该向低于自己的比。”